从中央苏区反“围剿”前后感悟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是与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民族复兴紧紧相连的，是与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央苏区反“围剿”前后萌生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等毛泽东军事思想紧紧相连的，是与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及战略指挥中枢紧紧相连的。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加强军史学习教育，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通过回顾和研究党史军史，更好地以史为鉴，鉴往知来，纪念先辈，发扬传统，凝内对外，促进和平，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一、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历史渊源和早期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同志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追求。

人民战争是指为反抗阶级压迫或抵御外来侵略，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战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的主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把斯巴达克起义、中国人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称为人民战争。列宁、斯大林直接领导十月革命及无产阶级革命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革命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和实践，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和世界历史。

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最早源于毛泽东本人的独特经历和早期革命实践，尤其是我们党早期对人民伟力的认识。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他创办《湘江评论》，亲自撰文阐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热情赞颂十月革命，预言指出：“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由此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的高度评价。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关于民众重要性思想论述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成为我党对民众重要性认识较早的领导人。他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同时，立足中国农业大国国情，看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赋予了亿万农民以新的意义和历史使命，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并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与同样充分认识到农民力量重要性的彭湃等人一起领导农民运动。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出农民问题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引起关注。他组织的新民学会早期有30多人入党，本人当过中央局秘书、中央农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等。从早期革命斗争起，毛泽东同志就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永远和人民心连心，为他后来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井冈山革命斗争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等军事思想打下了基础。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爆发时，部队中的党组织是支部建在团上，没有扎根基层，难以切实掌握士兵和部队。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１９２７年秋季，他领导秋收起义，并率起义余部到达永新实行三湾改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我们党政治建军的基础。

1928年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成立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其中在1928年7月中旬，赣敌11个团集结进犯。毛泽东同志等率红四军31团在永新阻敌，面对敌我力量悬殊11倍之多的险境，动员全县群众组织起3万多人，组成23个团，把赣敌围困在永新县城周围30里内达25天，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奇迹。

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战争的发展，红四军内部对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地位等产生了不同认识，毛泽东同志被迫离开领导岗位。红四军离开毛泽东同志后，在广东等地连遭败仗，陷入危局。在周恩来等同志重视推动下，1929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听取红四军情况的详细汇报后，形成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12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古田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总结红军建设经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谭震林等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书记；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等。不久，红一方面军成立，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牺牲48000余人，平均每天就有56位烈士倒下，至今有32000多名烈士英名无法查实。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前后，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解决了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和如何建军、如何作战三个根本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其中包括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红军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等，为赢得四次反“围剿”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等打下了基础。

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在前四次反“围剿”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5月在视察江西时强调：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变好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要忘了我们的革命理想、革命宗旨，不要忘了我们中央苏区、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们。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土地革命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苏区军民为此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和牺牲。从1930年到1933年3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中央红军和苏区人民紧密团结，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显示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无比威力，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精辟指出，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

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以4万对敌10万。毛泽东在反“围剿”的动员报告中，指出了歼敌制胜的六个条件，第一条就是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此役歼敌1.3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件，成为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大一次战役，得到中央高度肯定。

第二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以3万对敌20万。各游击区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此役歼敌３万余人，缴枪2.2万枝。

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以3万对敌30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积极支援和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此役歼敌3万余人，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中央苏区。

第四次反“围剿”，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对敌近40万，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等消灭敌人3个师。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不仅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而且率先垂范，带领军民在沙洲坝挖了一口红井，老百姓发自内心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也带头参加劳动，为群众挑水、种菜……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和群众心连心，为群众谋利益，深得群众拥护；广大苏区群众对革命无限忠诚，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这一时期，赣南苏区总人口约241万人，参加红军人数达33万，参加赤卫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近60万人，为革命牺牲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万余人。在此期间，我们党还开展军事统战组织宁都起义，近2万名西北军将士弃暗投明，有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实践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正规红军、地方武装和群众赤卫队三者结合的人民战争武装力量体系、‘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方针、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运动战的战略地位、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术上的速决战的结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群众运动的整体，既是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总结，也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作战原则与方法。”

三、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十大军事原则的初步展示

在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十大军事原则中的一些战略战术开始得到初步展示和运用。

一是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第一次反“围剿”前，“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要一方面军去打城市。张宗逊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围攻长沙城达半个多月，眼看没有希望攻进城了，蒋、冯、阎军阀之间的大混战又将要结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的领导下，及时作出正确决定，红军于9月12日主动放弃了对长沙的围攻，这就又一次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此后苏区军民集中兵力，隐蔽设伏，歼敌主力于农村和野外。

二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主力按毛泽东同志意见主动转移，运动包围并歼灭敌人。

三是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第一次反“围剿”，红军在围中设围，集中优势兵力打张辉瓒部，龙岗一战不走敌人一兵一卒。

四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第一次反“围剿”中，朱德来到担任正面攻击的红三军进行动员部署和思想准备。时任红九师参谋的耿飚同志回忆道：“总司令简短的动员结束了，但他的话久久地回响在指战员心中。”

五是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四次反“围剿”均是如此。第一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五天内两战两捷；第二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半个月横扫700里，连打五个胜仗；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一个多月六战六捷；第四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连续消灭敌人三个师。

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精神震寰球。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实行北上抗日。1935年1月，在危急时刻，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此后，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红军机智灵活运用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等军事思想，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北。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长征精神。各路红军会师陕甘宁，共同开创抗日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