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伟人词作：遵义战役与毛泽东词作 《忆秦娥·娄山关》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省的遵义城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统帅地位。随后，2月下旬，红军在娄山关与遵义地区胜利的进行了遵义战役，歼灭敌军两个师八个团，取得了自撤离中央苏区以来第一个重大的胜利。向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献上了一份厚礼。就在此期间，毛泽东写出了不朽的诗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首词，气势磅礴、寓意宏广，展现了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宽阔胸襟， 勾画了中国革命曲折的路程，昭示了中国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心。如今，我们重温遵义战役前后的情景，赏析伟人的光辉词作，感悟统帅的英明，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西风烈，洋教条断送了中央苏区

1927年冬至1930年夏期间，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和平江起义的革命武装力量汇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在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率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逐步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以及后来组建的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等部队。他们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广阔地区开辟了包括三十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也称中央苏区。创建了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各级以工农为主体的红色政权。并于1930年冬至1933年秋，先后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大规模围剿，进一步锻炼和壮大了自己。

在斗争实践中，他们还创造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治军、作战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在蒋介石黑暗统治下的旧中国，中央苏区犹如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的时候，突然从莫斯科“共产国际”那里刮来一股凛冽的冷风。

1933年夏秋，由当时苏联共产党掌控的共产国际组织，指派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人，作为“钦差大臣”，把持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尤其是弄来一个取名李德的外国人（此人原籍德国，名字叫奥托·布劳恩，德共党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系共产国际派给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指挥红军作战。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党还比较幼稚，人们普遍把对共产国际的信任和尊重，变成了迷信。除毛泽东等少数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主意识，懂得革命必须从实际出发才能取胜的道理外，许多人都把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奉为圣贤尊崇，以为吃过洋面包的人必定高明，远道来的和尚会念经，自觉不自觉地唯其命是从。

其实，这些人虽然有推倒“三座大山”的革命热忱，会背诵马列书上的一些词句，也能不着边际地讲一些革命的空道理，但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和红军的军情，也不愿意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是单凭急于胜利的主观愿望，极力推行一条违背客观实际情况的盲动路线，鼓吹“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他们指责中央苏区原来的领导人毛泽东等不懂马列、思想右倾、行动保守、经验主义，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等领导职务，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废弃了毛泽东倡导的“以灵活机动为特色”的战略战术，并且大搞肃清毛泽东影响的活动。掀起一阵阵歪风邪气，完全颠倒了功过是非，搞乱了思想路线，使中央苏区大伤元气。尤其是李德等人，不顾敌军强大、红军弱小这一基本特点，仅凭军事书籍上的条文和他自己的狭隘经历，便不断地发号施令。先是强迫弱小的红军同强大的敌军打正规战，命令红军去攻打敌人坚固设防的赣州等城市，碰壁后，又命令红军搞所谓“铜墙铁壁”式的防御和“短促突击”式的进攻，与敌人拼消耗，从而埋下了导致“反围剿”失败的祸根。

由于王明“左”倾盲动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全面推行，破坏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也破坏了与苏区周边地区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同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十分紧张；加上洋顾问李德等在军事上一意孤行的瞎指挥，致使中央红军在长达一年多的作战中，节节失利。中央苏区由三十多个县缩小为六个县，中央红军由十多万人减少为八万人，且被蒋介石的军队围困在以瑞金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敌人在红军可能突围的方向和地区设置了四道封锁线，构筑了阻击阵地，派驻了重兵。红军由于长期连续作战，未得到休整，伤病员很多，弹药、粮秣和被服也极为困难，苏区一片凋零，已不可能再支撑下去。欣欣向荣的中央苏区遭到凛冽西风的摧残，红色根据地被坚持洋教条、推行盲动路线的人所断送。

霜晨月，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突围

1934年5月下旬，王明从莫斯科发来指示：必要时可以撤离中央苏区。博古和洛甫等依据王明的意图，于10月上旬提出并报王明批准，决定放弃中央苏区，红军实施战略突围。在阴雨连绵、长空雁叫霜晨月的晚秋时节，处于极度疲惫的中央红军开始了突围的准备。具有军事常识人都知道，突围行动是一种极为复杂艰险的作战样式，必须精心计划、周密准备、果断行动，尤其在强敌层层包围下，像中央红军这么大规模的战略突围，更应该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和周密的行动协调。但是，李德等却抛开红军众将领，独断专行，并逐一单独向各部下达命令，表面上说是为了保密，实际上是为了杜绝不同意见。

毛泽东对李德等指挥作战一直持批评态度，斥其为不知高低深浅的瞎胡闹，他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但他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早已被解除了军内职务，且责令养病，一切军机大事概不准他参与，各方面的消息都对他保密，他完全被蒙在鼓里。红军广大指战员也同样感到困惑和压抑，一身的劲使不出来，满肚子的话无处去说，如同喇叭声咽。

从后来各部队的行动中看出，当时突围的大体部署是：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在前边开路；由中央直属单位和军委直属单位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跟进；由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和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在左右后侧护卫；由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断后。突围的方向和基本目的是，先向赣西南和粤桂边界地区前进，突破敌人预设的四道封锁线后， 再北上绕往湘西，与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重整旗鼓，发展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17日，红一、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在茫茫夜色中渡过了雩都河，开始了艰难的突围。为避开敌人飞机的袭扰，只好夜间走路，白天宿营，或在风霜雨雾中行进。由于出发前缺乏深入的思想动员和周密的行动安排，多数指战员心里不清楚将可能碰到什么情况，以及应该如何对付，只能像盲人行路一样，走到哪里算哪里。突围作战，本应突然发起，轻装上阵，快速摆脱敌人，但李德等却规定，突围时不准丢弃任何东西，于是，八万多人马的战略突围变成了大搬家，问题接踵而来，尤其是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马驮人挑，许多人抬着各种器物，小至桌椅板凳、大至从工厂拆下的机器，加上道路崎岖，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如同原地打转，马蹄声碎。这种搬家式的突围，在湘江边上终于酿成大祸。

担任开路任务的红一、三军团出江西、入广东、进广西、奔湘南，英勇奋战，一路攻关夺隘，沿途消灭了许多敌人，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1月25日晨，在湘桂边境全州附近的湘江上开辟了渡场，在便于徒涉的地方设置了标记，在不便徒涉的地方架设了浮桥，并立即在渡场附近转入防御，准备掩护后续部队渡江。不幸的是，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等后续部队因为行动迟缓，被远远地落在后边。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向湘桂边境突围后，命令其在粤桂湘赣地区的军队全力围追堵截，并委任湖南军阀何键担任“追剿军”总指挥，在发布的追剿令中写道：“绝不允许放赤匪过湘江，违者就地正法”。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一场血战随即展开。

红一、三军团在湘江边上苦苦支撑了三天，直到11月27日夜，后续部队的先头才赶到，但此时已错过了顺利渡江的良机。蒋介石急调的二十多个师的追剿军已赶至渡场外围，疯狂地向渡场周围的红军阵地攻击，红军大队人马只能边战斗边渡江。红一、三军团冒着空中敌机和敌地面炮火的轰击，以白刃格斗抗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在侧后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八、九军团也顽强地阻击敌人的追赶。直到此时，中央纵队和军委总队，才不得不扔掉那些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快速通过湘江渡场。

经过四昼夜边战边渡，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虽然安全渡过了湘江，但担任护卫的部队却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红一、三军团付出了重大伤亡，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也损失过半，中央红军由撤离中央苏区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所剩已没有一个建制完整的团队，局面由雁叫霜晨突变为鸡啼寒夜。博古、李德等意识到责任严重，难辞其咎，整日愁眉苦脸，一筹莫展。革命陷入危急关头。

从头越，遵义会议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统帅地位

中央红军之所以遭此惨败，除了敌人强大和凶残外，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的失误。早在撤离中央苏区之前，毛泽东以及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已明确表达过对李德等瞎指挥的不满，彭德怀曾当面顶撞李德：“你们指挥作战，完全脱离实际，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没有打过一次好仗；若不是红军指战员有高度的自觉性，早就被你们葬送掉了，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彭德怀的这些话，代表了许多指战员的心声。不过，当时由于“左”倾盲动路线的危害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李德等的瞎指挥也还有人轻信，甚至有人出来挑剔彭德怀对待“顾问”的态度不好，以至李德等得以继续占据统帅地位。

否极泰来，湘江战役的惨局惊醒了全党全军，红军广大指战员悲愤至极，普遍要求总结经验教训，更换领导，改变战略战术。一些曾支持过“左”倾盲动路线的人也开始醒悟，认识到再这样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谁能挽救危局呢？不少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的保护下，虽然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头衔，但由于王明、博古的竭力排挤，他实际上有职无权，参与不了任何领导工作，长期置于被批判的地位。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湘江战役，他只是作为普通的一员，被动地跟着大队人马走，极少有人主动跟他联系。他曾诙谐的对去看望他的老部下张宗逊说：“我这里鬼不上门，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吃饭、拉屎、睡觉、走路，所幸脑壳还在”，足见他心中的郁闷。

湘江战役之后，在全军面临危亡的困境中，毛泽东的处境却有了明显改善，主动与他接近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先是时任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探询他对战局的看法，毛泽东坦诚地讲了长期闷在胸中的意见，建议中央政治局赶快开个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盲动错误。这些意见不仅说服了王稼祥，也引起了时任中央常委的张闻天的重视和认同，于是，毛张王三个人便常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说，深入地谈论了如何摆脱危局的问题，并把谈论的情况及时地转告给了周恩来和朱德等。

湘江战役之后，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去湘西与贺龙部会合的意图，在我军必经之路的沿途部署了重兵。李德等却对这些变化着的情况视而不见，仍坚持去湘西与贺龙部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耐心地指出：指挥打仗，要从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抱着一个计划不变，现在若再去湘西，就等于是往敌人布好的口袋里钻，必然遭受更大的失败。毛泽东力主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制定新的行动方案，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改为向敌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红军多数高级将领的赞同，此后，毛泽东的意见日益成为中央领导层形成决策的基调。

经过一段酝酿准备，水到渠成。当红军向西渡过乌江进占贵州省的遵义城后，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另有红军各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以及翻译伍修权共20人。会议扼要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经过激烈争论，结束了“左”倾盲动路线的统治；博古等人就推行洋教条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大家在发言中批评了李德在军事上的瞎指挥，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统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