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父亲实事求是作风　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四、关于统战工作

（接上期）1982年父亲担任中央统战部长兼国家民委主任，全面主持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同时任六届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协助邓颖超同志主持全国政协工作，三副重担落在父亲肩上，工作繁重，责任重大。但父亲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在短时间内便开创了我党统战工作的新局面。限于篇幅，只简略介绍父亲统战工作的几件实例，至于宗教和政协的工作，报刊和杂志多有记载，这里就不再赘述。

就在父亲担任中央统战部长的这一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十二大指出，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今后新的伟大任务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父亲敏锐地看到这种形势，通过在南方诸省的调查研究工作，实事求是地提出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任务。在1982年12月全国统战工作座谈会上，父亲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的讲话，总结了1982年的统战工作，提出今后统战工作的十大任务：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和研究;抓紧落实各项政策;选拔人才，扩大安排;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用，放手让各民族党派和有关团体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加强宗教工作;开展对台湾和港澳的统战工作;总结经验;加强统战部门的建设。对这份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胡耀邦同志称赞道：“这个报告有内容，因为做了工作，数成绩就比较实在。因为方针明确，讲任务就比较中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热潮的高涨，各民主党派也纷纷踊跃投入为“四化”建设的活动。有些党内同志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看不惯这些作法，认为民主党派既然是政党，就应当在政治领域内活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搞经济咨询、讲学办学，是“不务正业”，“自我贬值”。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排众议，敏锐的觉察到在新形势下，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为发展生产力服务这一新生事物的正确性，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开展这项工作，并积极加以引导。1982年7月，各民主党派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父亲用一句响亮的口号作为讲话的题目，“广润天地，大有可为”这八个字代表了他对这项活动的大力支持和引导。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各民主党派的经济咨询活动发展迅猛，为适应此形势，1984年2月，父亲专门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工商经济服务部。这些举措使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为我国“四化”建设出工出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1982年，父亲主持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全国统战工作纪要》明确指出，统战对象有十个方面，其中大量是非党知识分子干部。对此，这年《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编后》的短文，说非党知识分子“不属于统战对象，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央统战部的意见是对的，并批示“商光明日报改正”。但《光明日报》坚持不作改正，继续从“本本”出发，提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从来没有说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

父亲根据新的时期党的统战工作的变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统战部的意见。1983年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内（除港澳台外）阶级状况的变化，统一战线的阶级结构和内部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统战对象的大部分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统战关系。不认识这种重大变化，就不能理解许多人既是依靠力量又是统战对象这一事实。中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既然在知识分子中还有党与非党的区别，党与非党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就有党与非党联盟的统一战线关系。我们对非党知识分子干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这些依靠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纠正某些同志对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统战工作产生的片面糊涂的认识，1985年父亲结合新的统战工作实际专门成立了“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在父亲的主导下，各省、区、市的统战理论研究会相继成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丰富多彩的研究活动，使统战理论研究日趋广泛和深入，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对开展统战工作的新局面，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983年全国各有关单位掀起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动高潮。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如果从“本本”出发，我们宗教工作系统自然是这次活动的重点。对此父亲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以中央统战部名义代中央起草了《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的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指出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必须把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清除精神污染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同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区别开来，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同超出宪法，法律和党的政策规定的非法活动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干扰和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

父亲还在第九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针对清除精神污染与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上强调指出，在现阶段，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虽然在信仰上还存在着差异，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而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团结各族人民，包括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才是最主要，最根本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根据我们宗教工作实际，排除在清除“精神污染”活动中“左”的干扰，狠抓宗教政策的落实，使我国宗教工作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根据某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1980年全国政协迎春茶会取消了茶点招待，改为清茶一杯。

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体现了我们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这时有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统战工作也应和别的单位看齐实行“一杯茶”主义，这样既简单有效，也可纠正别人对我们工作的误解和偏见。父亲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新时期统战工作实际，不搞形式主义和一刀切。坚持艰苦朴素的原则，实行内外有别的方法，妥善解决了这个“难题”。也就是对党内的同志的活动可以实行“一杯茶”主义，对民主党派负责人，海外华侨，港澳台参访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科技界等统战人士的接待和宴请活动不受影响，标准不要降低。父亲对此解释说，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主席在延安经常出面宴请有功将士、劳动模范、民主人士、外国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与民同甘共苦，即使几个月不吃肉，也要以过生日为名主动找来名厨在家中宴请有关民主人士。至于为国事日夜忙碌的周恩来总理，更是不辞劳苦，频繁出面宴请各界有关人士，为了让他们吃好喝好，他都要亲自拟定菜单，挑选酒水.过去在战争的艰苦年代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我们党内同志宁肯省吃俭用也要适时对某些人士进行高规格的接待和宴请。这不是简单的吃吃喝喝，是政治，是工作。过去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做好这些工作，现在怎么反而做不到了。现在党的统一战线要大力扩展，这项工作更加重要，它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为少数民族代表包括党员干部举办的接待活动也不能简单地实行“一杯茶”主义。父亲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关心他们在京的学习生活状况。父亲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同志来自边远山区生活条件很差，本来肚子里就没什么油水，来到北京工作结束，我们作为东道主拿一杯清茶送行，于情于理有愧，离别时应改善一下生活，安排宴请让他们打打牙祭。有一次，在炎热的夏天一些少数民族干部提出在学习结束时的欢送宴会上想喝到啤酒，可是那时北京很难买到，父亲竟让我用家里的“特供证”买了一些啤酒，送去，尽可能地尽地主之谊，满足他们的请求。

四、树德育人的典范

父亲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带到家庭教育中来，他根据家庭条件和环境的变化，结合子女的年龄性格，因势施教，因材施教，从不娇惯放纵，拔苗助长。他把坚定的革命原则和体贴至微的关爱融为一体并形成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培育和鼓舞我们成长和进步，他不愧是树德育人的典范。

1954年父亲担任中央民委副主任，成为副部长级高干。按规定配有了带院子的住宅、厨师、司机和勤务员，生活条件较过去有了较大的提高。父亲担心我们滋长优越感，沾染虚傲之气，成为于世无用的“纨绔”，幼年时就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管束。学龄前我们就吃粗粮，穿补丁衣，上小学时父亲不让我们到“育英”、“育才”等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上学，我们就近在普通小学上学，和老百姓子女一起学习，自小就打消了我们因条件优越而形成的优越感。

1961年初，父亲奉命去宁夏工作时，我已在北京上小学三年级。有些同志劝父亲，宁夏生活和教育条件较差，孩子还是留在北京上学为好，孩子的舅舅和叔叔都在北京工作，可以让他们关照。父亲坚决地拒绝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怎能说服别人扎根宁夏，建设西北，结果我们子女全随父亲到宁夏学习生活。

我们到宁夏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子女都要按照当地较低的定量标准吃饭，不许特殊。由于缺乏营养忍饥挨饿，我们患上了浮肿病，两个妹妹甚至得了肝炎而住院。但父亲仍不放宽要求，并坚决拒绝额外照顾或接受别人送来的食品。

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我性格懦弱，心态浮躁，便坚决要求我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组织各种活动，踊跃到人民群众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有一次学校放假，我未参加同学们组织的校外游戏活动。父亲得知后，严肃地批评说：“你应该多和同学一起参加活动，躲在家里偷闲，暴露出你的懦弱和惰性，将来肯定没有出息。”父亲建议我学习东晋时荆州刺史陶侃坚持每早晚来回搬砖一百块，通过繁重和枯燥的劳动来锻炼筋骨，磨炼性格和意志。

“文革”中由于父亲受到残酷的迫害，在残酷的环境和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下，父亲担心我们由此而产生对党和社会的抵触情绪而自暴自弃，不断地利用各种机会给我们写信告诫：“尽管我犯了错误，但你们还要继续革命，不能动摇。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要到人民中间去经受锻炼和考验。”

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拨乱反正，父亲又重新回北京工作，担任的职位较过去相比更高了，成了所谓的“副国级”领导干部。经受了“文革”的苦难，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过去遭的罪也该得到补偿了。父亲根据我家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针对性的对我们的错误认识和正在滋长的骄傲情绪，及时地予以教育和纠正。1982年父亲在长沙出差为此专门给我写信叮嘱：“黑格尔说人在胎胞内时当然是人，但他只是自在的人，只有在人出生后接受了一定的教育，他才是自觉的，望你和我都要注意继续学习，使各自的自觉性更增加些。”那个时期，父亲还经常给我母亲写信叮嘱：“现在社会上对干部子女印象不好，有很多议论，你要关注此事，严格管束和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让他沾染坏习惯，搞特殊化。”

父亲回到北京后，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对我们的要求并没有放松。父亲常常告诫炊事员和勤务员，不要到首长供应点去买食材，要和老百姓一样去菜市场买，做饭粮食要节省，粗细干稀搭配着吃，少油少肉，粗茶淡饭最好。在父亲的监督下，家里的伙食简单的令人咂舌，天天炸酱面。我从兰州西北民院和西藏党校回京度假，因为有工资，在家吃饭还得交“伙食费”。他以为此举可以杜绝我不劳而获的思想，保持勤俭节约的好作风。

趁着大好形势，1979年夏我在北京结婚，他非常高兴，但不让搞什么典礼和仪式，也不宴请亲朋好友，仅让厨房加了几个菜，就“承全”了我的终生大事。我心有不甘，自己掏钱买酒买肉在家里宴请了一些亲朋好友以示纪念。父亲知道后严肃地批评道：“你以为现在我们家条件好了，你用自己的钱来操办，我就管不了，不能批评你了，谁的钱也都是人民的钱，现在国家还很困难，你这样做就是铺张浪费。”

父亲对我们成长和培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徇私情，决不娇惯纵容，拔苗助长。1985年底，西藏自治区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向父亲谈道：准备提拔一批年青干部，我也在提拔之列，对此中央领导同志也表示同意，父亲听罢表示坚决不同意。父亲表态后仍感到不放心，驱车亲自到这位同志家中，再三强调不能提拔我。这位负责同志非常震惊，他知道父亲从不到别人家里来，若来，一定是为了严肃的“大事件”，看到父亲对此事的态度如此认真坚决，这位同志也不能坚持，提拔我之事也就作罢。针对此事，我回京探亲时，父亲告诫说：“提拔别人我不管，提拔你我要阻拦，你还没有能力和业绩担任领导职务，留在党校当教员最好，我过去就是当教员的。”

1986年，我进藏工作已有三年了，国家民委宴请系统内赴藏工作人员，办公厅把我也列在名单中，父亲看后一笔把我的名字划掉，办公厅领导劝说道：按规定他应参加，这不叫特殊，父亲严肃地回答：“按规定也不行，自古哪有老子宴请儿子的？”

拨乱反正时，有一些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在父亲的过问和帮助下，获得了平反和昭雪。对此，我曾沾沾自喜露出骄傲的神情，父亲严肃地批评说：“这是应该做的，何能拿来显摆，你要牢记，我们为别人做的事再大也要赶紧忘掉，别人为我们做的事，再小也要永远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