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郭大力翻译工作的革命精神

1928年春至1938年秋，郭大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和初版工作。为使《资本论》尽善尽美，郭大力从1938年开始继续投入到《资本论》校对、勘误、两次大规模修订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重译事业中，全力帮助中国人民学习《资本论》等光辉著作，播撒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郭大力为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展现出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团结协作、严谨求实、无私奉献的优秀品格就是郭大力翻译工作的革命精神。

一、坚定信念：理想信念坚定赤诚

在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学习期间，学校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帮助郭大力树立了十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郭大力完成了《资本论》等著作的翻译工作。

（一）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信念坚定

虽然入党时间较晚，但郭大力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非常坚定，因为他始终深信，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中国一定能够实现。他不仅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共产主义信仰者、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优秀的翻译工作者。正是因为郭大力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他无论处于何种逆境，都能够始终坚持翻译和修订《资本论》等著作的伟大事业。正是因为这种坚定的信念，1928年春，他在上海中学教书的过程中，面对因为怀疑“赤化思想”被解聘时，毅然前往杭州大佛寺继续翻译《资本论》；1938年4月，受到出版社召唤时，他又冒着日军的炮火从赣南老家出发绕道广州、香港，最终回到上海完成《资本论》最后的编校工作，并协助郑易里共同完成《资本论》初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时，他仍然坚持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信念坚定

郭大力在其一生中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的研究，这种坚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坚定信念。从翻译《资本论》开始，他翻译了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史》在内的四卷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修订《资本论》和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甚至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教书期间还完成了《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疑是推动郭大力完成翻译事业的核心精神要素，是郭大力48年如一日不断坚持奋进的精神支柱，是他一直以来刻苦治学的力量源泉。

（三）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重要意义信念坚定

从青年时期起，郭大力就怀揣远大理想，并毅然终生全身心扑在《资本论》翻译的事业上。在赣南老家坚持翻译《资本论》过程中，时任赣州公署专员的蒋经国曾登门拜访郭大力，还多次写信要郭大力任职；郭大力家乡隔壁的唐江镇岭北中学也想请他任教，时任校长卢桂山是当地的恶霸，他说只要郭大力每星期一到周会上坐一下，就可以领取三担米的月薪，他甚至提出要抬轿子去请郭大力来任教。面对各种名利诱惑，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仍然埋头继续从事喜欢的事业。郭大力始终认为，他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将为社会作贡献并产生社会价值摆在第一位。在家乡翻译《资本论》期间，村民对他冷嘲热讽：“指望你读了书回来把门风，不晓得你回来挑粪桶。”面对乡亲的各种不理解和冷嘲热讽，郭大力说：“我认为我正在从事的事业是更有意义的。”正是这种“更有意义”的事业体现了郭大力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

二、艰苦奋斗：面对困难披荆斩棘

从1928年至1976年的48年的奋斗生涯中，郭大力在翻译和研究的道路上充满困难和坎坷。面对前进路上的困难，郭大力秉承披荆斩棘的毅力，抛开一切私心杂念，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终身翻译、校对《资本论》中文版、《剩余价值学说史》等光辉著作的艰巨事业。

（一）不断提升翻译能力

郭大力在厦门大学期间主修化学，后因不满厦门大学的各种氛围而随其他师生前往上海，就读大夏大学哲学系。无论是厦门大学化学系，还是大夏大学哲学系，其所学专业都不是翻译专业，可以说，郭大力不具备从事翻译工作的有利条件，必将面临诸多困难。这从郭大力翻译完《资本论》第一卷之后就暂停翻译工作可看出。一是语言不能完全过关的困难。大学期间，除了学习英文之外，郭大力并未系统学习德文和日文等语言，但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是用德文写成，郭大力却不懂德文，只懂得英文。因此，郭大力只能借助英文版《资本论》进行翻译。二是翻译技巧不过关。郭大力从未真正从事过翻译工作，是因为革命的需要才着手翻译，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后，出现了不少词不达意，甚至错误的地方。三是理论基础不扎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博大精深，《资本论》著作是一个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郭大力在大学期间的理论长处不在经济学，而是哲学。在和王亚南第一次尝试翻译《资本论》第一卷之后，郭大力十分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各方面的不足，他说：“一九二七年夏天我住在杭州大佛寺的客房里关门整天干，起初也看不懂，十分吃力……原因在我们对古典经济学的素养太差，马克思的学说不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如果不先弄懂古典经济学，就没有办法真正读懂《资本论》。”因此，他很难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要义。

郭大力必须克服各种困难，提升翻译能力。为此，他决心暂时放下继续翻译《资本论》的计划，而是制定了一套翻译能力提升计划，即所谓“大佛寺计划”。一是增强语言能力。郭大力决心“从头自修德文，决心根据德文原著来翻译，这样经过了多年，才慢慢地读懂了它吧……”二是夯实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通过翻译这五部著作，郭大力和王亚南都对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为继续翻译《资本论》等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提升翻译技巧。通过锻炼，郭大力和王亚南比较娴熟地掌握了翻译技巧，从过去的直译转向意译，甚至为了追求译文的尽善尽美，在多种翻译方案中作选择。

（二）时局动荡译稿难以保存

由于时局动荡，郭大力《资本论》译稿的保存十分艰难，这也是郭大力面临的巨大困难之一。尤其是在赣南老家，郭大力为躲避日军战火，他完成的译稿只能利用航空信笺的薄纸上极为微小的字以节省篇幅，通过挂号邮寄的方式躲避搜查，一点一点地寄给出版社。而出版社大部分的人已经在战火中撤离了上海，只留下郑易里夫妇等人在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旧址守着译稿，确保译稿在出版前不被发现和损坏。《资本论》1938年9月完成出版后，郭大力于1940年春开始在赣南老家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并于1943年11月17日完成译稿。然而，1944年日寇占领赣南后四处骚扰。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郭大力带领家小东奔西跑，既要保全家小，又要保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译稿，生怕译稿再遭战火摧残。最后，郭大力只好把全部译稿埋在自家菜园里才得以保存。

（三）翻译经费保障困难

从大学毕业到翻译《资本论》等著作期间，郭大力没有从事过长期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父亲的支持，全靠个人收入和妻子余信芬的微薄收入维持全职翻译和出版《资本论》等著作。然而，在当时，像马克思《资本论》这种进步书籍很难获得政府的支持，因为没有出版社愿意冒风险出版。因此，郭大力只能自费开始翻译工作，同时靠翻译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赚些稿费，但是依然入不敷出，难以维持。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郭大力，并承诺出版。他回到赣南老家，每个月依靠着预支的40元稿费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郭大力在翻译《资本论》过程中的艰苦环境不仅没有让他退缩，反而使他不断奋斗、接续完成翻译事业。郭大力本人对于艰苦的条件从未抱怨，最终成就了《资本论》的第一版中文全译本的出版。

三、百折不挠：面对挫折永不言败

在长达48年的奋斗生涯中，郭大力不仅面临各种困难和挫折，但他为实现心中的远大理想，依靠百折不挠的韧性，完成这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

（一）虽因政治倾向被解聘，但仍然坚持完成翻译事业

郭大力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中学任教。在中学工作中，他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怀着满腔热血，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传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希望青年们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但是，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这种爱国主义行为不被当局容忍。因此，郭大力于1927年底因宣传“赤化”思想嫌疑而被解聘。在失去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后，郭大力在上海居无定所，他拿着仅剩的积蓄来到杭州大佛寺，租住于寺庙之中，开始《资本论》的翻译。此时，郭大力虽然面对人生的第一次挫折，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凭着永不言败的韧劲，继续完成翻译《资本论》这部著作，坚持完成这份光荣的革命事业。

（二）虽因各种情况译稿被破坏，但仍然坚持重启翻译工作

郭大力与王亚南在大佛寺译完《资本论》的第一卷后，因理论水平不足等原因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暂停，两人暂时分开后，经商量，《资本论》第一卷译稿由郭大力在上海保存，并继续翻译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两人默契配合，翻译了许多著作。但好景不长，1932年，日军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战火很快烧进城内，郭大力慌乱收拾行李四处躲避。等到1934年，郭、王两人打算重启翻译计划时，发现《资本论》第一卷译稿已经在战火中被破坏。面对挫折，两人并不气馁，而是决定从头开始翻译。也正是在理论水平足够的情况下，第二次翻译比第一次相对顺利，在1938年秋，成功完成翻译并出版。面对多次挫折，郭大力没有放弃翻译工作，体现出他百折不挠的精神。

（三）虽因政治氛围出版被拒绝，但仍然坚持完成出版任务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长期处于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高压政治氛围中，并且，日本入侵造成连年战火不断，郭大力只能长期隐秘地翻译《资本论》以躲避搜查。由于郭大力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没有出版社冒险出版，他在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四处碰壁。没有出版社的支持，翻译过程的资金支持就没有保障。当郭大力抱着部分译稿向国内的大型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洽谈时，对方表示谢绝。以当时这些出版社的实力和《资本论》的市场前景，完全有能力也有理由承接《资本论》的出版工作，但很显然对方出于政治方面因素的考虑只能作罢。四处碰壁的郭大力并没有停下手中的译笔，坚持用家庭积蓄一边继续翻译，一边寻找愿意提供帮助的出版社。得益于百折不挠的韧劲，郭大力最终与读书生活出版社精诚合作并成功完成了出版。

四、团结协作：凝聚力量共同奋进

郭大力深知，翻译《资本论》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离不开团队的帮助，他不断寻找共同奋斗的伙伴，正是在众多仁人志士的帮助之下，最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与王亚南的精诚合作

1928年1月，郭大力带着教书积攒下来的资金来到杭州，租住在大佛寺的一间小屋。在大佛寺的油灯下，郭大力一边阅读马克思著作，一边开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正是在这里，郭大力遇见了王亚南。郭大力与王亚南结识后，与其成为挚友，并邀请王亚南共同翻译《资本论》。两人共同制定“大佛寺计划”，着手更宏伟的翻译事业。在两人合作翻译的过程中，虽然郭大力翻译了一半以上的内容，这些在《资本论》译者跋里有明确说明，但他从来不以干得多而居功自傲。他说过：“这绝不是表明我应享有较优的权利，因为没有亚南的合作，这部书的完成绝不能这样迅速，甚至在我们应再开始的时候，也许根本就不会再开始。一个人对于一件事的贡献，绝不能单纯由量来估计。 ”在翻译《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郭大力与王亚南二人成为一生的益友，结成了精诚团结的战斗友谊。

（二）与郑易里的密切合作

读书生活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社，黄洛峰、郑易里和艾思奇等人主动找到郭大力，请他翻译《资本论》并预支他每月40元的稿费。郑易里在整个过程中负责出版、主编和审校等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郭大力离开上海回到老家赣州后，翻译好一部分便往上海寄出，郑易里一边提防反动当局的查抄，一边对照手中的日文版《资本论》进行校对。后来迫于形势，《资本论》无法在上海印发，郑易里便带着全套纸型，从上海辗转香港，到越南海防，又从海防到昆明，再从昆明乘汽车到贵阳，最后由贵阳抵达抗日大后方重庆印刷全书。郭大力在跋中最后写道：“最后，我们应当感谢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个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校正的工作。” 郭大力与郑易里的合作为《资本论》的出版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没有郑易里等人的帮助，《资本论》的全译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几乎不可能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