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韦廉的艺术灵魂与“人生苦旅”

2023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韦廉与他挚爱的电影事业诀别，驾鹤西去。

一个电影艺术家的生命虽然终止了，但注入了他的艺术灵魂的电影作品却成为了永恒。

韦廉作为新中国第四代导演中的佼佼者，曾执导过《道是无情胜有情》《雷场相思树》《大决战之平津战役》《大转折》《大战宁沪杭》和《太行山上》等影片，获得过第12届、第17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第3届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奖；他的电影作品，也多次获得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等多项奖项。

韦廉导演的一生都在光影世界里苦苦求索，电影是他一生的挚爱。用镜头讲述军人的故事，用胶片展现革命战争的宏伟画卷，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始终坚守主旋律电影阵地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韦廉导演的一生注定与电影有缘，而因为热爱电影，他的梦想注定与“人民英雄、战争史诗、伟人风采”息息相关。

“天堂电影院”和“半军事化大学”

韦廉出生在重庆，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到了上海，父亲韦布与友人一起经营一家戏院。因为经济拮据，一家人就住在戏院的后台。童年的韦廉，不仅经常能在戏院里看电影，还能在后台听电影，那些从扬声器里传出的音乐和对白，几乎天天在他的耳边萦绕。这家戏院的后台，就是韦廉成长的“天堂电影院”。

四岁那年，韦廉第一次走进电影拍摄的现场，这部电影叫《三毛流浪记》，韦廉的父亲韦布正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那是1949年的春天，在片场已经能隐约听到解放军南下作战的隆隆炮声了。韦廉的姑姑、著名演员上官云珠也在片场忙碌，她把韦家的几个孩子都发动过来了，算是友情出演。

为了迎接解放军打过长江，中共上海地下党派出两名上海的摄影师和一名编剧，要他们深入敌人的巢穴，设法拍摄解放军打过长江的纪录画面。地下党给正在拍摄电影《三毛流浪记》的制片人韦布下达了任务，让他把拍摄节约下来的胶片提供给执行拍摄任务的同志，还要设法搞到敌人军服。最终三名同志身着韦布先生搞到的敌军军服，深入江阴要塞拍摄，拍摄到了珍贵的素材。

韦廉的“天堂电影院”，不仅有银幕上的英雄，还有父亲为党工作的传奇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韦廉的父母跟随昆仑公司一起转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爸爸妈妈忙着工作，八个孩子都是散养。韦廉用平常攒下来的钱去看电影，当时电影院里放映的是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这些彰显伟人革命精神，充满英雄主义豪情的影片，在少年韦廉的心灵中构建起电影艺术的魂魄，令他沉迷于此。

1963年，正在华南师范学院英语系读大二的韦廉，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退学回家了。因为电影，已经彻底把这个少年的魂魄勾走了。经过一年的准备，韦廉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以为四年之后就能展开双翼，在自己的电影世界里翱翔了，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这一届电影学子没能如期毕业，韦廉和导演系的9名同学被安排到张家口某部队炮团农场锻炼。

这批大学生被称为学生兵，所组成的连队叫学生连。炮团农场所在地叫柴沟堡，这里组建了几个学生连，大都来自艺术院校。在韦廉的记忆中，“柴沟堡”更像是一所半军事化大学的名字，他在这里学到的是底蕴深厚的军营文化，是中国军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在这所“大学”里，韦廉对军人的内心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对军营有了一份深沉的热爱。

1973年3月，韦廉被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柴沟堡”的日日夜夜，耳畔再次响起那熟悉的军号声和战士们雄壮的歌声。这一刻，他下定决心，这辈子就拍军人的电影，讴歌革命战争，礼赞人民英雄。

电影人必经的“苦旅”，革命者必闯的“三关”

韦廉到八一厂后参加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闪闪的红星》，他担任场记。这部电影是当年八一厂恢复故事片生产后的第一部影片，创作人员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韦廉跟着李俊导演选景，画出场景和大小道具。开拍之后，李俊导演带领一个摄制组，李昂导演带领另一个组，而场记却只有一个，韦廉必须在两个组之间奔波。苦和累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场记工作的每一项都不能出错。韦廉的脑子里，牢牢记着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拍电影很苦，拍不出好电影更苦。”场记的任何一个错误，比如记错了演员的服装，漏掉了一个镜头等等，都可能成为影响电影品质的因素。拍摄《闪闪的红星》的工作实践，让韦廉悟出了一个道理：既然选择了电影，自己的人生注定会是一场“苦旅”，前面的路永远不会平坦。

庆幸的是，韦廉第一次当场记，是在李俊、李昂以及王苹这几位功力非凡的导演身边工作，他每天都能汲取到电影艺术的养分，为铸造自己的艺术灵魂储备能量。

韦廉跟随李俊导演拍摄的第二部影片，是《归心似箭》。这部影片的剧本15年前就写出来了，原名《一片归心》，当时摄制组已经成立，却因为种种原因停拍了。一直到1977年，李俊导演才把剧本重新润色加工，终于有机会投入拍摄。这一次，韦廉担任副导演的工作。

《归心似箭》讲述的是革命军人魏德胜与部队失散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踏上归队之路的故事。影片重点表现了他是如何闯过“三关”的。首先是被俘之后拼死逃出敌营的“生死关”，接着是混入一个金矿后的“金钱关”，最后是被一个美丽善良的村姑营救，面临“爱情关”。这部影片之所以被李俊导演特别看重，就是因为魏德胜的经历浓缩了广大革命者必然经历的“三关”，既有人性的表达，又有革命者情怀的渲染。

韦廉有幸作为副导演参加这部电影的拍摄，让他再次感受到了一个电影人的“苦旅”，不仅仅是心灵的磨砺之苦，也包括身体要经受的皮肉之苦。

比如影片中有一场戏，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的莲花池拍摄的，当时那里是养鸭场。韦廉为了给主演赵尔康做提示，和他一起站在冰排上。开拍后，炸点激起的水柱掀翻了冰排，韦廉和赵尔康一起掉进了冰冷的池水中。

“拍电影很苦，拍不出好电影更苦。”父亲的话又一次在韦廉耳边响起，他很想告诉父亲：“拍电影的苦，我受得了，但拍不好电影的苦，我绝不会去受！”

《闪闪的红星》和《归心似箭》，无疑都是八一厂拍摄的好电影。从场记到副导演，韦廉走过了十年的“苦旅”，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品质得到大家一致好评。1979年，韦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老导演郝光和魏龙。韦廉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他说：“我是党员了，更要努力做一个既能吃苦，又有艺术灵魂的电影导演，不能给党丢人。”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983年，韦廉开始独立执导影片。这一年，韦廉38岁，正是他的父亲韦布拍《三毛流浪记》的年龄。作为八一厂的中年导演，韦廉对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选材非常慎重。在阅读了一批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后，他最终选择了部队作家朱苏进的中篇小说《射天狼》。这篇小说通过独特的视角反映了80年代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英雄情怀，发表后在军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八一厂著名编剧陆柱国亲自操刀，将这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道是无情胜有情》。

第一次执导电影，韦廉决心要将自己的“艺术灵魂”投射到这部影片的每一个镜头中。他很清楚，虽然小说作者没有刻意美化军人的奉献精神，但开篇引用的那首边塞诗却充满十足的军人血性。“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种军人的精神风骨，应该通过每一场戏、甚至角色的每一个眼神表达出来。《道是无情胜有情》可以说是80年代第一部正面描写军营生活，展现和平时期军人如何对待使命、责任以及生活待遇等问题的故事片，公映后受到军内外观众的广泛好评。

《道是无情胜有情》获得第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获文化部1983年优秀故事片二等奖。

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片获得成功，一方面增强了韦廉在电影创作中勇于探索，勇于标新立异的信心；另一方面，拍摄这部影片的经历，让他对军人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有了更具诗意的理解。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反复吟咏苏轼的这首千古绝句，思考着第二部电影应该拍什么，应该如何展现当代军人的风采。

1986年的一天，韦廉看到了军旅作家江奇涛的小说《雷场相思树》。他一口气读完后，第二天便飞往南京找江奇涛商议电影改编事宜。一个月后，韦廉带着改编的剧本来到老山前线体验生活，而后用四个月的时间对剧本做了很大的修改。

《雷场相思树》描写五个军校生放弃和平安逸的生活，投身战争一线的心路历程。这部电影在云南拍摄，为了真实再现战场环境，韦廉和剧组工作人员吃尽了苦头，经常是一身泥水，在猫耳洞里一拍就是一天。拍摄期间，韦廉的女儿重病住院，但是他咬紧牙关没有回去看望。他知道，拍电影的人，任何身心之苦都必须吞下去。他已经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电影艺术，正如这部电影的五个主角，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军人的职责和使命。

《雷场相思树》具有独特鲜明的导演风格，通过军人的牺牲探讨人生的意义，传递给观众的不是单一的情绪，而是一种爱与恨，喜与忧，赞美与遗憾，诙谐与沉重的诗意影像。这部影片获得了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并获得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评委会提名。

不惑之年的“品格与追求”

古人云，四十不惑。1986年，韦廉已经四十一岁，作为一个声名鹊起的电影导演，正赶上中国电影复兴的时代，他该如何面对各种名利的诱惑？也正是这一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受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项重大任务：以战争大片的形式，拍摄全方位表现“三大战役”的故事片《大决战》。

对韦廉来说，作为军人导演，参加这部战争大片的拍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共产党员，能将自己的电影艺术灵魂投入这样一部革命史诗巨作，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但四十一岁的他并非不惑。《大决战》分为“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三部曲，每一部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他的“惑”在于：自己选择哪一部最合适？

经过三天的慎重考虑，韦廉决定选择执导“平津战役”。因为他看中了林彪和傅作义这两个内心复杂的人物。在进行了一年多的准备工作之后，《大决战》的文学剧本还没有定稿，韦廉就写出了《关于影片<平津战役>的品格与追求》。这篇文章倾注了一个导演对这部影片的精心构思，更包含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史、军史的深刻理解和崇高敬意。

从1988年1月开拍，到1992年3月出片，《大决战之平津战役》的摄制工作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实拍2386个镜头。每一个镜头，都经过韦廉的精心设计，无论是战场上的一次冲锋，还是指挥部里的一个决定。有些细节，是文学剧本中没有的，需要现场发挥。

比如四野首长们到达蓟县后，指挥部正在开设，地图刚挂了一半，林彪等不及就开始询问各纵队的位置，听完之后立刻下达命令：“跟进的一、二纵队，不必绕行冷口，直接走这里——山海关。”他手中的指示棒敲打了几下墙面，这时两个战士正好把地图拼接起来，“山海关”的位置，正好是林彪敲打的位置。类似这样的细节，就是所谓的“镜头语言”。韦廉导演对这种语言的把握，在《大决战之平津战役》中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为此付出了更多的辛苦。

《大决战》获得了巨大成功，韦廉在自己的“人生苦旅”中再次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幸福：那是他和几位主创人员带着这部影片去一个干休所进行慰问放映时，一进院门，只见众多老军人身穿老式军装列队而立，每一个人的胸前都挂满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种奖章。看到这一幕，韦廉导演的眼睛湿润了……

向前，向前，向前

《大决战》之后，八一厂拍摄了《大进军》三部曲，然后又开始筹备《大转折》。这部影片是八一厂“解放战争史诗系列”的收官之作，可以说是一副更重的担子。

韦廉导演主动挑起了这副重担，全然不顾连续几年的辛苦拍摄已经让他患上了高血压等疾病。身体发出的报警信号，无法阻止一个共产党员艺术灵魂的悸动。韦廉渴望在《大转折》中将自己的电影风格发挥到极致，尤其是对塑造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艺术形象，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创作冲动。“刘邓，刘邓，刘邓之间是不能有顿号的。”他对《大转折》中的“刘邓首长”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希望能通过这部影片，表达自己对这两位生死同心，亲如手足的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敬意，以此为八一厂“解放战争史诗系列”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剧本创作中，韦廉导演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大胆往史料里加进创作者的智慧。刘邓过黄河之后，毛主席高兴地评价道：“刘邓不容易，什么叫主力？主力就是吃苦。”上级审看剧本的时候，特别问这句话出自哪里？韦廉说：是我们编的。最后上级领导的反馈是：编得好。

影片在大别山腹地拍摄，虽然交通不便，但韦廉坚持大量使用人工降雨，营造“刘邓大军所处的艰苦环境氛围。”消防车进不来，只好用高压水泵抽池塘中的臭水，直接往演员身上浇。韦廉就站在泥水中给演员说戏。16个月里，韦廉和剧组的工作人员起早贪黑、风餐露宿，走了九省一市。

《大转折》完成之后，韦廉的“人生苦旅”并没有因为疾病缠身而停下，又接手了一部战争大片《太行山上》。八一厂的领导得知他的高血压已经导致肾脏出了问题，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韦廉坦言道：“这部影片是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意义重大，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没有理由放弃这个任务。”厂领导知道，韦廉是一个为了拍好电影可以不顾一切的导演，他渴望在这部影片中塑造的毛泽东、朱德和八路军官兵能够突破以往影片的框框，让自己的艺术灵魂再得到一次释放。最终，领导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时为他多配备了几个年轻的助手。

《太行山上》取得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得到很多电影行家的高度评价。影片的历史感无可挑剔，同时战斗场面也拍得非常精彩。而韦廉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接受肾移植手术，在病床上躺了很久才逐渐恢复。

八一厂的导演，能够全程参与“解放战争史诗系列”拍摄的只有韦廉，能把《太行山上》这样的主旋律战争电影拍得既叫好又叫座，也非韦廉莫属。可他从没有止步于鲜花和掌声，而是一部片子接着一部片子，永远在忘我地工作。

韦廉导演病逝之前，还在考虑下一部电影该拍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艺术灵魂会枯竭，不相信自己的“人生苦旅”会有终点，他的脑海里永远回荡着八一电影制片厂片头的雄壮乐曲：向前，向前，向前……

韦廉导演曾在一次领奖时说：“我所有的电影，都是在用心一笔一画地写下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军队的深沉的爱……”

（作者系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创作室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危春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