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的偶然与必然

所谓“会师”，寻常意义上就是两支或几支部队的汇合，并合组为一；而朱毛会师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这是两支分处在不同战场，但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目标、共同政治基础的部队，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紧要关头的会师；这是两支都饱尝挫折与失败痛楚，有着相似战斗经历部队的会师；这是两支都坚信革命必胜，憧憬着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部队的会师。朱毛部队会师井冈山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他们的会师不仅缔造了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而且开创了指引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井冈山革命道路。

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的队伍，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1928年4月下旬在井冈山的会师，是人民军队发展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从表面看来，两支部队最初的目的和经历不同。朱德所在的南昌起义军，起义发动之后，一路南下剑指广东，以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占据出海口，获得外援，再行北伐为目的；而秋收起义在发动时，不仅没能如愿形成湘粤鄂赣四省的同时发动，也没能形成湘南、湘北、湘西、湘东和湘中的共同举事，并且因攻打长沙的计划落空，秋收起义军被迫落脚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

朱德部队和毛泽东所部起初是分隔在两个战场的各自为战，他们能够最终会师井冈山，看似是完全不可能之事，但他们毕竟是会师了，这中间有很多的偶然。单是从朱德部队方面来说，朱德并不是南昌起义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只有区区几百兵力的第九军副军长（军长韦杵未到任），甚至不是起义军军事决策机构参谋团的成员。陈毅说，当时朱德的“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假如没有三河坝分兵决定由他指挥第二十五师；假如南昌起义军能够顺利地如愿实现目标；假如朱德在撤守三河坝时不顾南昌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失败的事实，继续东去与主力会合；假如朱德在赣粤边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的消息后，继续执行中共广东省委要他们“从韶关直下广州，以援助广州暴动”的指示；假如朱德所部和井冈山毛泽东之间音讯隔绝，没有能够互通讯息；假如临时中央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支持李立三新组建的广东省委的计划，仍试图集中所有能调动的力量在广州再次举行暴动……

历史不容假设，朱毛会师在偶然中存在着必然，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

同根同源

从根本上讲，朱德和毛泽东分别统率的两支队伍，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型人民武装。他们不仅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而且具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大革命失败后，从血泊中爬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共识。在这场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风暴中，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秋收起义点燃了最亮的火炬。

临时中央在部署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时，就把这两次起义计划为相互配合的统一行动。临时中央常委会认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鄂赣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索（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

不仅如此，而且这两次起义的主力部队还是同根同源。都源自中共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叶挺独立团。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北伐军进行了扩编，叶团被扩充分编为第四军二十五师（由第十一军副军长朱晖日兼师长，叶挺任副师长实际主持，李硕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其中第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每个团都有叶挺独立团的骨干，特别是七十三团保留叶团的底子最多，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一个团，是直接由叶团改编而成，可以说是叶团的正身。

第二十五师作为主力之一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分兵后，第二十五师划归时任第九军副军长的朱德指挥。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朱德对这支剩余的部队在大余进行整编。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员，由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担任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的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由原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任参谋长。朱德率领这支部队发动了湘南暴动，吸收了8000多人的湘南农军，后辗转于1928年4月下旬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一个月后改称红四军）。这支经过北伐、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洗礼的光荣部队，被编为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在以后的斗争岁月，始终是朱毛红军的主力之一（即长征中抢夺泸定桥和突破腊子口的红四团）。

不太被外界了解的是，秋收起义的主力军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也是以叶挺独立团的骨干为基础充实组建起来的。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誓师开始二期北伐，叶挺部队的主力随军出征河南前线。而叶挺本人则奉命兼任武汉卫戍司令，率二十四师的七十二团和二十五师的七十五团留守武汉。为加强武汉的防务，在平定夏斗寅叛乱后，叶挺又组建起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何长工回忆该团“是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改编的，是我们党彻底领导的，秋收起义以这个团为基础，从武昌出发三千多人。”实际上，组建警卫团的包括成建制地从由叶挺任师长的第二十四师抽调的一些连队，以及由黄埔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陈浩（后叛变）率领的第二十四师新兵训导处的一个新兵营。该团团长卢德铭原是黄埔二期生，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时即为该团二营四连的连长，曹渊牺牲后继任一营营长，后由七十三团参谋长（接替改任七十二团团长的许继慎）转任警卫团团长，秋收起义爆发时任总指挥。

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分共后，中央安排警卫团参加南昌起义，行至黄石时，得知南昌起义大军已经南下，而他们的去路又被追随汪精卫的张发奎部队阻断，便辗转江西奉新再到修水驻扎，并因此得以作为主力参加了中共发动的秋收起义。朱毛会师建立红四军时，该团被编为第三十一团，也是朱毛红军的主力之一（即长征中突破乌江和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

同根同源，是朱毛会师的历史渊源关系。

经历相似

撤守三河坝之后，由于得知南昌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朱德不得已率领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军官教导团余部，经闽西进入赣南，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或“赣南四整”，即整顿思想、整顿纪律、整顿组织和军事整训，进而稳住了阵脚；同样，由敌强我弱的大形势所决定，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一经发动，就连遭挫折，不得不放弃攻打长沙的既定计划，且战且退，经过三湾改编，立足于井冈山。回顾两支队伍在遭遇失败之后的经历，他们各自为重振军威所进行的努力，是那样的近似：

第一，坚定信念，稳定军心。秋收起义军余部撤退到文家市后，毛泽东即针对部队士气低落的情况发表讲话说：“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部队进入莲花县境内后，毛泽东再次向部队作了简要讲话，号召指战员们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到达三湾后，毛泽东又鼓舞大家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人可以当敌人100，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毛泽东的话使官兵们振奋不已，经过改编的这支工农革命军随后以昂扬的姿态踏上了迈向井冈山的伟大征途。

陈毅回忆朱德在天心圩的讲话：“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朱德本人后来谈及此事时，也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

第二，整编军队。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三湾后，将全军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由陈浩任团长，何挺颖任党代表，下辖第一、三两个营及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这样既减少了指挥机构，充实了一线作战部队，还架空了师长余洒度的指挥权，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仍然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朱德则是将“二十五师及第九军，合编为一纵队，朱德充纵队司令，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路，第九军编为第二路，七十四团编为第三路，七十五团编为第四路”。共组成七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连。这样，部队的人数虽然少了，但编制和军令统一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得到巩固。

第三，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秋收起义军不仅继承了叶挺独立团和由其扩充发展的部队的优良传统，在团级设置党代表，营、连设置政治指导员，以及团里设有党的干事会（支部），营有党小组的做法，而且更进一步，在三湾改编时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连设支部，班排设党小组。确保了党的组织建立在部队基层，为党对部队的领导提供组织保证。

朱德部队10月底到大余时，有党员五六十人，不及部队人数的十分之一。粟裕回忆：“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像我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二十四师的教导队，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在朱德的支持下，陈毅具体主持了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同时选派一些优秀党员下去担任政治指导员，加强部队基层党的力量，突出党员的带头作用，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虽然这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作为制度建设，明确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还有差别，但方向是一致的。

第四，严格执纪，密切军民关系。毛泽东和朱德在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中都十分重视严格执纪，这包括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朱德和陈毅在信丰枪决了极少数哄抢百姓财物的兵痞；1927年12月27日，当毛泽东得知一团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一营长黄子吉等企图带兵投敌事件后，他立即赶到茶陵湖口，逮捕了叛敌者，并押回宁冈枪决，执行了政治纪律。萧克曾指出：“旧军队只能依靠薪饷、法令、军纪来保证军队的巩固，我们则靠政治自觉和革命纪律。如果只讲自觉而不讲纪律，没有严格的军事管理和指挥员的指挥权威，即便是革命队伍，也不能巩固和团结。”

第五，开始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术转变。毛泽东刚到井冈山时，就在宁冈砻市教导部队“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毛泽东举出井冈山绿林朱聋子“打圈子战术”的例子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变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这是毛泽东早期游击战思想的重要体现。

第二十五师不仅作为叶挺独立团的嫡传，养成英勇顽强一往直前的战斗作风，同时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正规部队，保持着正规战的战术。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的战斗，在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下，南昌起义军的正规战战术已经受到新的战争条件的挑战。特别是三河坝战斗后，千余人的小部队在偏僻山区行军和作战，更显露出正规战战术的不适应。因此在崇义，朱德就提出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的建议，并开始揣摩训练部队游击战战术问题。朱德回忆：“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

第六，进军方向一致，都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为生存所迫，毛泽东和朱德所部都无法攻占长沙、广州这样的大中城市，在强敌的压迫下分别转战至井冈山和赣南、湘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形态的多样化，以致城市不能领导乡村。中心城市是反革命力量最强大最集中和防范最严密的地方，也是中共和革命力量最单薄的地方；而广大农村则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中共在那里聚集了相对雄厚的力量。在这种敌我力量在城乡之间形成巨大反差的状况下，中共临时中央却偏偏在自己力量薄弱的城市举行暴动。毛泽东和朱德所部的进军方向，在客观上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且切合中国的国情，为他们在八七会议总方针指引下，在农村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