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对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

2023年是张太雷诞辰125周年。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往苏俄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使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张太雷在革命生涯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作为观察中国革命实际的工具，阐发了一系列革命主张，对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进行了有益探索。现有研究鲜有以革命话语为专题探索张太雷与中国革命话语的关系。基于此，考察和剖析张太雷对中国革命话语的探索，有利于深化张太雷研究，拓宽中国革命话语研究的视域。

一、张太雷建构中国革命话语的语境基础

（一）理论基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其建构革命话语表达的理论依据。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期间，逐渐开始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范畴来思考和分析革命问题。1921年6月，张太雷在舒米亚茨基的指导下起草了一份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共产国际“三大”）的书面报告，虽然报告的行文用语上受到苏俄话语的规训，但“这份报告是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写的”，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和形势，论述了中国早期党组织的任务和前景等内容。同时，张太雷在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中赞成和论证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阐明“民族统一战线”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策略。张太雷的报告和提纲，体现了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尤其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话语范畴来思考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

1922年5月，张太雷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致开幕词中充分肯定马克思的“革命的方法”，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并坚信“资本主义必定崩坏，无产阶级革命必定成功”。同年10月，张太雷在《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中明确地说，社会环境客观存在“一个阶级受压迫或是几个阶级并受压迫的事实，这种环境就决定要发生革命了”，革命“是阶级对阶级的群众行动”。张太雷较为集中地对“革命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阶级”“革命”等话语的赞扬、认同和表述，表明了他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其革命话语分析的理论根基。

（二）实践基础：中国革命实践活动

在社会意义上，话语是建构性的，建构社会主体，建构社会关系，建构知识和信仰体系。张太雷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和信仰体系出发，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进行话语实践，建构革命关系，总结革命经验。譬如，张太雷促成民族统一战线便是明显例证。

张太雷甫一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主张，就积极从事话语实践。1921年底至1922年1月，张太雷陪同马林赴桂林拜访孙中山，在广州先后与张继、陈炯明会谈，“从事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活动”。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会议上，张太雷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1923年6月，张太雷在党的三大上主张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并保持自身独立性。张太雷在革命实践中，主张以“党内合作”方式建构国共两党合作的关系，丰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即是说，张太雷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实质是他的“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实践逻辑展开。由此观之，张太雷建构革命话语是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为基础的。

（三）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张太雷主要通过借用历史典故、民间俗语和成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革命话语。

1926年3月，张太雷在《巴黎公社纪念日》中，运用历史典故的话语来说明，巴黎公社因“宋襄公之仁”而失败，革命不能“太慈悲”，无产阶级应该对资产阶级使用“残忍手段”，表述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同年6月，张太雷在《国民党目前之两种责任》中借用“不要脸的菩萨”“保定的猴子”“猪仔国会”“上帝的儿子”“皇帝的家奴”等民间俗语刻画了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列强的丑恶嘴脸。是年10月，张太雷发表的《英国外交又失败了》共一千多字，却用了十多个贬义成语作为修饰词来描述英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人心的形象。由此可见，张太雷借助历史典故、民间俗语、成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革命话语的表达语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转变成民族特色语意表达的革命话语，有利于革命群众的理解和接受。

二、张太雷对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与表达

（一）明确中国革命历史方位的话语

张太雷主要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对象任务和依靠力量这三方面建构中国革命话语。

1.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重要部分。1921年6月，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指出要把中国“分散的无产阶级力量”进行阶级组织化，把“分散状态的分子”集聚到无产阶级组织中，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1924年1月，张太雷指出，“中国底革命是与世界革命有连带的关系，而世界革命底成功必定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底合力”。在这里，张太雷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是有着连带的关系。1926年5月，张太雷借助纪念五卅运动时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重要部分”。显而易见，张太雷是在“世界革命”“世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的语境下言说中国革命，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组成部分。

2.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1921年6月，张太雷主张迫使资产阶级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口号下“跟随革命运动”，参加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在必要的时候将他们从这个运动中驱逐出去。在张太雷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必要的”“暂时性的”参加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1922年5月，张太雷明确指出，“倘使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打倒，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不能实现”。在张太雷的话语表达中，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实现“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是民族革命的应有之义，反对封建军阀是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置于反封建军阀的社会革命前面。因此，张太雷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指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1925年5月，张太雷在纪念五四运动5周年时认为，五四运动是“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这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进入“近代的民族运动”，标志着“开中国革命新纪元”。因此，张太雷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

（二）明晰中国革命对象任务的话语

张太雷从中国经济社会变化的根源、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封建军阀乱战、革命运动的历史教训等方面进行考察，明晰了中国革命对象。

1.中国革命首要对象是外国帝国主义。1921年6月，张太雷指出，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打开后，虽然日益越出狭隘封建农奴制关系，但是被帝国主义列强肢解成许多独立的势力范围，被资本主义套上了殖民地剥削的锁链。1923年5月，张太雷在《奉直战争和日本与英美的利益冲突》中认为，奉直战争的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不一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利益终无统一决定了中国亦无统一。1924年10月，张太雷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时强调，中国的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雇佣者”，帝国主义列强是封建军阀“背后之主人翁”，所以中国革命“最要职务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张太雷在表达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这两者的关系时，是用“主人翁”来形容帝国主义列强，用“雇佣者”来形容封建军阀，说明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但前者的危害程度比后者更严重，从他的表达话语中体现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的、主要的对象。

2.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对象。1926年2月，张太雷在《北方时局与国民会议运动》表示，国民革命军是人民群众的客观工具，现时北方直奉军阀与帝国主义联合向国民军进攻中，人民群众应当帮助国民革命军打击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3月，张太雷在《段祺瑞惨杀爱国学生》中指出，“卖国军阀”为了奉迎帝国主义而摧残民众，这是封建军阀屠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爱国学生的明证。4月，张太雷在《帝国主义和张吴》中说明了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傀儡，帝国主义列强指挥他们，要他们打就打，要他们不打就不打。5月，张太雷在纪念五卅运动时指出，在五卅惨案中封建军阀的“卖国面目”完全暴露于人民之前，这是说明军阀是帝国主义走狗的铁证。

综上，张太雷通过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分析，表达了现今中国目前的政治运动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运动，从而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明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

（三）阐明中国革命力量的话语

1.对工人阶级的话语表达。1921年6月，张太雷特别指出工厂工人懂得了组织起来的好处，各地的工人罢工证明了工人阶级具有坚定性和无产阶级团结精神。1926年2月，张太雷在纪念“二七”事件中强调，中国工人已经从要求生活改善向争取被军阀剥削之权利的转变，在这个运动中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团结力和组织力，因此“二七”工人运动开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同年5月，张太雷在《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中认为，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中彰显了组织力和彻底的革命性，这完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张太雷借用“坚定性”“团结力”“组织力”“彻底的革命性”等生动话语，明确了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

2.对农民阶级的话语表达。张太雷在总结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1924年5月，张太雷在《中国的农民及其革命运动》中认为，中国农民具有革命情绪，如果中国革命没有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阶级参加，是难以成功的，阐明了农民阶级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1926年5月，张太雷在《革命政府之下盛会》中指出，农民阶级是我们革命基础的基础，是我们北伐前进的最好助力。在张太雷看来，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没有参加，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一样深受穷苦、压迫、痛苦，他们有彻底的革命性，能成为工人阶级的永久同盟。张太雷意识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要结成永久同盟，才能抵抗强有力的敌人。同年8月，张太雷在纪念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廖仲恺时强调，“中国国民革命要成功一定是一个农民革命”。此外，张太雷还先后提出，“中国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没有不失败的”“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给农民以正当的出路”“重视农民群众的作用”等革命话语。从张太雷论述农民阶级的语境中可以知道，农民阶级是革命基础，中国革命的本质其实是农民革命。

3.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话语表达。1921年6月，张太雷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既害怕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又害怕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阶级决定不了民族革命斗争的进程和结局。1924年10月，张太雷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保持着友善的关系、示好于帝国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1926年3月，张太雷在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中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强调资产阶级是有卖国的可能，无法承担起领导民族革命的历史重任，进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袖。既然民族资产阶级充当不了民族革命斗争的领导者，那么他们的作用就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同年5月，张太雷在《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中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实施工商联合政策使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愈久愈好。在张太雷的话语表达中，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联合战线中参加革命。

4.对青年学生的话语表达。1924年7月，张太雷在《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中剖析了青年学生群体的阶级基础和时代特点。他认为，殖民地上的青年学生比较富有革命性，格外地趋向于革命，究其原因，青年学生是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上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侵略致使青年学生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加之中国经济不发展，造成青年学生对其毕业后的社会地位感到恐慌和不安，这使殖民地的学生倾向革命道路。1926年5月，张太雷在纪念五卅运动中进一步深化了对青年学生的革命性的认识，他以为学生是反映社会各阶级的，学生的革命性是参差不齐的，不能有一律的评定。鉴于此，张太雷主张，要扫除青年学生一切旧的因袭的社会观念，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虚伪和弊端，把我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灌输给他们，使他们到革命的旗子下来。同时，要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形成有群众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