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南昌起义是个“大政治”

1948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解放军总部领导人，在西柏坡讨论军队正规化问题时，提出了全军统一军旗问题，并确定由周恩来主持军旗方案制定工作。

军委发出通知，向全军征集军旗式样，经过3个多月，征集到500多个样式，设计小组预选12种方案，制成“样旗”，送周恩来审选。

这些方案一致显示：军旗应红底，有五角星……但均无“八一”二字的图案。这些图案，均被毛泽东否定。周恩来后来回忆这一经过，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定军旗的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

这一段朴实、简单而又有力的话，在笔者的心底激起了长久的涟漪。多么闪光的语言啊！ 它不仅是毛泽东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的科学总结，而且凝聚了历史伟人对南昌起义的特殊情怀。

1967年7月26日，毛泽东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要把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八月一日，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 1933年中央苏维埃政府作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为什么要坚持在军旗上“加‘八一’二字”？毛泽东为什么称南昌起义“是大政治”？近几年，笔者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的讲话，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站在大历史、新时代的高度，用“三个伟大事件”，深情讴歌南昌起义的非凡历史意义，生动诠释了南昌起义“大政治”的丰功伟绩。

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南昌起义重要论述，不仅为我们研究南昌起义提供了基本遵循，而且提出了如何实现百年强军战略目标，三个新的重要课题，十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第一次从党的初心和使命，深刻揭示了南昌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决定要发动南昌起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述南昌起义历史背景中，说了一段含义极深刻的话，他说：“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从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阐述了南昌起义的紧迫性、重要性。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用“赶尽杀绝”“命悬一线”这八个字，深刻揭示了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含义深刻透彻。

批判的武装绝不能代替武装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悟出了只有拿起枪，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才能完成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字里行间，透视了一个重大的真理：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一次重大觉悟，说明我党发动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高度政治自觉的生动表现。

在起义前夕前委会紧急扩大会上，周恩来怒斥张国焘，就是生动的例证。正当起义准备紧张有序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1927年7月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传达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昌起义计划的复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此外，还要求苏联顾问不能参加起义活动，目前没有经费可供使用。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苏共领导不仅表明了对南昌起义的疑虑，而且是一种不支持态度。共产国际代表指令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同年7月29日，张国焘从九江连发两封密电到南昌，要求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再作决定……7月30日一早，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即被接到周恩来住地，参加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当张国焘介绍完这次来南昌意图后，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砰”地一声拍响桌子！

周恩来在1961年9月18日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我们要行动时，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后来他告诉别人，拍桌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的人（指谭平山）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我不同意，说道，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

争论实质是两个问题：一是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的共识。联共（布）中央意图是要停止这一暴动举行，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们，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分析在南昌我军处于绝对优势的实际，认为起义成功大有希望，抵制了联共的错误主张，为中国共产党人生存迈出了第一步。二是对张发奎的态度。张国焘坚持不经张发奎同意，就不可动的右倾观点，周恩来则是坚持把发动起义和争取张发奎的工作分开来，不能因做张发奎的统战工作，而停止起义举行。

争论实质是从实际出发，坚持起义，还是按联共（布）中央指令，停止起义？尽管大家情绪激烈，但没有张国焘的首肯，起义计划难以落实。同年7月31日，会议继续。恰时，贺龙、叶挺接到张发奎电报，称他将于8月1日到达南昌。张国焘据此，只好表示，服从多数意见，并表示：他将代表中央常委和周恩来负责向共产国际说明。会议终于决定在次日凌晨四时举行暴动。

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领导人，不仅充满政治智慧，而且展现勇于担当的政治自觉。正如贺龙在1959年1月18日视察南昌起义革命旧址时说：“如果不是周恩来的英明决定，南昌起义很可能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在党的危险时刻为革命作出的很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坦承他为什么要“拿起枪杆子”时，曾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的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90多年前，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高呼，振聋发聩！9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紧迫性、重要性的论述，是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的屠杀，使中共对军事工作完成历史使命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对共产党的政治担当也有了新的认识，南昌起义的发动，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人民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近些年，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在网络上，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出现了一些攻击、诋毁的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不仅是我们统一对南昌起义伟大意义的理论指南，也是回击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的有力武器。

在面对生死存亡考验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政治上勇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高度政治自觉；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勇于担当的政治自觉，更显得尤为重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论述，对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更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把南昌起义，称颂为“三个伟大事件”，揭示了南昌起义伟大的历史地位

老一辈革命家把南昌起义称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的论述，屡见不鲜。而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南昌起义称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这是第一次。

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论述南昌起义历史地位时，说了一段令人感慨的话，他说：“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把南昌起义定格在“建党、建军、建国和实现中国梦”的大背景下，称之为“三个伟大事件”，这是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一个新的定位。

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共党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是人们的共识；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也容易理解。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却是意义非凡的第一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新的评价。2016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庄重评述：“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造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这是党史界对南昌起义在党史、在中国革命史伟大意义的最新解读。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的高度，阐明南昌起义的意义，含义深远。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和兴趣，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是解读南昌起义非凡意义的重大课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都没有成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最后革命果实被蒋介石篡夺了，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中国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但中国革命怎么搞？一直处于迷茫的探索中。

1924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壮大发展国民革命军上……当年斯大林也是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当初中国共产党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他却不以为然，把支援的武器装备都给了国民党……史实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客观地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还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运动，不仅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得到迅速扩大，迎来工农革命热潮的迅速高涨……但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误判，却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正如《贺龙的1927年》（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贺晓明著）一书指出，联共“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迎合国民党提出的要求，反而压制共产党，甚至以组织命令达到目的。大革命中，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将国民党推向领导地位，这是最大的不公”。贺晓明的话不无道理。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中央占了上风。2011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写道：“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革命的航船在共产国际的错误的导航下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