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 对强军兴军的历史启示

中央苏区由赣西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接而成，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1930年9月，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已由分裂转向暂时的统一。蒋介石在结束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以后，集中全力准备向日益壮大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发动进攻。1930年冬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重兵先后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在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面对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不利境地，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挥下，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取得辉煌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有力捍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红军队伍得到历练并进一步壮大，中央苏区持续巩固与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任务艰巨繁重。回望历史，总结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经验，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对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强新时代军队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向红军将士坚如磐石的崇高信仰看齐，铁心不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红军初创时期，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条件下，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经过艰辛探索、用鲜血换来的真理性认识，它觉醒于大革命失败，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特别是古田会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充分肯定了自三湾改编以来毛泽东的建军主张，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理论化、制度化、规范化。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核心密码”。从第一到第四次军事“围剿”，国民党投入兵力由10万增加到50万，敌我力量对比接近10：1，装备上红军更是全面落后，红军却历经苦战而不溃散，在绝境中取胜。这是因为我党坚持用崇高的信仰和科学的理论统领部队，使红军保持了思想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保证了指战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坚持在红军中设立各级党组织，成为统一领导和团结战斗的核心与堡垒，保证了队伍的绝对纯洁。依靠党指挥枪这个法宝，在四次反“围剿”战争中，面对敌大军压境，中央苏区红军没有一支部队整建制投降，历经数次战斗，红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强大。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工农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红军得到充实更加壮大。改编过来的红五军团，在党的教育和改造下获得了新生，与在国民党指挥下完全不同，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在反“围剿”战争中，军团参谋长赵博生更是亲临前线指挥，在战斗关键时刻身先士卒，壮烈牺牲。蒋介石在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哀叹：“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正是靠党的绝对领导和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随，红军面对强大敌人毫无惧色，以一当十，一次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历史启示我们：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突出，如果不彻底解决，不仅影响战斗力，而且事关党指挥枪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党中央和习近平主席力挽狂澜，果断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带领全军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重整行装再出发。人民军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军队党内政治生活，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纯洁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经过坚持不懈政治整训，有力扭转了人民军队政治生态一度恶化的局面，坚持和强化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是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龙头”。我军维护核心、听从指挥，首要的是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指挥。红军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新时代的强军实践都印证一个道理，没有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性加强和创新性发展，就没有军队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我军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要向红军将士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看齐，实事求是，始终坚持应时而变、应势而动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在总结具体战争实践经验中，创造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在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又开创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将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到极致。1930年10月，国民党集结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按照毛泽东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开敌军主力，主动退却至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集结部署，伺机转入反攻。自1930年12月30日起，五天内连打两次胜仗，取得歼敌近1.3万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的辉煌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军又连打五个胜仗，由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创造了“各个击破”的范例。气急败坏的蒋介石，趁红军经过第二次反“围剿”苦战，疲惫未除之机，集结30万重兵发动第三次“围剿”，一度占领苏区要地。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临危不惧，坚持“诱敌深入”方针。1931年7月至9月，红军从福建建宁千里回师赣南，在兴国莲塘、良村、宁都黄陂以及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地，六战五胜，击溃敌人7个师，歼敌3万余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占上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但在1933年2月至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一军团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坚决抵制“左”倾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指示，运用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经验，毅然实行战略退却，以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调动敌人，捕捉战机，成功地打破了50万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在这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注重分析和把握国内形势的深刻演变，从实际出发，敌变我变，实行大范围的机动作战，声东击西，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屡屡创造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奇迹，体现了非凡的谋略智慧。

历史启示我们：军事斗争指导思想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战场之变、形势之变，才能沿着胜利的道路不断前进。

用兵之法，贵在不复；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与精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重大调整。虽然各个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内容有变化，但积极防御的基本思想始终没有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我国国家安全的新形势，科学研判新时代军事斗争的特点和趋势，明确积极防御根本在防御、要义在积极。这些年，在习近平军事战略思想的有力指引下，我军全方位撬动了战、建、备各领域各方面创新发展。特别是全军以坚定的斗争意志、灵活的斗争策略，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施压，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有力行动震慑“台独”分裂行径，积极稳妥处置周边热点敏感事态，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有效遂行反恐维稳、维和护航等重大任务，推动军事斗争格局实现历史性转变，有力维护了国家战略全局稳定。我军当前的发展形势没有先例，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必须立足现实，与时俱进、应势而动，才能实现强军伟业。

要向红军将士务实严格的战训作风看齐，牢记使命，始终坚持聚焦主业备战砺兵

红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党的意志和主张，最终要落实到能打胜仗上，体现到捍卫红色政权上。而在中央苏区时期，敌强我弱，红军在武器装备、火力和兵员数量上都远不如敌人。同时，红军以农民为主体，兵员素质较低，技战术素养较差。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为应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建立了正规兵团，作战形式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利用作战间隙或部队整编时间，集中整训成为红军常用的一种备战方式。到1931年3月17日，为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朱德、毛泽东发布了红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训令，要求部队全面练兵，一是“依照新操法加紧训练，并分别举行射击演习”；二是“实行测量野外战斗教练，举行团及师对抗演习各一次”；三是“每天早操一律做抢山头、追击、射击、速集的动作。游戏时间一律操刺枪术、测量、跳远”等。晚间点名时作讲评。为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该训令还要求杂务兵、担架兵、看护兵等也必须参训。

训练重点突出单兵瞄准、射击、刺杀、格斗、投弹、目测距离、翻越障碍、夜间战斗等实战科目。对指挥员突出指挥战斗的训练，掌握以劣势兵力兵器对优势兵力兵器之敌军作战的战法。对普通士兵则要求熟练操作手中武器，会利用地形组织和运用火力。为统一训练要求，红军学校参照外军条令教材，结合中国红军作战经验，编写《步兵教程》《坑道教程》《防敌进攻战斗要领》《劈刺教范》等教材，供指战员学习。战前，还根据作战对象、作战任务以及战场环境的变化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战术训练。战后，抓紧组织“战后检讨会”和“民主评议会”等，认真总结战斗经验，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由此可见，红军通过紧贴实战的训练和备战，有效提升了战斗素质，培养了组织纪律性，从而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形成迎战强敌、战胜困难的强大合力，因而能一次又一次地击败强大的敌人。

历史启示我们：军队要以战争随时打响的忧患意识聚焦备战打仗，紧贴实战练就硬功夫，才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大力推进战训耦合，大力推进体系练兵，大力推进科技练兵，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狠抓军事斗争准备，深化战斗精神培育，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武器装备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军威慑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

然而，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军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差距。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加速应用于军事领域，各种无人作战平台和智能化武器装备系统大量出现并投入现代战场，战争形态快速演变。特别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的武装冲突，给世人呈现出一场颇具教科书意义的无人机战争，人们在网络上看到无人机像“点名”一样轻松击毁战车、坦克、火炮，这对我军适应新战争形态下的打赢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新时代军队只有强化官兵备战打仗思想，对接未来战场需求，加强实战化训练，才能确保能够在未来战场上慑敌制敌、决战决胜。

要向红军将士攻坚克难的顽强意志看齐，勇于牺牲，始终坚持加强战斗精神培育

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殊死搏斗。国民党前后投入了上百万掌握先进武器的军队，对红军实行疯狂的围堵。红军人员少、装备差，缺乏有力的保障，之所以能够以劣胜优，除了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紧贴实战的训练之外，还靠攻坚克难、不怕牺牲、压倒敌人的战斗意志。战斗意志来自哪里？来自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知道为何而战。红军是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因而，党十分注重向指战员灌输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培育战斗精神。1930年10月颁行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也提到“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是看他们的阶级觉悟、政治影响”。每个红军战士，都经历了一个对革命目标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通过接受理想信念的引领、纪律规矩的约束、积极氛围的熏陶，由初步具有这种认识，随后变成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和斗争信念，从而激发了誓死革命的战斗精神。从指挥员到战斗员，到了战场，人人敢于刺刀见红、敢于牺牲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