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智慧与宣传艺术的历史典范

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是指毛泽东同志依据时代环境、我军任务目标和教育对象实际，有意识地选取蕴含人民军队思想政治路线和价值观念的事物，以语言、文字、图像等多种叙事载体传递给官兵和其他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人，通过认知引导，为军队完成使命任务提供思想保证的实践活动。叙事贯穿于宣传教育和领导活动，从叙事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同志领导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对新时代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一、非凡的叙事风格：卓越领导能力的行动彰显

叙事风格形成于叙事者的学识、阅历和性格等内在人格因素，也是其领导思想和领导能力的外在表现。毛泽东年少立志、发奋读书，还有辛亥革命当兵和护法战争期间护校劝降军阀溃军的实践经历，担任过图书馆助理员、教员，深入农村开展过农民运动，缔造了党和人民军队，领导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博的学识塑造了其非凡的叙事风格，彰显出卓越的领导能力。

（一）革命乐观主义的叙事风格

始终饱含坚定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最为鲜明的特色。尤其是毛泽东以诗词明志，大气磅礴、气度非凡，赋予诗词教育意义，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1931年春，毛泽东指挥红军打破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后作词叙述战斗经过。“天兵怒气冲霄汉”把红军比作“天兵”，虽然当时红军力量尚小，但是坚信我党我军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终将战胜非正义的敌人。用“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叙述了我军将士互传捷报的喜悦。翻山越岭是红军长征中的常态，山是红军将士最司空见惯的自然景观。毛泽东创作了《十六字令三首》专门写山。“快马加鞭未下鞍”刻画出红军将士英勇无畏的革命形象，又写“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以山比喻红军如同民族脊梁一样坚忍不拔，既可刺破一个旧世界，也能挺立一个新世界。长征途中凶险万分，毛泽东的诗词却展现出积极乐观的感召力。1935年10月，历经磨难的中央红军冲破敌人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国民党追兵一路尾随而至，彭德怀指挥部队执行“扫尾”任务一举歼灭来敌。毛泽东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彭德怀英勇善战的大将风度，以此激发我军将士的战斗精神。

（二）实事求是的叙事风格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最为核心的叙事风格。他在叙事中直面矛盾问题，不遮掩、不粉饰，给予官兵和人民群众最高信任。他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教育官兵要抓住事物的内部联系来提高认识，指导实践；还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强调认识不能离开实践。在长征过草地前夕，毛泽东向开路先锋杨成武指示，“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然后和杨成武一起分析研究办法，并交代要向战士们讲明过草地的原因和意义。此外，他在叙事中注重调查研究和剖析自身问题。1941年6月，边区政府的一位县长不幸被雷击中身亡，边区一位农民发牢骚说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正要按照反革命事件进行处理，被毛泽东及时制止。他要求刀口向内找原因，调查发现是农民负担过重，于是做出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等重大决策。后来，毛泽东叙述此事来教育官兵，凡事不能草率下结论，要多问为什么，以扎实的调查掌握最真实的情况，才能做出正确决策。

（三）人民至上的叙事风格

坚持人民至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风格，突出表现在毛泽东注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坚定站在人民立场叙事。毛泽东主张“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而群众话语就是百姓话语，即使目不识丁的人也能张口就说、一听就懂。据王首道、刘文治等回忆：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次授课中，“先在黑板上画一三角形层塔，在塔旁写出帝王、将相、公、侯、伯、子、男几个字，在塔下面写出‘庶民’等字”，结合画出的“塔”向学员讲解封建社会对老百姓的层层压迫，封建制度被推翻后，这座“塔”又被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等占据而继续压迫劳苦大众，他教育学员团结广大群众推翻这座塔，毕业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农运骨干，发展农民自卫军，走上革命道路。坚持人民至上的叙事风格还体现在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上。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原则，其中就有宽待俘虏的政策，而一些指战员想不通，坚持主张以牙还牙。毛泽东为此专门给部队讲话，他从阶级立场出发，指出找白军士兵报仇是找错了人，白军士兵也是和红军将士一样的穷苦子弟，红军应该解放他们，引导红军官兵认识到白军士兵也是人民的一分子，是团结和争取的对象。

二、宏大的叙事逻辑：政治智慧与军事谋略的厚积薄发

毛泽东同志凭借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和娴熟应用，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和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手不释卷的阅读习惯和深耕厚植的国学积淀，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叙事能力可谓炉火纯青。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艺术，从认知层面建构起领袖的人格魅力，从而强化对官兵的思想政治领导。纵观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伟大实践，伟人的叙事可谓视野宏阔、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无不惊叹于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其内核是宏大的叙事逻辑。

（一）历史逻辑奠定叙事的底蕴厚度

历史逻辑是从对历史事件的梳理中总结趋势和规律，在古今对比中启示当下，奠定叙事的底蕴厚度。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抓住蒋介石“忘恩负义”这一特点叙述了国民党集团长期以来的反动历史：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6年西安事变，再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人民希望和平建国而宽恕蒋介石，蒋继续忘恩负义，撕毁“双十”协定，再次发动内战，并出卖中国人民利益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列举了蒋介石接二连三的“忘恩负义”事实后，毛泽东引用蒋介石说过的话“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号召全国人民和全军将士看清其丑陋嘴脸，“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以严谨的历史逻辑，沿着清晰的时间线使蒋介石集团“忘恩负义”的小人形象昭然若揭，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叙事艺术的深厚底蕴。

（二）战略逻辑擘画叙事的思维高度

战略逻辑是着眼全局、立足长远，站在领导者的高度，准确预见未来，战略逻辑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思维高度。斯大林说过，“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只有前瞻性预见未来之事，才能提前谋篇布局，为人民军队指引前进方向，毛泽东有很多精彩预见，特别是对解放战争的预见令人惊叹。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在国民党军队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毛泽东断言“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战争过程的复杂性，“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1947年3月18日，人民军队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再次预言“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仅仅过去一年零一个月，人民军队就成功收复延安。1948年3月，毛泽东预见“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依照此预见，解放全中国的预估时间在1951年。1948年11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及时调整先前预估：“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验证了此预见。毛泽东的这些预见较为准确地叙述了我军作战进程，赢得了全军将士高度信赖，对提升部队战斗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辩证逻辑拓展叙事的系统广度

辩证逻辑是把事情全面叙述出来，引导叙事对象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自主做出正确选择，从而使叙事对象心悦诚服接受教育。如卢沟桥事变后，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叙述应对事变可采取的两种方针（即坚决抗战和妥协退让）、可实施的两套办法、可能的两种前途（自由解放和当亡国奴），把利弊得失叙述出来，供全国军民“自由”选择，经过权衡思虑，绝大多数军民会选择为着自由解放的前途而坚决抗战。在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中，他既驳斥亡国论，也驳斥速胜论，提出了持久战；他叙述日本战争力量之强，也叙述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对立统一的具体战略方针，以辩证全面的叙述，提高人民对全面抗战的认知水平。1938年5月，面对抗日战争的残酷复杂斗争形势，毛泽东撰写了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强调不能只看到敌人强大的一面，还要抓住敌人的弱点以夺取抗日游击战争主动权：“欺他”兵少，游击战发挥空间很大；“欺他”是外族入侵，我可广泛争取群众；“欺他”笨拙，游击队运用智慧灵活出击。以辩证思维连用三个“欺他”有效建立起我军强大心理优势和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要求游击队像“渔人打网”一样能收放自如。又用“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等日常生活情形来解释“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的合理性。帮助全体官兵懂得用全面、辩证和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灵活处理军事斗争中的复杂问题。

三、毛泽东领导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现实启示

新时代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叙事形式更趋多样、叙事素材更为丰富，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精髓内涵并没有变，因此运用好毛泽东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具有深刻启示。

（一）坚持真理力量与人格魅力的完美融合

习近平指出：“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再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技巧，离开实际行动的表率示范，也发挥不出理想的教育效果。1927年10月，经历大汾劫难的工农革命军溃散失联，只有30多人仍在毛泽东身边，士气十分低落，毛泽东没有进行过多的说服教育，他挺直身板，精神抖擞入列当起排头兵。他用率先垂范的行为叙事，用坚定的精神信念感染部队，迅速提振了部队士气。领导与官兵同甘共苦，做到官兵一致，能最大限度赢得官兵信赖，发挥最佳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要求给官兵发钱一视同仁，“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杨兴顺回忆说：“我刚参军，还没见发过钱，但是我相信是这么回事，因为我看见了毛党代表的衣服也是那么破旧。”新时代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坚持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的融合，将叙事建立在行为示范表率之上，坚持官兵一致、干部带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二）把握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协调统一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要尊重客观规律，以科学性来抵制随心所欲的唯心主义，又要创造性运用技巧使叙事更具吸引力。毛泽东喜爱四大名著等文学作品，使他的叙事语言呈现出文学化的艺术特色。譬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活用“乞丐与龙王比宝”来教育红军学员在将来作战时不能以己之短去攻彼之长，不能去拼消耗。毛泽东擅长使用设问、对偶、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使语言生动形象，独具特色。譬如采用比喻修辞是毛泽东在教育叙事中最鲜明的特点。毛泽东用围棋对弈来比喻敌我相互包围的态势，“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用“近视眼”来讽刺那些在政治军事上目光短浅的人；用“烟幕弹”来形容敌人的欺骗伪装；用法西斯“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来比喻日本帝国主义无法战胜我们的统一战线。诗中“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又以孙悟空作比，昭示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毛泽东采取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叙述事情，使语言生动形象富有教育意义。1951年5月，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双方现实情况，确定了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把它形象地称作“零敲牛皮糖”。5月26日，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具体叙述为：“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零敲牛皮糖”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大块的牛皮糖虽然诱人，但是粘牙难下咽，不如敲碎成小块，再一口一口咽到肚子里。毛泽东以科学态度尊重客观事实，纠正错误的速胜思想，又艺术地使用“零敲牛皮糖”的生活化语言来阐释作战方针，把握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协调统一，使叙事易于理解、利于传播，对纠正志愿军官兵中的错误思想，克制美军的“磁性战术”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