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坊会议：中国革命新道路形成的标志

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并规定了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纲领表明从建党伊始，党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围绕奋斗目标，在党的初创时期，由于党的不成熟，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采取的是照搬照抄俄国革命道路的方式，即“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也就是革命由城市向农村扩展，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在实施“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开辟过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也探索过联合国民党共同北伐的革命道路，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党的八七会议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党中央坚持的仍然是“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秋收起义遭受重大损失之后，放弃了“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张，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重新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在农村开辟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1930年10月，罗坊会议坚决抵制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红一方面军内以正式决议的形式改变了红军的行动方向，彻底放弃了“城市中心论”，带领红军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并结合实际作出了更适合农村斗争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可以说，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正式形成。

“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的失败

在共产国际和俄共（苏共）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实施“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过程中，尝试过各种方式，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还通过决议，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这样，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支部——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的一切指令、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去完成，但对“城市中心论”道路的各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工人运动尝试的失败。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成立领导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开展罢工斗争。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持续13个月，以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全国发动大大小小的工人运动100余次，参加人数30万以上。在运动中，赤手空拳的工人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只能遭受残酷屠杀，共产党员施洋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各地的工会组织除广东、湖南外都遭封禁，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占领城市，建立政权，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大革命运动的失败。第一次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孙中山的大力推动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十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都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华人警察也参加了罢工”。“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广东各县农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污官吏开展斗争”，国民党中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主持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党的建设和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全国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者有了党的活动”。“据1927年3月统计，党员总数达到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4.2%。女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10%。”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特别是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反共的狰狞面目就公开化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南陈北李”之称的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被捕被杀。“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彻底失败。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要不要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中国革命向何处去？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路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些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探索中。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批判了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采取了“城市中心论”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两条腿走路”的办法。

“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的继续坚持。瞿秋白领导的中央和后来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执行的仍然是“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1927年7月中旬，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毅然决定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接着，1927年8月至12月，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仍然都是坚持“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南昌起义前委书记周恩来在后来指出，南昌起义军“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1972年6月10日）记录稿）。“湘赣边秋收起义开始是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12月，党发动了广州起义，在共产国际代表亲自参与和指导下，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在起义的第三天即撤出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可以说，这三大起义包括其间党领导发动的其他大大小小的100多次以攻打城市为中心的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在193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由李立三主持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央正式占据统治地位。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左”倾冒险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起义和集中所有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打下南昌、夺取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虽然李立三在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3个月，在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后，就离开了中央，但造成的影响大、破坏力强。一是党组织付出了惨痛教训和代价，全国有十几个省的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地城市党组织不复存在;二是红军在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损失惨痛，许多农村根据地缩小甚至丢失。中央坚持的“以城市为中心”革命道路再次以失败告终。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探索。秋收起义发动后，由于遭到了强大反革命势力的抵抗，部队损失严重，由5000多人锐减至2000多人。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城市中心论”主张，开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的探索，决定把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建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在袁文才、王佐的支持下，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辟了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的实践探索。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为巩固发展根据地，要与敌人进行各种斗争;另一方面，要妥善处理好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抵制各种“左”的做法。在此期间，湖南省委先后于1928年3月、6月，派特派员周鲁、杜修经上井冈山指导工作，直接导致井冈山三月失败、八月失败;1929年下半年，中央又派特派员彭清泉（潘心源）上井冈山，导致了后来袁文才、王佐的被错杀。为此，毛泽东向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央写信汇报工作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然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湖南省委对毛泽东上山表示强烈不满，仍坚持“城市中心论”。同时，由于井冈山时期斗争环境异常艰苦，红军战士缺吃少穿，加上江西、湖南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不断对井冈山“进剿”“会剿”，共产党和红军内部也有不少人怀疑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怀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否可行？鉴于此，毛泽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去阐述和发展中国革命新道路。

在理论上，1928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第一次具体地分析论证了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创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1930年上半年，毛泽东又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进一步从理论上回答了党的工作中心是放在农村还是放在城市的问题，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理论，批判了“城市中心论”，指出“城市中心论”即全国范围的武装斗争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中国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在理论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道路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阐述。

在实践上，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丰富发展了红军游击战略战术原则的“十六字诀”。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初期，1927年12月，他在茶陵湖口提出“十字诀”：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1928年1月，他在遂川、万安联席会议上又提出了“十二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后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1929年4月，他在瑞金《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总结出完整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至此，在实践上，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战术完全系统形成，为红军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在军事上开展对敌斗争提出了总原则、总方针、总战略战术。“十六字诀”的提出，为此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正式形成

1930年6月，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指导下，为执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起义和集中红军主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中央要求各路红军（红一、红三军团）“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李立三的不断指示下，红一、红三军团相继离开经营多年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建军以来长达五个多月的红军赣湘大进军。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8月23日，由红一、红三军团组成），由支持、怀疑、抵制到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是以罗坊会议上通过了“诱敌深入”作战方针为标志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在城市中心论破产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在无数次的革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它的局部确立是以罗坊会议为标志。”

红一方面军在9月12日撤围长沙后，围绕红军行动方向问题，进行了反复开会，反复争论，经过株洲会议、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最后10月25日至30日在新余罗坊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才形成统一的“不打中心城市”思想，抵制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同时，面对国民党军十万大军的重兵压境，对如何粉碎敌人进攻问题在罗坊会议上又进行了反复讨论、争论，最终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主张，也就是“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这是罗坊会议的重要贡献。这次会议是在关系到我们党和军队执行什么政治路线、采取什么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罗坊会议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关键会议，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对丰富和创新红军军事战略战术等都有巨大贡献”。正如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新民在纪念罗坊会议和毛泽东兴国调查90周年理论研究会上发言时指出的，“罗坊会议和兴国调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在政治上、军事上，它是党和红军摆脱‘左’倾错误思想束缚，坚持正确革命道路和正确军事路线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