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参加长征的革命烈士张绩之

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深刻忧患、对民族责任担当开辟的艰辛之路，也是一支支红军队伍舍生忘死、抛洒热血的转折之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8.6万余人，抵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

1995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中的张绩之，就是长征路上的英烈之一。张绩之（1905—1934），江苏省滨海县东坎镇（原阜宁县东北地区）人，幼名张十成，是县境唯一参加长征牺牲的红军指挥员。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青年与学生运动，参加了上海五卅运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北伐战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10月任共青团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后又任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1931年6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少共（共青团）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部长，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32年1月，任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1933年10月，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常委。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织领导江西广大青年参加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团主任。同年12月30日，在贵州剑河筹粮中与敌作战壮烈牺牲，时年29岁。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绩之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家人颁发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觉醒年代，惟奋发者进

19世纪20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觉醒年代。张绩之的人生成长历程，正是在学习中觉醒，在觉醒中历练成长，在成长中践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真实写照。

1910年冬，张绩之父母患黑热病双亡，远在淮安的叔父母把他兄弟二人接到家里抚养供读。1920年，他读完中学的时候，由于生活贫困，又正好赶上了五四运动的浪潮，向往着外面世界和新生活的张绩之，只身一人去上海做杂工度日。不久，他考入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免费就读。1923年秋，经沈泽民、施存统介绍，到刚创办的上海大学教书。1924年10月后的一段时间，张绩之的学习、工作和人生信仰受到了刚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革命思想熏陶。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秘密转为中共党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经常深入各个工厂、学校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后，张绩之转入地下开展革命活动。夏秋季节，组织上派遣他和另外50名优秀青年一起赴苏联学习。9月29日，张绩之因崇尚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从上海出发，经北平、哈尔滨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到达苏联后，他住进共产国际宿舍（原德列兹顿宾馆），先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4个月，后又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部学习。在那里，他一边学习军事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课程，一边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积累了丰富学识、精神力量和政治财富，共产主义的信仰逐步融入心田。

张绩之在苏联学习期间，认识了先期到达莫斯科学习的王明。那时，王明极力打击和排挤自己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公然捏造同学当中有个反党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并将张绩之列入其中。1928年2月，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中共中央代表向忠发听信了王明的谎言，认定“江浙同乡会”的存在，便在4月份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演讲，动员学生检举揭发“江浙同乡会”人员，并威胁说：“如不坦白，就要逮捕、枪毙”，一时闹得学生惶恐不安。张绩之和同学们纷纷写信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映实际情况，最终联共（布）中央监委下发决议否定“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并且明确反对王明等人毫无根据地指责一些同志的错误做法。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秘密召开后，张绩之学习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领略了中共代表冲破险阻、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真谛和精神，暗下决心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做到知行合一，不断锤炼党性修养，一以贯之地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自觉做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11月后，他与同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的董必武、董亦湘、王若飞等同学经常来往，学习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学们对他印象很深刻，大家都认为他为人正直朴实，学习刻苦，工作努力，是一个有志向的革命青年。

1930年，张绩之与王稼祥、刘伯承等人从苏联回国。11月，张绩之受到王明等人的蛊惑，同陈昌浩、宋监铭、何克全、王盛荣、沈德明等5人一起给中央局写了一个意见书，指责党、团中央是“立三路线的继续”，称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反国际的“立三路线”等。时隔不久，他又在与周恩来、陈云、陆定一等人的交往中，看清了问题的根源，认识了错误，主动揭发并远离了王明宗派集团，诚恳接受中央局关于“在工作中考查其行动，彻底改正其错误”的决议，决心把挫折作为磨刀石、压力当作助推器，到斗争的风浪中去增强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开创无愧于信仰和时代的伟业。

张绩之的觉醒、成长和进步，是在不断学习和工作中汲取知识和前行动力的。2020年11月，笔者在103岁红军老战士王敬群家里采访时，他记忆犹新地深情讲述与张绩之的几次相遇，其记忆最深的是：“张绩之不仅是个工作狂，还是一个学习狂，他有一个帆布挎包，里面装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读本，工作到哪里，书本就带到哪里学习。”觉醒年代，奋斗的底子在精神，奋斗的方向靠谋划，奋斗的精髓是理念;觉醒年代，惟奋发者进。

重任在肩，惟奋进者强

“多经事方能成大事，大事难事看担当。”共产党干部的使命担当，就是要为民众、民族谋福祉。张绩之在投身上海青年学生运动，以及后来担任共青团领导岗位上，面临时代的风云和硝烟的洗礼，他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工作方法却越来越多，能力也越来越强。

1923年二七惨案后，上海工人运动走向低潮。1924年4月，中共上海区委撤销后，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将党员分为4个小组，其中之一就在上海大学。此时，在上海大学任教的张绩之结识了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等领导和一大批到校任教的共产党员。8月，为进一步推动上海工人运动，加强对沪西工人运动领导，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等在原有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创办沪西工友俱乐部。9月1日，沪西工友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项英为俱乐部主任。之后，张绩之作为上海大学的进步学生经常到沪西工友俱乐部里讲课，讲形势，鼓士气，引导工人同资本家斗争，与工人们结下深厚的情谊。在他和其他讲课的革命同志引领下，同乡顾正红成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里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了五卅运动中的工人先驱。

张绩之作为上海学联代表，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往返于沪、杭等地，一方面领导和组织群众的声援运动;一方面和工人、学生一起冒雨上街发放传单，奔走呼吁。1925年5月31日，上海总商会和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代表在天后宫开会讨论是否罢市时，工人、学生数千人赶到天后宫召开市民大会，张绩之登台演讲，慷慨陈词，揭露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在工人、学生代表的再三呼吁、强烈要求下，不得已在全面罢市的声明下签字，通告全员罢市。

1930年，张绩之从苏联回国后，继续到上海从事革命斗争活动，10月任共青团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后又从陆定一手里接任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法南区当时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陈云任中共法南区委书记，王稼祥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张绩之同陈云、王稼祥等在一起工作时，正值“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盛行，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瓦解。张绩之感到肩上的担子更沉更重，他在周恩来、陈云等直接领导下，以实际行动扛起党交给的各项重任，千方百计利用多年前在上海构建的各种复杂人事关系，“渗透”到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截获国民党大量核心机密，赢得工作的主动权，使法南区党组织不但没有遭到破坏，还秘密发展联络机关10余处。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导致党中央在上海已经无法立足，不得已分批撤离。张绩之由于坏人告密，遭到敌人通缉，陈云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31年6月调张绩之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继续开展工作。

1932年1月15日至20日，共青团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张绩之当选为团苏区巡视员。会议期间，张绩之受到了毛泽东接见。这次会议后，他相继担任少共（共青团）闽赣省委组织部部长、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少共江西省委书记。在1933年9月27日中共苏区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34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并得到接见。这两次会议上，张绩之分别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常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张绩之心中有党、有人民、有红军，工作有方向、领导有方法，他全面贯彻毛泽东的苏区建设方针，悉心研究毛泽东的政权建设与军事理论，从思想上、行动上公开支持毛泽东对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地位与战略方针。1932年12月，少共苏区中央局创办列宁团校后，他为第一期入学的124名学员上团史课，讲青年是社会的未来，鼓励青年做反“围剿”的先锋战士。任少共江西省委书记期间，他注重把青年工作做成宣传群众、培养党（团）员、扩大红军队伍的阵地，先后动员各级苏区组织成立青年文化宣传队百余个，培养发展党（团）员和骨干分子5000多人，动员近万名青年参加红军。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常委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期间，他经常深入乡村调查研究、考察，分析农村阶级，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做好组织农会、打击地主势力、推翻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普及政治宣传、清匪除霸、废除苛捐杂税、兴办新文化和修路建桥等工作，对巩固和扩大苏区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3年，张绩之积极响应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部署的“少先队是红军后备军的伟大任务”要求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少共苏区中央局”）作出的《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精神，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精神。2月，他积极落实征调模范队员加入工农红军模范团。在他的组织下，“五一”节前，江西境内到中央区域腹地各县出现了模范少先队、赤卫军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武装上前线的动人景象。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央苏区有一万多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参加少共国际师。6月，他多次召开会议，在不同场合动员团和少先队的干部、团员和少先队员踊跃参军，用武装上前线的实际行动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动员赤少模范队整个组织加入红军。至8月初，少共江西省委以实际行动充实红军后备军、组建少共国际师，在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前如期完成扩红任务。

王敬群追忆道：“当时我从下面赶到兴国县召开会议时，瘦瘦矮矮的张绩之坐在台上，我就坐在台下，听他那一口地道的苏北话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时张绩之讲到激愤处，还站在讲台上，反复向干部群众‘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意图’，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树起精神丰碑。”

挺立脊梁，惟奋斗者胜

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及长征中，张绩之坚定地挺起精神脊梁，发扬勇于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问题，经受住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始终一往无前地战斗在最前沿。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期间，张绩之经常到工人、学生中去发表演讲，启蒙工人和学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他受命组织学生声援工人行动。起义失败后，他认真总结教训，建议充分准备，组建工人武装，扩大工人队伍，得到了上海区委的重视。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他和上海各大高校万余名学生走上街头，与工人、市民一起向军警奋起反击，并为遭受捕杀的六七百名工人、学生、市民悼唁。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他参与了上海区委与总工会的策划工作，事先召开工人、学生、市民代表会议，团结上海民众，组织学生和市民帮助工人纠察队筑街垒、运弹药、送食品，最终于3月22日6时攻克敌人全部据点，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精神和强大的组织力量，彰显了共产党人挺立精神脊梁的伟大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