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作者: 弘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说明,“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来,继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郑重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有必要在全面把握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同时,着力领会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

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坚持理论创新”,是“决议”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重要一环。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创新进程中,继“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从而开创了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时代新篇。

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内核的人类先进思想体系与代表社会化大生产前进方向的现代无产阶级的结合,在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带领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始成为具有高度能动作用的社会历史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归根到底来自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实践性与群众性以及时代性与开放性,在于它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借以赢得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就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强我弱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等甚嚣尘上、流传甚广,大有新自由主义一统江湖、西式民主终结历史之势,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一路向前的强劲发展势头,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让一些人大跌眼镜的同时,也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教育启示着人们——现实中过时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真正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在生动的社会实践中呈现勃勃生机。“决议”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其中一条就是“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在“两个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观点。“两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华诞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节点,对自身致力于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两个结合”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上获得了新的历史自觉,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跟以往那些专注于建构体系的学说不同——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品格,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就成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成立18年来的斗争经验,明确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要求进行创新”,“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纵观党史,不难看出,党的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是同党能否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直接关联,而从“不善于”实行这种“结合”到获得对于这种“结合”的“完全统一的理解”(毛泽东语),正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决议”中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对新时代这一卓越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应有历史地位、重大贡献、深远影响等的科学界定。

首先,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形态的界定,同时也是对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的明确。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国家,在发展中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特别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作为这一壮阔历史进程的根本思想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历史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主要代表形态,这也正是它内在具有的世界意义所在。

其次,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对当今时代精神最为深邃、最为集中、最为全面的反映和汇聚,因此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崭新概括和论断,是在前两次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论述中不曾有过的,反映的是“两个结合”中的“精神”“文化”维度,譬如在精神上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在文化上则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更为自觉的汲取和弘扬。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归根结底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对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的一条红线,当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突出理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的”。时代课题的形成,代表的就是时代的声音。时代的声音需要聆听,时代的课题亟待解答。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问题的勇气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代表和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的实际”指的是什么?当然应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矛盾关系的总和,而这诸多矛盾关系又突出反映为若干重大时代课题上,也即“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由于习近平同志在对这些“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而历史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回答的三大时代课题,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与前两次“飞跃”根本一致外,在具体涉及的时代课题上也有着深刻关联,如从邓小平理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这一问题的持续回答、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回答,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更加具体到了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下的“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课题的思考与回答,这其中蕴含的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主线,而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到“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提出,更为集中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着眼实现党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主题主线,这其实正突出反映了作为领导“伟大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结合不断推进的伟大社会革命深入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

这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呢?“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方位昭示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而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即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深层次、全局性、长时期的,必然带来执政党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等重要方面的变革与创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上看,每一次理论飞跃的背后,首要和根本的一点都在于历史当事人能够准确地抓住困扰我国社会发展全局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借此确立中心任务,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夺取事业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严密、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实践基础,而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邃洞察和准确把握,应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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