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时期中共宣传工作初探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并指出，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宣传工作意义重大，备受关注。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首举义旗，宣传工作也开新篇章，无论是在宣传教育军队还是在宣传鼓动百姓上都有新作为，对起义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借助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藏口述史料等资料对南昌起义时期党的宣传活动进行梳理，分析其宣传工作的特点及可借鉴之处。

一、宣传工作的原因

南昌起义不管是在酝酿、爆发阶段，还是南下转战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地重视宣传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是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1.增强起义部队的认可度和战斗力，是开展宣传工作的内因。首先，要尽可能统一思想，增强起义部队的认可度。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是在各阶层民众中阐明自身为民奋斗的主张并树起部队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形象，以增加在群众中的认可度。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差异性较大，可以说大多数群众思想觉悟的觉醒程度尚有限，且思想不够统一，因而我们党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达成广泛的思想共识。开展宣传不仅要让部队官兵们清楚在当前中国社会“消灭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青年人要勇敢地肩负起这个任务来”[1]P332，而且要让各阶层都有所了解，以期实现党内外、军内外达成共识的局面。其次，要尽可能凝聚军民，增强起义部队的战斗力。南昌起义事发突然，广大民众甚至许多官兵大都不明晰武装暴动的原因和目的。为激发官兵的斗志以及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援，我们党有必要从宣传鼓动工作入手，为起义军的军事行动清除不必要的思想障碍，为起义部队凝聚更多的可以争取的奋斗力量。通过宣传工作人员广泛地宣讲革命道理和为民主张等，指明革命道路和光明前途，军民提高革命意识，坚定奋斗到底的决心。

2.国民党宣传工作的步步紧逼，是开展宣传工作的外因。首先，国民党极力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敌人的宣传却非常之利害”，国民党以正统自居，在社会上大肆营造共产党“谋袭南昌，危害革命”“祸国殃民”的气氛。例如，在1927年8月3日《汉口民国日报》上刊出的国民政府8月2日电令，称“查近日共产党到处煽乱，企图破坏国民革命。叶挺为共产死党，所有该党一切暴乱分子，悉箤其间;贺龙出身绿林，共产党说以杀人劫财，投其夙好。此次共同作乱，诚所谓聚蛇蝎于一窝，南昌人民，遭此荼毒，实深悯念。贺龙叶挺，着即褫夺军职，照谋叛律治罪”[1]P465。国民政府陆续在《汉口民国日报》上一再发布电令，声称要“追缴叛逆”，对“煽兵构乱”“纵兵殃民”“叛党叛国”的“共产党徒”缉拿归案等。其次，国民党败坏共产党和起义军的形象。为动摇共产党和起义部队在群众中的基础，国民党将领的反共宣传可谓处处致命要害。例如，抚州驻军师长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污蔑起义军是北洋军阀部队，共产党实行“公妻共产”等。另有，公然叫嚣共产党人“必须洗心革面，勉力良善”。这样的反面宣传会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使得人民群众产生对共产党的误解，在起义部队到来时不知所措，甚至吓得不明真相的群众闻风而逃，造成起义部队补给困难。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和恐惧，避免民众受到消极思想的侵蚀，中国共产党加强宣传工作刻不容缓。

二、宣传工作的特点

南昌起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皆成为新军阀的工具这一事实出发，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政纲。仔细梳理可以发现，此时期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尽管处于探索时期，却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

1.宣传机构的稳定性。宣传机构的设置为宣传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首先，成立专门的机构开展宣传工作。南昌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各级机构，为宣传工作开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为发动群众、鼓舞士气，起义部队于8月1日上午，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虽然依旧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开的。联席会议成立以共产党为实际领导核心、国民党左派人士参与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参谋团、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农工委员会、党务委员会、政治保卫处等机构。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设立了专门的宣传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负责军内外的宣传教育鼓动工作，郭沫若任宣传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任宣传委员会代理主席，廖乾吾、方维夏、黄日葵、童汉章为委员。设立总政治部为起义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章伯钧为副主任。同时，“在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各军、各师相继建立了政治部。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总务三科，另外还有一个宣传队”[2]P55。这些专门的机构的设置，是起义部队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还能顾及宣传工作、开展宣传活动的先决条件。其次，组织民间机构助力宣传工作。除设立专门的各级宣传机构之外，起义部队还广泛、稳定地组织发动当地民间机构协助开展宣传工作，形成宣传合力。例如，江西省总工会、妇女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均有序参与到宣传工作当中，到街上贴标语、发传单或者欢呼起义胜利等。江西省总工会还发出通告，号召“工人们到军队中去，武装起来”，鼓励南昌工人参军[3]P275。据李国安回忆，南昌近郊农民协会领导人接受配合八一起义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近郊的农民开始在城乡写标语、发传单，还组织有文化的青年向群众演讲，宣传劳苦大众求解放，打倒反动派的革命道理”[4]P178。起义战士羊角也回忆道：“天一亮，全城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军部的布告和政治部、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的宣言标语”[3]P261。

2.宣传内容的务实性。宣传人员开展军内外宣传工作包含众多方面的内容，但侧重点主要集中在一些亟须让大家知晓的关键问题上，凸显此时宣传工作的务实性。首先，阐明起义“救国救民”的目的。在起义之初，部队打出解决百姓实际问题的土地革命旗帜，在起义政纲中指明“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维护工农利益”。在起义胜利之后，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上登载的《中央委员宣言》公开表示，“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粃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的主张”[1]P16。在起义部队南下后，9月又以总指挥贺龙名义发布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继续强调，“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随着起义的发展，部队不断将党为民奋斗的主张进行扩大宣传。其次，坚定军民跟党走的奋斗信念。针对国民党的反动舆论宣传，宣传委员会及时组织回击，消除军民困惑，稳定军心民意。例如，《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开宗明义指出，南昌起义“这种行动，完全是站在党的观点上的行动，绝不是我贺龙和叶挺军长想谋叛长官，希图权位”[1]P33;同时明确指出，“只有革命委员会，才是我们革命党的指导机关，只有革命委员会，才是我们革命政权所寄托的地方，只有革命委员会的各委员、各主席，才是我们革命同志的领袖”[1]P33，旨在强调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是处理党政军各类事务的机关，党的作用无可替代，坚定官兵及群众跟党走的信念。

3.宣传对象的广泛性。首先，对起义官兵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以鼓舞士气，避免不良风气对官兵思想的侵蚀，从而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和理想信念教育。据当时在贺龙部从事宣传工作的女兵杨庆兰回忆，宣传人员按照领导的指派，为“行军鼓动队”编歌曲、喊口号，激励战士们为革命、为打倒反动派加油干;同时，还强调发挥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管是在起义结束人们欢呼胜利的顺境还是在南下途中遭遇战斗失利的逆境中，起义部队的领导人都带头强调人民军队要为人民谋利益，遵守群众纪律，不仅通过《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等进行广泛的宣教，而且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绝不姑息、坚决处罚。在血战三河坝之后，革命形势极为残酷，出现有些军官和士兵自动离队的困难和混乱局面，朱德非常坚定地对改编后的部队说：“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出，只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1]P208起义部队正是由于坚定的理想信念教育、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赢得了官兵的认同，也为人民军队奠定了为民奋斗、顽强不屈的信念火种。例如，陈毅下到连队时，感觉“战士情绪很高，很有信心”“在党的教育下，战士们为民众谋利益，为工农打天下的朴素认识是有的”[5]P555、556。其次，对宣传人员的宣传鼓舞。对宣传工作人员侧重于加强他们对行军作战中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宣传工作采取恰当方式方法等内容的认识。据当时在参谋团从事宣传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恽代英经常指导他们宣传队的工作，“你们要善于把我们革命的任务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战争才能得到胜利……希望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多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党的出色的宣传家”[1]P331、332。最后，对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这既包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事实，也包括阐明人民军队的政策和特点等。《中央委员宣言》是南昌起义胜利后的第一个文件，它及时痛斥蒋介石、汪精卫“残害同志，屠杀民众”等背叛革命的罪行和“巧鼓簧舌，混淆听闻”让人不齿的行径，宣告起义部队要与他们彻底决裂，向广大民众表明起义是正义之举;同时，宣言中列出七条奋斗主张，指出要继续实行土地革命等，从而引导群众相信起义部队、拥护起义部队，具有一定的统战意义。1927年9月发布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指明，“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而且强调“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徇”[1]P35。行军南下至潮汕地区时，群众不仅热烈欢迎，而且“当向导，抬担架，搞炊事，抢着代牵马，代扛枪，有很多工人节食，收集食物，把家中养的鸡、鸭和鸡蛋送给红军”[1]P422。

4.宣传形式的多样性。首先，重视发挥当时主流报纸的宣传舆论作用。通过报纸刊登起义部队的纲领，宣传起义部队的主张，广而告之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奋斗初心。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央委员宣言》就是通过报纸公布出来的，在起义胜利当日就出现在《南昌民国日报》上。起义后，陆续在《江西工商报》上发表数篇相关文件，例如，1927年8月3日《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姜济寰布告》，布告在谴责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背叛革命行径的基础上，指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追求是“力谋民众利益，实行应兴应革”[1]P28，中国共产党人的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在此时就已凸显。又如，起义军进入汕头后，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起义军接收了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岭东民国日报》，改名为《革命日报》，由郭沫若担任主编，用以宣传报道起义军坚决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据姜襄回忆，在《革命日报》上发表的《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响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任务。[3]P285其次，善用誓词口号、张贴标语、发放传单等方式积极发动群众。8月2日，在为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南昌起义胜利的盛大欢庆会上，革命委员会在宣布就职口号时提出“拥护民众利益”的誓言，还打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一切叛党叛国的反动派”[1]P22等口号，让革命委员会的主张广为知晓。在接下来南下行军作战过程中，救国救民的主张也不断深入，所到之地，他们在战斗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积极宣传，到各地张贴“实行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等维护广大群众利益的标语。起义军进入潮汕地区后，所贴标语更为积极，比如“拥护共产党！”“工农阶级武装起来！”[3]P408等。与此同时，总政治部还组织数十个宣传队，深入到街道散发传单，甚至女兵“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除了写标语、喊鼓动口号外，还做群众的宣传工作”[6]K287。最后，巧用歌舞小剧、演讲形式集聚人气。起义部队一直处于南下急行军状态，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沿途很多群众不了解起义部队，甚至有所误解，对起义部队不敢靠近或者是被吓跑，需要更能聚集人气的方式对群众做宣传。歌舞、小剧、演讲等宣传形式应运而生，寓教于乐中传播为民奋斗的主张。傅连暲回忆，恽代英做演讲或报告，声情并茂，颇打动人，“使听众们的情绪由不得被他紧紧抓住，和他一同悲愤、激昂。我的心也深深地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动”[1]P387。杨庆兰回忆，“那时，宣传队的工作也很有意思，除了写标语，喊鼓动口号之外，还做群众工作。到了新的地方，群众因不了解我们，吓跑了，我们就在街上集合起来唱歌，当群众听到歌声聚集拢来时，我们就乘机向群众宣传”[6]K289。第二十军一位连长李亚民回忆，在潮州时，“我们每天拿着小红绿旗，唱着革命歌曲到中山公园开军民大会。晚上还演话剧”[1]P408，以此来宣传革命目的，鼓舞士气。福建长汀老人邹子彬回忆，在汀州时，“天天都有部队的政工人员拿着小红旗，站在小板凳上向过往群众讲演，号召大家参加革命”[7]P49，让群众听到了新名词，明白了革命道理。

三、宣传工作的经验

此时的宣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让革命思想入脑入心、激发共鸣，助力党和起义部队开展革命工作的作用。分析这些经验对更好地开展当前的宣传工作有一定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