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小气与大方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帅彭德怀革命的一生中，他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作出很大贡献。他经常拿自己的钱物捐赠或资助给国家、家乡和人民群众，这时的他掏心掏肺、出手不凡，处处大方得很。反过来，他对自己对亲属、对机关和部队工作生活却非常严格，甚至严厉到不近人情或者特别小气，特别是当他看到和遇到那些花国家和人民的血汗钱大手大脚，甚至胡乱花时，禁不住会生气会小气。这大方和小气两相对比之间，一个大写的人格凸现在人们眼前：归根结底，他始终以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心系百姓疾苦，唯独没有他自己;只知道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从不懂得去索取，更不会图谋任何私利，是一个不折不扣大公无私的革命者。

对自己及身边工作人员——严格小气

众所周知，彭德怀一生艰苦朴素，从来不讲特殊，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时时处处对自己十分“小气”，杜绝浪费，尤其到全国各地视察期间。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担任党、政、军重要职务。他政务繁忙，经常外出视察。每次出发前，他都要重申那个给自己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制定的“四个不准”：一、每到一地，不准要求当地人接送;二、在任何地方吃饭，不准请客;三、不准要人家代买东西，如果送上门来，也要婉言谢绝;四、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简要来讲，也就是以下三方面的原则和规矩：自己不贪;别人不送;敢于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毋庸置疑，这个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的“四个不准”，也是一份难得的对自己严格要求的纪律约束守则。难能可贵的是，彭老总在不收不受之外，还敢把“上司、熟人挡回去”，充分体现他铁面无私、刚直不阿的品格。

然而，在他视察途中，总有人破例。为此，彭德怀没少发脾气。例如，彭德怀最讨厌视察时前呼后拥，但各地保卫部门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他的住所和每日行进路线以及勘察的场所，都布置了保卫工作人员，驱赶一些接近的无关人员。

可是，彭德怀最希望的，就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因此他很不高兴地说：“从国外搬来的保卫制度，把领导同群众隔离开，如真有坏人向我开枪，你有什么办法？这个苏联的保卫制度，真是害死人了！”与此同时，彭德怀最讨厌的，就是地方的迎来送往、吃喝招待。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彭德怀就保持清廉守纪的优良作风。

1933年、1934年间，杨尚昆来到红三军团任政委初期，在与彭德怀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日子里，他除感受到彭德怀和他率领的红三军团指战员们的骁勇善战、为革命一往无前的气概外，也深深感受到彭德怀与官兵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精神，正如彭德怀一贯声明的那样——“共产党的队伍里，官兵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开始，杨尚昆下到连队，按照规定吃饭时可以加一个菜。加菜无非是炒鸡蛋之类。但是，他很快发现，同彭德怀一起下去就从来没有加过菜。

原来是彭德怀不允许。他下到连队，谁给他加菜，谁就要挨骂。彭德怀是个烈火般脾气的汉子，这骂人是他表达思想的一种独特方式。他主要是骂干部，有时也骂很难听的粗话。尽管彭德怀对士兵十分和蔼，骂干部表现了他对干部要求的严格，但骂凶了、骂错了，干部也会有委屈情绪。杨尚昆为此不时地提醒彭德怀。但当杨尚昆与黄克诚说起这事时，黄克诚笑言：“他就是那个样子，见面骂你几句，就像在问你好。骂错了，他会认错的。”

1939年6月的一天，潞城县北村来了十几个国民党兵。为首的挎着武装带，腰别小手枪，耀武扬威地向八路军总部走来。

“站住，干啥的？”

“中央军的联络参谋，要见你们的军长！”

“我们这里没有军长，只有八路军总司令，你有证件吗？”

这位联络参谋拿出证件递给警卫人员，口气缓和下来：“那我可不可以见见你们的总司令？”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请示一下。”

不一会儿，彭德怀满面笑容地出来，把他请进办公室，并吩咐管理科科长林海云准备午饭。

林科长来到伙房，同炊事班长张德彪说：“今天来了个中央军联络参谋，菜要做得好一点。”

张德彪想：彭德怀平时吃饭跟大家一样，今天有客，正好多做点菜，也让彭德怀好好吃顿饭，改善改善。他一边想一边涮剔切剁，烹煎炸炒，不一会儿，16个菜就做好了。看着丰盛的一桌菜肴，张德彪想到彭德怀一定会非常满意，不禁满足地嘿嘿笑了两声。

中午，彭德怀同那位参谋笑着向伙房走来，他一见满桌子的菜，脸色就沉了下来。稍一思索，又满脸微笑地招待客人就餐。

送走客人，彭德怀就把林科长找了去，说：“这是谁叫做的这顿饭？我们是无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我们要按无产阶级的标准给他吃，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以后来客，做上四个菜，有素有肉就行了。自己的同志来了，一碗平常菜，再增加一个客菜就可以啦。”

张德彪听说林科长受了批评，赶紧找到彭德怀说：“这顿饭是我做的，做得好了点，这是我的错误，是我的不对，请批评我吧。”

彭德怀和蔼地对他说：“这不能怪你，怪我没事先交代清楚。”

以后，凡是总部来了客人，一律都以简单的“四菜一汤”招待。就连朱总司令、康克清待客，也都须管理员批条子才行。彭德怀给八路军总部定的这条不成文的规矩，一直沿用至今。

战争年代，马匹对于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讲是很重要的，但彭德怀的马匹不到走不动路是不准给他换的。

对骑乘的马匹彭德怀是这样，而对乘坐的车子更是如此。

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条件稍好了，彭德怀仍然坚持清正为人、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乘坐的依旧是一部旧式汽车，后来有关部门按规定要给他调换一辆最新式的，被他拒绝了。

警卫参谋给彭德怀讲新车的好处，彭德怀则说：“世界上好东西多呵！总不能见到什么好就搞过来嘛。”

1951年10月中旬，浦安修到东北参观。参观即将结束，参观团的负责人习仲勋对浦安修说：“这里离朝鲜很近了，你到朝鲜去看看彭总吧。”浦安修早就听说彭德怀曾因敌机轰炸，几次险些遭难，自然同意。

在组织的安排下，11月中旬的一天，浦安修由沈阳乘火车到安东准备去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接到通知，赶紧向洪学智副司令员报告。洪学智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就悄悄地把值班室的几个人找来嘱咐说：“这事要保密，不能让司令员知道。”随后派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个警卫员前往安东迎接。汽车在布满弹坑的公路上急驶，突然一批敌机临空轰炸，司机左转右拐猛然刹车，浦安修的头撞在挡风玻璃上，前额划破了一大块，鲜血直流。车行一夜，天亮之前终于到达桧仓志愿军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时分，头上扎着白纱布的“客人”来了。彭德怀见了一怔，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笑道：“噢，原来是你！”洪学智和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吃饭中，浦安修望着彭德怀，久久挂念的心得到了安慰。她告诉彭德怀是顺道来看看的。

看着头上包着白纱布的妻子，彭德怀喜悦的心情又增添了一分不安。

然而，很快，彭德怀便从个人的情感中摆脱出来，严肃地对洪学智说：“很多干部的家属都没有来，司令员的老婆来了，一百万志愿军指战员的家属怎么办！”

彭德怀又转向浦安修，毫不客气而认真地说：“你住两天就回去吧。”

结婚这么多年了，两人南征北战、辗转奔波于革命事业，一直是聚少离多。浦安修顿觉委屈，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但是在丈夫对祖国人民的忠诚和深沉的爱中，她领略到了革命者不惜牺牲个人幸福的高尚情操，她为有这样的丈夫而自豪。同时，这也折射出彭德怀凡事都从大局出发和考虑问题，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对远道而来又受了伤的妻子，也那么小气苛刻到不近人情，严以律己，严肃待妻，公而忘私。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他还同时任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称得上是名重位高了。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从来没有为家庭添置什么新奇时髦的生活用品。

有一次，彭德怀率团到民主德国访问，警卫参谋和他商量给他的一个参加工作的侄女买块手表。

彭德怀想了想，同意了：“好吧，弄个最便宜的，能看个时辰就行了。”

警卫参谋想，这些国家发给出国人员的零用外币用不完的反正要退回去，就买一块样子好看的手表，价钱稍贵一些也没有关系。

警卫参谋买回一辆自行车和两块手表。彭德怀首先批评了这位警卫参谋不该买这么多东西，接着便指定自行车归公务员小何使用，还说：“出去办事，尽量骑自行车，少用汽车。”

对买回来的手表，彭德怀一看发票，就说：“这肯定不是最便宜的，赶快给我换掉。”表现得十分吝啬。

警卫参谋说：“这就是最便宜的。再说现在去换也来不及了，你干吗这么小气呢！”

彭德怀一听，严肃地说：“不是我小气，我们的国家刚刚开始建设，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嘛！”

随即，那两块手表分给了黄公略的女儿和彭德怀的侄女各一块。侄女一看，表面上只有两根指针，没有秒针，要贴到耳朵上才能听出表的走动声。那时大三针的手表已很流行，给她买了块二针表竟然还挨了伯伯彭德怀的批。因此，一直以来，彭德怀把国家发给他的零用外币，大部分都节省下来交给了驻外使馆。

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亲闻亲历的这类“小气”例子还很多。平时每顿饭剩下的菜，彭德怀规定不能倒掉，下顿热热再吃。说来谁也不会相信，这样一个大国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穿在里头的衬衣好多是打了补丁的。

彭德怀极端讨厌请客送礼，对那种连吃带拿的腐朽作风更是深恶痛绝。他从不允许人家招待他，不买票的招待电影他不看，超过伙食标准的招待饭菜他不吃。他总是当着那些爱请客人的面批评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慷公家之慨！”他无论到哪里，临行前都要打招呼：“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搞特殊。”

1955年的一天，外出视察的彭德怀下榻山东省烟台某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十分崇敬彭德怀，在为他安排的房间里特地准备一些小吃。

彭德怀一进屋，只见桌上摆满高档水果、香烟和奶糖，便生气了。他让警卫员把招待所所长、管理员叫来，请他们坐下，在表示感谢之后问道：“咱们有没有招待费？”所长回答：“有，有，还有不少哩。”

彭德怀说：“那只能招待外宾。你们想一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起来，把自己当成外人，这个家还能当好吗？不吃穷了才怪呢！尤其是首长们，本来工资就高，又白吃白喝白拿，再弄个双份。为老百姓想一想，他们应该生气吧！这不像为他们当家作主的样子吧？人家不应该喜欢这样的当家人吧？升官发财搞特殊，这是国民党的传统。咱们共产党人，不能向他们学习吧？咱们共产党人，不能想着升官发财搞特殊。咱们的国家、人民还很困难哟！”彭德怀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使所长和管理员深受感动，他们当即撤了桌上的东西，并保证今后改正。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南角，一排造型相似的院落中间，有一座古式建筑，名曰“永福堂”。1953年，彭德怀从朝鲜回来以后就住在这里。这座院落，有正房5间，西头的两间打通了隔墙，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和会客室。东头的两间是卧室兼做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当中的一间，由东到西打了一个隔断，隔出十来平方米一块，作为餐室。东厢房做会议室，有时用来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后改为宿舍。西厢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

这座房子，彭德怀刚搬来时，由于长年日晒雨淋，没有及时维修，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剥落，尤其是办公室天棚的一角还漏雨，每逢下雨总要湿上一大片。管理部门几次提出要对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但都被彭德怀拒绝了。他叮嘱工作人员：“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于国家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