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与号召：南昌起义时期的红色标语

红色标语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珍贵红色遗产和独特文化景观。南昌起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红色标语用于宣传革命主张，反映革命诉求，见证和伴随了南昌起义从筹备、发动到南下广东的过程。今年是建军95周年，挖掘和整理这些红色标语，对回望建军初心、重温南昌起义历史、思考红色标语的保护利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昌起义时期红色标语应时而生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国内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惧于共产党力量日益强大，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遭受重大考验。危难之际，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领导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胜利后，共产党及起义部队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加之起义部队内部成分较为复杂、不明革命真理，在内忧外患之际，加大宣传力度以稳定军心、鼓舞军中士气，争取群众支持成为燃眉之急。通俗易懂、方便快捷的红色标语成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方式。

1.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南昌起义时，共产党成立时间尚短，照搬苏俄模式，将精力多置于大城市工人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对共产党及其主张尚不熟悉。国民党利用其掌握的主要宣传媒体，大肆污蔑共产党，造成民众对共产党及起义部队的误解。例如，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民国日报》称：“此次共同作乱，诚所谓聚蛇蝎于一窟，南昌人民，遭此荼毒，实深悯念。贺龙叶挺，着即褫夺军职，照谋叛律治罪。”[1]P465此外该报充斥着公开诋毁、辱骂共产党人，破坏共产党和起义部队在群众中形象的报道。国民党将领也加入反共宣传中，比如时任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污蔑南昌起义为“公然叛乱，谋袭南昌”[1]P475，抚州驻军师长杨如轩，虽未与起义部队正面交战，却在避开起义部队之前通电各县，污蔑共产党“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1]P79。这样的反面宣传严重黑化共产党的形象，共产党有必要加大对群众的正面宣传，洗清国民党泼下的脏水。

2.团结军民的需要。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较早就认识到人民支援对于军队的重要性。在第一次东征时，周恩来就指出，军队力量较小，若无人民援助，则无法担负重任[2]P114。因此，加大对人民的宣传，争取人民对军队的支援成为南昌起义宣传工作不可或缺的主题。南昌起义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筹划发动，许多官兵尚不明白暴动的原因和目的，加之夏日仓促行军，条件艰苦，叛逃者屡有发生。沿途民众受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宣传的影响，对起义部队避而远之，以致起义部队连食物和饮料都买不到，饥渴时只能胡乱对付，因此生病者多。在此情形下，加强政治宣传，对内坚定官兵革命信念，对外争取民众支援刻不容缓。南昌起义部队急于行军到广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所到之处停留时间较短。标语作为一种简便易行的宣传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党的宣传弱势，使人民群众能够更加快速地了解和接纳共产党与起义部队。鉴于对红色标语宣传重要性的认识，起义部队内部设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负责书写和张贴工作。起义胜利后，各军、师也相继建立了政治部，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总务三科，另外还有一个宣传队[3]P96。部队行军途中，总政治部与各级政治部宣传队沿途书写标语，向军内外广泛宣传革命主张和革命任务。

二、南昌起义时期红色标语的主要内容

在部队面临困境时，中国共产党人亟须进行党的政治纲领、南昌起义目的和起义部队性质的宣传。从现有资料来看，南昌起义时期的红色标语内容较为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政治动员：亮明立场和目标。为了让军中士兵和沿途民众更多地了解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和起义部队的性质，各级宣传机构和地方党组织广泛运用标语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南昌起义目的，表明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挽救人民于水火、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决心，树立共产党及起义军的正面形象。公开的《革命委员会布告》表明，南昌起义是继承革命正统的积极行为，目的是领导工农建立民主政权，保护中小工商业者[1]P36。公开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强调，南昌起义部队是富有革命精神的部队，南昌起义是为救国救民而发，转战广东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革命。[1]P35在宁都，起义部队宣传队也张贴了“打到东江去，建设根据地”[4]标语。通过这类政治主张的宣传和起义军性质的红色标语，让民众和起义部队更好地理解南昌起义目的，明白起义部队性质。

2.政策宣传：拉近军民关系。除了政纲宣传外，党还通过具体政策宣传拉近与民众的关系。一是土地政策的标语宣传。中共中央在1927年7月20日发布的《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阶段，应当“抓住每一个机会，提出适当的口号”，并具体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5]P216—217。因此，在南昌起义时期的标语中，围绕土地革命的宣传较多，内容也较为相近。例如，在南昌有“实行土地革命”“有土皆豪，无绅不劣”[6]P150，在抚州有“打倒土豪劣绅”“土地归还农民”[6]P311，在宁都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等标语[4]P43，在瑞金有“万户欠我钱，千户不管闲，百户跟我走，月月八块钱。愿来的跟我去，不来的在家就种田”“穷人不打穷人”“抗租抗债”“住者有其房”等标语[7]P382—383。担任过起义军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的朱其华在其回忆中提到，农工委员会沿途张贴“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土地”“建立农村政权”等土地革命标语[8]P311。二是安民告示类宣传。为了稳住途经地区的居民和工商业者，宣传部队张贴了诸多劝导当地群众安居乐业、严肃军队纪律的革命标语。公开的《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姜济寰布告》表明，南昌起义部队是一支“凡属商学农工，务求各有安宅”“力谋民众利益，实行应兴应革”[1]P28正义之师。《革命委员会布告》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都表明了保护中小商民阶级和工农群众的立场和决心。据当年目击起义军进入上杭的李定权回忆，起义部队进城后，“当天下午就出了安民告示，叫大家不要害怕，还是要把店门打开，照常营业”[7]P395。进入潮汕之后，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贺龙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告示，起义军将其张贴于粤东乡村集镇和潮汕街头，宣称“继承革命正统，反对宁汉，回师平粤”[9]。此外，还张贴了许多争取民众、号召民众参加革命的标语。例如，朱其华回忆起义部队沿途张贴了不拉夫的标语[8]P321。在汀州，亲眼见过南昌起义部队的邹子彬回忆：“部队进城后，他们用石灰水在墙上写‘革命者来’‘保护工农利益’‘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标语”[10]P51—52。在潮汕，起义部队张贴了“工农阶级武装起来”[7]P408的标语。

3.反向宣传：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南昌起义本为反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而战，在标语宣传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容也较为多见，通过标语直喊打倒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头号反动分子的口号，并呼吁民众拥护共产党。例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叛党卖国的蒋介石汪精卫”[6]P150“打倒蒋介石、李济深”“拥护共产党军”“打倒南京、武汉两伪政府”[7]P408“打倒国民党反动派”[6]P443。此外，起义军通过张贴优待俘虏标语瓦解敌军内部。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宽待俘虏思想。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总政治部编印散发《告敌军官兵》传单，宽待俘虏并对其进行教育，取得很好效果。据陈炯明部军官说，由于受到革命军的宣传，他们部队不战而退了。[11]P41宽待俘虏思想在南昌起义时期红色标语中得到体现。据起义亲历者李桐森回忆：“起义军同志还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宽待俘虏的条子，意思是说只要缴枪就不杀，如果愿意当兵的还可以自愿报名，不愿当兵的可以回家，对带枪来投诚的还有二十块钱得。”[6]P231

4.回应与声援：地方党组织支援起义军。这类标语主要由中共地方党组织书写宣传。南昌起义前后，中共江西省委对起义军大力配合和支持，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动南昌及郊区的各革命团体和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和配合南昌起义书写、张贴各类标语。据南昌起义参加者回忆，起义军到达南昌后，就看到从城外大桥的桥头上一直到城内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欢迎铁军”的标语[6]P144。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各地后，当地党组织通过张贴标语等形式声援南昌起义。在德安，他们组织宣传队到处张贴“欢迎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举行武装起义”[12]P58等标语，积极声援起义。在临川，各界民众于8月2日在曾家园举行集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的胜利，并贴出“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7]P348标语。据抚州市档案馆材料记载，起义部队南下到达抚州时，抚州各界民众在大道两旁手执“欢迎起义军”“打倒新兴军阀”的小旗欢迎起义军进城，城内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起义军的标语，商店和军民门前都插上了欢迎起义军的小旗。[6]P323

三、南昌起义时期红色标语的主要特点

1.标语主体的多样性。除了起义军宣传委员会及下属宣传队开展红色标语的书写张贴外，地方党组织、革命团体也参与到红色标语的书写张贴中。据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丘倜回忆：起义胜利后，“省委送来了标语、口号、传单等文件，我们兴高采烈地欢腾起来，大家磨墨的磨墨、裁纸的裁纸、写标语的写标语，忙得不亦乐乎。迅速地就派人上街去贴标语、发传单、欢呼起义的胜利”[1]P373。一位起义亲历者回忆：“天一亮，全城大街小巷贴满了军部的布告和政治部、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的宣言标语。”[13]P118可见，各地党组织甚至群众在书写张贴红色标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标语载体的丰富性。在党的领导下，各个宣传组织各尽所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运用了多种标语形式。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既有固定书写张贴的墙头标语和纸质标语，也有便于流动的标语旗帜和标语传单，大概可以分为纸质标语、布质标语、墙体标语、布告标语、旗帜标语等几大类。省妇协制作的标语就运用了布质标语、纸质标语类，“周定中、夏湘萍、陈传馨、何淑文、李菊生（即李云华）等，就夜以继日地写了不少大小彩色标语和挂在大街的大红布醒目标语。赵昌蓉、王志莲等做好张贴悬挂标语、散发传单、街头宣传和通讯联系工作……我们一大早把过街大幅红布标语挂好后，即把彩色标语张贴到街道显眼处”[14]P132。“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用石灰水新写在墙上的标语，粘贴在电线杆上的传单”[6]P283，以及各类布告标语也见于史册中。

3.标语宣传的辅助性。起义部队的宣传机构除了书写张贴标语外，还通过召开集会、发表演讲，教唱《国际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国民革命歌》等形式，向部队士兵和群众进行宣传[15]P55。据曾在第二十军宣传队工作过的杨庆兰回忆：“那时，宣传队的工作也很有意思，除了写标语，喊鼓动口号之外，还做群众工作。”[1]P339可见，红色标语经常与其他宣传形式一起开展宣传。同时，起义部队的身体力行，践行了“买卖公平”“纪律森严”“保护商民”“打击土豪劣绅”等标语内容，赋予了标语公信力，让起义部队的宣传取得更好的效果，沿途老百姓对起义部队的心理发生变化，由躲避转向欢迎。部队到达抚州以南的一个小村子里时，一位老太太夸赞起义部队说：“我活这大年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1]P304

四、南昌起义时期红色标语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1.传播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赢得群众广泛支持。南昌起义之时，共产党经历了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浩劫，正处于力量弱小之时；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大肆污蔑诋毁以及老百姓对旧式军队的刻板印象和恐惧心理，使得起义部队开始经过时老百姓见之即躲。当时老百姓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红色标语诸如“土地归还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等内容简单明了，恰到好处地宣传了共产党和南昌起义部队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思想，既符合广大群众的切实利益，又顾及广大群众的心理接受水平。符合民心的红色标语，配以召开集会、向群众演讲的宣传方式，再加上起义部队遵守纪律的优良作风，让中国共产党和起义部队争取到越来越广泛的群众支持。其后，老百姓竭尽所能地为起义军提供支援，8月3日，起义军就收到南昌各界民众筹集的捐款1万银圆，各界市民主动帮助起义军抬担架、照顾伤员、赶制军服、踊跃参军。得知起义军准备撤退的消息，市民纷纷组织运输队等慰劳和帮助起义军。[1]P379南下途中，沿途老百姓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物资增援，要求参军甚至直接参加对敌战斗。“抚州到广昌，沿途老百姓慰劳部队的芋头、西瓜……部队深得群众拥护，沿途要求参军的特别多。”[1]P292三河坝战斗中，当地农民通过燃放鞭炮帮助起义军，冒着炮火为起义军送饭到前线[1]P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