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全面进攻的研究

蒋介石1934年12月18日在《大公报》撰文指出：“以军事围剿、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管齐下，而将共区经济封锁，无疑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务必严密封锁港口码头和河道水口，断绝与共区的一切经济往来，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1]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后，国民党从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进攻，试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困死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应对之策，与国民党在中央苏区展开全面博弈，扭转了苏区各项工作的被动局面，使中央苏区发展后来出现鼎盛局面。

一、中国共产党精心组织反“围剿”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领导江西苏区全体军民紧急动员，号召苏区军民投入反“围剿”斗争。1930年11月14日至15日，江西省行委召开扩大会议，从整体上部署苏区反“围剿”的各项工作。5天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签发《紧急通告——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坚决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并从多个方面拟定了应对国民党“围剿”的具体要求。按照江西省行委的统一部署，各县也紧急开展动员，配合江西省行委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1.强化军事交通站工作。军事情报是军队制定作战计划的重要依据，决定着战局走向，影响着战争结果。为应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1930年11月13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紧急通告第一号——迅速组织侦探队灵敏消息》，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根据该通告组织了侦探队，及时将正确信息报告军事指挥机关，为苏区战胜国民党军的“围剿”发挥了重要作用。

2.强化红军物资保障。物资保障和给养是取得军事胜利的物质基础。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的物资补给能力较低，广大红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卫苏维埃政权和苏区群众根本利益。面对国民党军事“围剿”，苏区军民一方面动员干部群众将有限的物资保障前线作战，各地支前运动效果明显。有的群众积极向政府认购公债，有的群众主动退还公债。《红色中华》第63期报道：胜利县仙下贯区，仙下贯乡的刘金辉同志，为着庆祝我们英勇红军的伟大胜利，并响应《红色中华》关于退还公债的号召，他就自动地慷慨地把所买公债，计大洋二十五元五角，全部退还政府，来帮助红军战费。[2]有的红军战士退回公债又捐现洋。[3]兴国的党员干部积极开展借谷运动，《红色中华》第76期报道：“兴国永丰区三坑乡，对借谷运动有具体计划去进行。党员起核心领导作用，在进行时就做了充分的广大的鼓动宣传。所以竟于三天内借到谷子一万三千斤，自动供给红军，不要支付归还。”[4]另一方面，苏区干部群众坚决执行坚壁清野，不让国民党军队得到给养，力争将国民党军队困死在人民群众中。苏区群众将家中的油盐柴米和锅碗瓢盆等日用物资严密隐藏；将碾米用的砻、碓抬进深山或沉入水塘，并破坏水源，困饿敌军。[5]P357

3.积极开展扩红运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反腐败斗争，使苏区民众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扩红。不少家庭除了必要的劳动力之外，基本都参加了红军。1933年，各县都开展了“扩红突击运动”，争取超额完成扩红任务。1933年8月5日，在博生县成立总人数1万的少共国际师，这是苏区群众支持革命的最好体现。兴国县甚至计划成立共产国际师和共产国际军团。公略县东古（固）区全区“七年中扩大红军二千四百余人，全区精壮男子都上前线去”[6]。下肖区的杨长秀用威胁“离婚”的方式劝老公归队，她老公第二天就向乡苏报名归队了。[7]不少地方的妇女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劝自己的丈夫当红军，苏区群众对扩红的支持程度可见一斑。“猛烈扩大红军是准备阶级决战的主要条件。”军队是战争的有生力量，保持充足的红军数量是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力量保障。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苏区干部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扩红运动。1930年11月12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发出了军字第二号《通告》，要求各地积极执行扩红运动的路线和方法，做好宣传动员、慰劳红军和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鼓励青年积极加入红军。

4.无私支持革命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热心帮助群众，并为群众解决了土地等问题，苏区群众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苏维埃政府，无私地支持反“围剿”战争。当时，中央苏区的各个县区都成立了临时洗衣队、担架队、耕田队和桥梁队等支前组织，有力地帮助了红军开展反“围剿”战争。公略县东古（固）区组织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并规定“凡红军家属的田（耕田莳田割禾）先耕先莳先割，并且在忙的时间，将红军家属的工作完全做好了，再做私人的工夫”[8]。苏区群众这种无私的支前行动正是对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的回报。

此外，苏维埃政府还组织苏区群众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宣传，瓦解敌军的斗志。有时候，甚至安排妇女群众“利用卖小菜小物或替白军洗衣等，去接近他们谈话借以宣传”[9]P723。

二、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打破经济封锁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使中央苏区的土产竹木烟纸夏布粮食等不得出口，日用食盐药材布匹洋油等不得进口，苏区的经济状况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早有思想准备，他们认为：“目前敌人尚未下绝大决心来封锁苏区，所以日常用品许多还可以入口。但我们要知道，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剧烈，敌人也就必然地更加严密地来封锁苏区。我们为巩固政权，进攻敌人，在经济上须有充分的准备。”[10]P368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在舆论宣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1933年2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苏区的工农劳苦民众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刊登在1933年3月3日《红色中华》第57期上。《告群众书》不足1000字，却将国民党进行经济封锁的目的、危害和苏维埃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全面而又简洁的分析。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1.发展合作社经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大部分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短缺，价格高涨。不少地主富农借这种局面，乘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利用剪刀差大发战争财。苏维埃政府的部分党员干部也发现“商机”，加入倒卖粮食、食盐和药材等商品的行列。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苏区干部群众的根本利益，给苏维埃政府应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带来严峻挑战。1933年夏，中央苏区谷价飞涨，又发生了严重的夏荒。中央政府各机关每天也要吃一半稀饭，米价很贵，又买不到，真正成了困难问题。此外还有一部分极贫苦的群众，特别是红军家属，没有饭吃，情形也是很严重的。[11]为克服这种困难，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普遍建立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经济。1931年11月7日，全国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决定：为着整个苏维埃贸易与保持劳动人民的利益，改良劳动群众必需品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就必须帮助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和发展。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劳动互助合作社、犁牛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等类型的合作社在中央苏区大地上纷纷建立，苏维埃政府不仅在安排有经验的干部指导合作社建立，而且还将没收的耕牛、房屋和犁耙等生产资料进行统筹，用于建立各类合作社，甚至还实行免税政策，鼓励各类合作社发展。苏维埃政府建立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经济的实践在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它既是战时动员的机器，又是战时生产的组织者，还确保了苏区干部群众和军队的粮食供应，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又一创举。

2.踊跃认购苏区公债。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发行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苏区群众以主人翁态度积极认购，兴国县、上杭县等县和长冈乡、才溪乡等乡在认购苏区政府公债中十分踊跃，被评为模范县和模范乡。1933年11月29日《红色中华》报第130期第3版刊登了《兴国怎样推销公债？》的文章。文章从兴国县苏召开专题会议、派遣宣传队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克服机会主义等方面总结了兴国县推销公债的经验，全面反映了兴国县干部群众的融洽关系，也体现了苏区群众对政府的支持。

3.积极开展区外贸易。为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贸易禁运，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赤白贸易，极大保护了苏区干部群众的根本利益。首先，成立贸易机构。1930年秋，闽西成立了工农通讯社，该机构由国家保卫局领导，专门负责护送领导干部出入苏区，采办军需物资并运入苏区。1933年，苏维埃政府成立对外贸易局和分局，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苏区对外贸易事宜，设法打破封锁，保证苏区境内的生产品与境外的商品，得有经常的交换，消灭农业生产品与工业生产品价格的剪刀现象。”[12]机构的设立和健全，为顺利开展赤白贸易奠定了组织保障。其次，制定优惠的贸易政策。为鼓励区内外商人参与赤白贸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非常优惠的贸易政策，并以税收为杠杆促进赤白贸易。苏维埃政府征收的贸易税以满足苏区需要为原则。“不要的抽重些，要紧的抽轻些，一定要的就免税。”[13]P245苏维埃政府对诸如食盐、洋油、棉布和石灰等急需的商品免除进口税，对于洋布、洋袜等不是急需的商品则少抽些税；在出口方面，则相反。再次，组织党员干部参与赤白贸易。苏维埃政府不仅鼓励商人开展赤白贸易，对于非常紧缺的食盐等商品，还需要组织游击队会同白区工作委员会成员亲自参与贩盐工作，确保贸易渠道畅通。“边区与白区党必须去帮助继续在拼命贩盐的成千成万群众，反对国民党团匪的屠杀与拦抢……他的任务，去组织贩盐，组织贩盐的武装队伍。”[14]此外，苏维埃政府还组织交通员和联络员利用各级交通站开设店铺和参与物资运送。卢伟良作为交通站站长多次参与贩盐工作，有时候被迫将食盐融化成水，通过衣服浸水的方式将食盐带回苏区。最后，发动群众参与赤白贸易。为扩大贸易队伍，减少国民党对贩盐的警觉性，不少群众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想方设法将食盐带回苏区。有的群众将粪桶做成双层，上层装粪，下层装盐。不少群众为了贩盐失去宝贵的生命，为中央苏区的反经济封锁作出贡献。

4.整顿中央苏区金融秩序。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建设，充分发挥红色金融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支持合作化运动、巩固苏维埃政权诸方面的重要作用。[15]但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有组织破坏使红色金融的作用大打折扣。为此，苏维埃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严厉打击金融破坏者，整顿苏区金融秩序。一方面，苏维埃政府不断完善红色金融制度，防止国民党的金融破坏。苏维埃政府采取减少财政性货币发行，提高苏区货币信用和货币发行质量，增强货币防伪性能等手段，大大减少不法奸商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严厉打击破坏金融秩序的不法奸商。1933年3月15日《红色中华》以“肃清两个反动的奸商”为题报道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严厉肃清黄龙春与赖抡波两个不法奸商的事实。最终，国家政治保卫局查明了这些罪状，经过该犯的供认不讳，已解至瑞汀卫戍司令部，处以死刑。[16]经过一系列的打击活动，苏维埃政府意识到，必须以完善制度的形式来推进整顿金融秩序的行为。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并指出：伪造国币，拒用、压低国家银行纸币价值的活动危害性极大，将其视为反革命行为。政府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并对这种反革命分子处以罚款、苦工、禁闭、没收，罪大恶极者处以枪决。此外，中央执行委员会还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并对可以处以死刑的各种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

三、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建设，维护苏区政治稳定

国民党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央苏区进行的政治破坏给各级苏维埃政府带来严重挑战，给苏区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形成极大隐患，然而部分干部甚至自觉不自觉参与了政治破坏。为整肃中央苏区干部的纪律，维护苏区的政治安全，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自身利益，苏维埃政府通过开展反腐败斗争，清退不合格党员和肃清反革命等运动，有效打破了国民党的政治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