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他们能去掉“标签”吗？

在招工市场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行政违法等不良记录的人，可能应聘保安和保洁都不够格。

11月底，在北京市五环外的马驹桥镇，一家劳务中介在窗户上张贴着大大小小的招聘海报：短期地铁安检员，要求“无前科”；保安、保洁、安检，要求“无前科无不良记录”；代驾招募，要求“无犯罪前科”。

劳动力市场上通常提到的“前科”“案底”“不良记录”，都不是法律术语。“前科”和“案底”，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指刑事犯罪记录，但是在社会上存在泛化理解，一些人认为行政违法行为因长期记录在案，也属于通俗意义的“案底”。不良记录则指违法犯罪记录、不良信用记录等。这些记录，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会或明或暗成为筛选求职者的因素。一些用人单位则会明确列出基本的招募门槛——无犯罪记录或者无违法犯罪记录，不论具体情节和过去时长，将这些求职者挡在门外。

个人及其亲属、特定社会关系人，因其犯罪和刑事处罚记录所产生的就业、社保限制等后果，这些被称为犯罪附随后果。其中，尤以职业资格受限最为显见。比如，一旦有刑事犯罪记录终身不得担任公务员，一些刑事犯罪记录会在一定期限内影响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就业时还应如实报告。中国的刑法1997年修订时，设立前科报告制度，增加规定即“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给他们就业和重新融入社会带来一些障碍。

犯罪附随后果的主要作用在于减少和预防犯罪，加强社会管理。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结构出现重大变化，重罪案件占比持续下降，轻罪案件比例、轻刑率上升，轻罪治理成为时代课题，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或者消除的讨论在近年来越发显现。

2024年7月18日，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12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意见》，提到加强轻微犯罪问题研究，推动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一制度，给轻微犯罪人员及其亲属带来极大的期待。

“生活还得接着过”

寻找工作机会的视野不断向城外延伸，陈平（化名）最终在郊区找到一份物流业的工作，那里远离地铁和公交站点。居住在中部地区一个城市，陈平每天上班单程需耗时一个多小时。能找到工作，陈平也就忽略掉日常通勤的不便，他明白这多少算是其“醉驾”获刑的一个代价。

三年前，陈平和朋友聚餐喝酒后，凌晨1时许驾车返家，路上被交警拦下，后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刚被查处时，29岁的陈平焦虑得睡不着觉——突然变成了罪犯，这个记录还将终身背负。

陈平业已成家，“生活还得接着过”，他重新找工作，有些职业做不了，但有些民营企业还能进。找到工作忙碌起来后，陈平逐渐不再深陷醉驾入罪的苦恼。得知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定调，陈平揣测着几时能“落地”。他告诉《财经》，有朋友一听说这个制度，就去开无犯罪证明，“想试试看能不能开出来”，但制度还未“落地”，当然是碰壁。

像陈平这样因醉驾被判危险驾驶罪的不在少数。单纯的危险驾驶罪，最高刑罚是拘役六个月。2011年，危险驾驶罪成为一项新增罪名，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写入刑法。近几年，危险驾驶罪的案件数量，一直高居全国法院刑事案件首位。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等发布“醉驾”新规，按照“酒精含量+情节”的方式划分入罪标准。2024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危险驾驶案件25万人，同比下降41.3%。

当前，中国社会和刑事犯罪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近30年来，随着社会快速发展，法网越织越密。2023年全国法院刑事一审案件收案达123万件，近20年前的2004年，当年全国法院刑事一审案件收案64.7万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重罪案件占比持续下降，轻罪案件不断增多，轻刑率明显上升。

11月，《财经》记者在北京市郊一个工作室，见到“80后”王杰（化名）。因曾有刑罚记录，这些年来他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2008年8月，王杰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后回家，原来办案人员发现他曾购买气枪铅弹的线索，王杰如实回答并找出一年多前购买的气枪铅弹，经清点共1090发，这是他花费90元从知名电商平台处购得。

王杰回忆，当时21岁的他赋闲在家，出于好奇购买卖家最低起售价款的气枪铅弹，并不知道具体数量是多少发，买来后就放在房间，没有实际使用过，他更不知道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将购买气枪铅弹500发以上定为非法买卖弹药罪的入罪标准。这个行为，扭转了王杰的人生。案发后王杰被认定为自首，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获刑一年六个月。

因为所涉罪名敏感，王杰很难外出找工作，辗转成为自由职业者。王杰渴望建立起稳定的情感关系，但是他知道背负的罪名会影响子女甚至配偶的择业等，目前依然单身。在一些节假日外出时，或经过一些地方时，王杰遇到检查人员会遭到一番盘查。王杰说，这就像“反复提醒你，你是一个罪犯”，这让他深受其扰，并时常反思“自己到底做了什么”。2023年，王杰找到秦勇律师提出申诉。

秦勇认为，王杰并不具有非法买卖弹药的主观故意，没有产生社会危害性，并且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对于气枪铅弹案件，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气枪铅弹的数量、用途以及行为人的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但最终，王杰的申诉以失败告终。

表1：近年来治安案件和刑事一审案件数量

表2：近年来公安机关查处的主要治安案件类型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正在推进。秦勇表示，如果王杰符合轻微犯罪的要求，其有罪记录能在一定条件下封存，这或许能让王杰多一些人生期冀。

轻罪记录封存由来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创新改革。其实，前科消灭或前科封存，在中国从公开讨论到正式建立酝酿多年。

从公开文献可知，最早提出前科消灭的是新中国首位法学博士后研究人员鲍遂献，他在1987年提出前科消灭制度，认为这是整个预防犯罪体系必不可少的一环，并针对前科消灭的时长和程序等提出具体建议。2000年后，对前科消灭的公开探讨渐趋增多。近几年来，时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者等在全国两会呼吁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进入司法实践领域是从未成年人开始。2004年起，在河北省、四川省等一些地方法院相继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2008年，中央政法委在新一轮司法改革意见中要求，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轻罪记录消灭制度。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有条件地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监事长朱征夫，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20年起连续五年在全国两会呼吁前科消灭。朱征夫曾收到一些前科人员的来信，讲述找工作遇到的挫折，这让他开始关注前科报告制度。

朱征夫指出，前科报告制度对预防犯罪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弊端越发显现。在网络信息时代，前科带来的负面效应被放大，前科人员遭遇的资格、权利等限制，使其进一步被孤立和边缘化，甚至因就业受限面临生存难题。对前科人员亲属的职业限制则违反责任自负原则和平等原则。另外，朱征夫注意到，“随着危险驾驶罪等轻罪范围的扩张，受前科报告影响的个体和家庭数量猛增”。而适时设立和构建覆盖成年人和所有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既体现刑事政策轻缓化、人性化司法理念，也反映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在2020年的提案中，朱征夫建议明确前科消灭的法定条件和程序，在前科消灭制度完善前，以前科封存制度作为过渡。严格限制前科查询的主体和范围，减少对前科人员的就业歧视。逐步废除对于前科人员家属的职业限制。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方，曾经连续两年在全国两会呼吁增设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肖胜方对《财经》指出，1997年刑法修订时增设前科报告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预防犯罪，并且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重罪案件占比较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刑法通过历次修正案的方式，扩张轻罪打击范围。这些年产生的变化是重罪占比下降，轻罪案件占比上升，其中轻罪案件又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案件、“两卡”（银行卡、电话卡）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占比居高。

202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称，在刑事案件数量大幅增长背景下，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轻微犯罪大幅上升，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不到55%至近年来已超85%。

肖胜方认为，大量的轻罪人员面对前科报告制度带来的影响，犯罪标签伴随终身，无法正常融入社会，“有形的牢笼坐完，无形的牢笼还在”。鉴于当前的犯罪类型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有必要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2023年，朱征夫继续完善相关建议，提出建立轻罪前科记录封存制度的议案。朱征夫指出除前科报告制度，有40余部法律规定有前科规范，还有相关行政法规和数以百计的规章和其他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甚至在网约车和外卖行业等行业内部规范，以“负面清单”“准入门槛”作出规定，不分罪行轻重、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只要有前科就施加各种资格、权利、机会的限制或剥夺，致使许多前科人员因工作权利被剥夺而面临严重生存困难。

除了前科记录封存，朱征夫更进一步建议建立相应的行政处罚记录消灭制度。朱征夫告诉《财经》，有些行政处罚记录侵害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劳动权和平等权，根据举重以明轻原则，也应建立行政处罚记录的消灭。

朱征夫表示，呼吁前科消灭制度后，他收到的众多来信中，有一些是有行政处罚记录的人讲述就业中遇到的问题。一名男子写信告诉朱征夫，2022年底因打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行政拘留，去一家电子厂应聘时，工厂招聘门槛之一是“无违法犯罪记录”。转而去另一家工厂应聘，须提交无犯罪证明，却因无犯罪证明上备注违法信息，求职再次遭拒。他最担心的则是，因其违法记录影响孩子日后就业时的政审。

被泛化的无前科、无案底

11月底，在马驹桥镇自发形成的“劳务一条街”，上午10时许，还有不少人站在路边寻觅“日结工”的机会。

沿街设立有数十家劳务中介公司，但问询者并不多，几乎每家中介都在内墙外墙张贴着招工广告，写上月工资或日薪、工作时长等信息，站在门外一眼就能看个大概，常见的招聘职位是工人、保安、保洁、快递、司机等。多数海报并未对前科、违法记录作出明确要求。在一张“无前科无不良记录”的海报前，一名中介告诉《财经》，有违法记录就不符合要求，“在系统里能查到”。另一个招聘工人的中介表示，一些企业除无犯罪外还要求没有违法记录，被行政拘留过“那就是有案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