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昆：活跃在舞台的不该再是我

聊得有点累的时候，正好到饭点儿，姜昆说，“你先坐会，我给你们炸点酱去。”旋即起身进了厨房。到厨房一看，他果然系个围裙，用一个巨大的炒勺翻酱呢。中午还有几个外地的朋友来看他，他说必须得让大家尝尝他的拿手菜——“姜氏炸酱面”。

生活里，姜昆好像每一个热闹的大家族里都必备的那种长辈，热情、好客，特别喜欢张罗，似乎什么事都好商量。但一提到相声，他会变成另一个人——不再是70多岁的长辈，而是那个人们记忆中站在舞台中间的小伙子。起个话头，马上就能说一段。

也正是因为相声，他又不那么好商量，有时候甚至固执。相声的祖师爷是谁，第一代相声演员是谁，同一代相声演员可不一定是同一辈……一桩桩一件件，他都要掰扯清楚了，生怕一乱套会影响观众对相声历史的理解。相声有哪些内容不能说，更是他较真的事。

可能就因为这样，他成了一个靶子，毕竟他的身份不仅是相声演员，他担任曲协主席已经超过10年。

今年5月10日，姜昆退下来了，卸任曲协主席。他开玩笑说，这下骂他更方便了。

相声为什么不好笑了？

“这不是我的时代了。”几次接受采访，姜昆都说过这话。最近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他，是2022年春晚，他和戴志诚表演《欢乐方言》。但是很快，“姜昆抄袭”上了热搜，因为这段相声里的一些梗，大山讲过。

和面对以往那些争议一样，姜昆沉默不语。大山发了一段好几分钟的澄清视频——自己是姜昆的学生，在以前的演出中听过姜昆这段相声，特别喜欢，于是老师丝毫没藏着掖着，把台词中所有包袱和笑料都拆开揉碎教给了他。这是早在1987年，姜昆就和唐杰忠一起合作表演过的相声，原名叫《学说广东话》，作者是他本人。2022年距离春节只剩20多天时，春晚剧组点名邀请姜昆带着这段相声再上春晚，这才有了《欢乐方言》。

“没必要辩解”，他的搭档戴志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江郎才尽”“不好笑”这些标签，已经贴给他了，轻易撕不下来，更准确一点说，这在某种程度糅杂了观众对如今相声的一种抱怨，这个由各种复杂的“因”而带来的“果”，并不是姜昆个人的过错，却必须由他来承担，毕竟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20来年，他是为相声扛旗的人之一。

姜昆真正的成名作并不是更广为流传的《虎口遐想》，而是要回到1978年。那是他被马季从兵团调到中央广播文工团的第二年，他跟着马季四处演出、采风，写了一点相声，但是，相声有什么社会功能，他还没想过。

那年5月，他和相声演员赵炎应邀到北京照相馆拍肖像，赵炎比他长得好看，被摄影师拉住一个劲儿拍，他干脆和照相馆师傅们聊了起来。不聊不知道，照相馆居然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荒诞年月，简直是题材的宝藏。回到家，姜昆提起了笔，那些照相师傅的经历和他亲身走过的岁月，让他产生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他要用讽刺的方式给人们看看，那些幼稚的狂热、盲目的虔诚和善良的顺从，会勾勒出怎样一幅幅人被人愚弄的画面。

创作这段相声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不少人看了直伸舌头：“老天爷，危险！”一些老同志对这个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也表示过担忧，马季看完对他说：“孩子，有点悬哎。”回忆起当年的胆量，姜昆说：“我当时就这么想，我呢，年轻没名气，只是棵小草，一颗小草要拱出地来，你就是上去踩两脚，也还能再起来，不至于死了。”

好在时代的脚步没有停下，逐渐温暖的“气候”包容了这个作品。这是他和李文华正式合作演出的第一个相声，当他们带着这段相声到基层演出，效果可以叫做“山崩地裂”，姜昆因此脱颖而出，几乎成为相声偶像。

那个时代，他算是一个标准的离经叛道者。这段《如此照相》之前，他还是第一个敢在作品里写“搞对象”的人，1976年，他去湖南桃源两个半月，搜集山歌，写了《山花姑娘》。1978年，被誉为“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恢复地位”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比《山花姑娘》还要晚两年。

《如此照相》瞬间成名后，他更放开手脚，又用作品《霸王别姬》讽刺官僚主义，以《如此要求》讽刺“漂亮姐”不切实际的婚恋观念，在《想入非非》里描写了一个空有幻想却不切实际的青年。

“时代青年”是那时候姜昆的艺术形象。他和李文华是那个时代最知名的相声演员，走到哪都能被认出来。俩人出门不敢一起上公共汽车，李文华上前门，姜昆就去上后门，但仍然免不了被人层层围住，有一次人群拥堵好几个小时，靠警察才把他俩“救”出来。

有人说他走了和师父马季截然不同的道路，马季是歌颂型相声的开创者。每次说到这个话题，姜昆都起急：“相声不能简单地用‘歌颂’和‘讽刺’来分类！”他向来反对这种“二极管”式的思维。

马季之所以被称为“歌颂型”开创者，主要因为他在50年代末创作的《英雄小八路》《登山英雄赞》和70年代初反响巨大的《友谊颂》。姜昆觉得，任何作品不能脱离时代背景，所谓歌颂相声是后来的说法，马季那些带有鲜明时代性的相声作品，并没偏离幽默的初衷，也不是为了歌颂而歌颂，而是在时代背景下的选择。他至今记得，2006年9月马季获得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时，用已经哆嗦的手捧着麦克风说：“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是在最艰苦的年月里，我依然顽强地写了几段相声。”

1973年，在马季创作并表演《友谊颂》的时代背景下，观众反响并不逊于讽刺型相声。那么如今，相声为什么不好笑了？姜昆认为症结不在于讽刺少了，而是相声脱离了真实的社会和生活。

黄金时代

80年代中期，姜昆曾有过一段苦闷时期，李文华因病告别舞台，他也感觉自己的创作进入瓶颈。焦虑到不行的时候，他就去家门口还没修好的复兴门立交桥边上“走溜儿”。后来回忆起来，姜昆总觉得自己幸运，在北大荒兵团里被马季看中，成为他的大弟子，创作陷入困境时，又遇到了一生最重要的创作伙伴。

那是1986年夏天，姜昆去探望作家谌容，正赶上谌容的儿子梁左也在，梁左对姜昆说：“我这有一好东西。”那是他刚脱稿的一篇小说，姜昆一听，立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相声素材，他跑到出版小说的编辑部要来原稿，在去广州演出的火车上，连夜把梁左的小说改成了相声，这就是《虎口遐想》。

这一次相遇，极大影响了未来十年乃至更久的中国相声界和喜剧界。姜昆和梁左开启了一段绝妙的合作之旅，梁左在文章里描述过这个过程：“说是合作，其实我对相声完全是外行，姜昆把他保存的所有相声资料都借给了我，还为我安排了数十次的观摩学习机会，我仍然入不了门。于是我们只好采用一种独特的合作方式，俩人商量好了作品的内容，由我动手写成一篇第一人称自述式的京味儿小说，再由姜昆改成相声，然后再共同修改。”

他们陆续推出《电梯奇遇》《特大新闻》《美丽畅想曲》《着急》《捕风捉影》……不仅给姜昆自己写，他们还一起与侯耀文创作了《侯大明白》，梁左和牛群、冯巩还合作了名噪一时的《小偷公司》。梁左赋予那些来自生活中的幽默故事以强烈的文学性，姜昆将抽象的文字改编成“三翻四抖”的包袱，和“瞪谝踹卖、顶刨撞盖”的具象画面，这些相声从一种源于生活的直接表达升华成了高妙的寓言，在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中，说一些在现实环境中不太方便说的话，内涵更深刻，针砭更犀利，他们成就彼此，也将相声推上了更高一层台阶。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1993年。这一年春晚，姜昆和梁左准备了一个大作品，合作了那么久，他们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要突破过去的自己。这是一个讲述共和国史的相声，姜昆扮演一个失忆的人：“我是谁啊？”唐杰忠回答：“你姓姜，叫姜昆。”

“有名？”

“有点名气。”

“政协主席？”

“不是不是，不是大人物，你就是个演员。”

“我多大啦？”

“你是1949年10月1号生人，祖国一岁你一岁……”

在2023年，昆园的一间会议室里，72岁的姜昆仿佛回到了30年前春晚的舞台上，惟妙惟肖地表演着这段他无法忘怀的相声。30年间，不知道他在想象中表演过多少次，以至于每一句台词他都清晰地记得。

伴随着这个失忆之人的回忆，共和国恢弘的历史以诙谐幽默、举重若轻的方式忠实呈现了出来，每一次转弯，每一个节点，都没有回避。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作品。当年，空前的宏大主题和十足的笑料，在排演时“炸翻”了现场，参加过彩排看到过这个相声的很多演员都对姜昆说，这是相声的又一个高峰。然而，就在他和梁左都踌躇满志时，年三十的前一天，姜昆得到通知，这个名为《大船》的作品在终审中被毙，临时换上反应楼道被杂物占据问题的《楼道曲》。这个作品没能见到观众，专为其写的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倒成了付笛声的成名作。

“这个挫折对我俩的打击都很大。”说到这个结果，姜昆表演《大船》时眼睛里闪动的光芒熄灭了。不久后，梁左告诉姜昆，自己感觉灰心，不想再写相声，打算去做情景喜剧。唐杰忠也退休了，这一年对姜昆注定是个告别之年。以往，他都以一个异想天开的小伙子形象站在舞台上，身边的长者无论李文华还是唐杰忠，都是他的温厚后盾，如果他放飞得太“没边儿”，他们是那个把他轻轻拽回来的人。当他已经43岁，身边换上小他10岁的戴志诚，他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舞台定位和与搭档间气场的平衡。

姜昆再次露面春晚是1996年，一个叫“姜球球”的球迷成为当年火爆的甲A赛场代言人，这是那一年春晚剧组交给姜昆的“命题作文”。

再之后几年，姜昆仍然希望循着自己熟悉的那条路搞创作。1998年，他将之前写的《怪圈》修改后报送春晚，那是在一个家庭里通过不同家庭成员的遭遇，讽刺各式各样社会问题的相声，没能过审。戴志诚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感觉也没有讽刺得特别厉害啊，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最后给我们的意见是，大过年的不合适。”

郭德纲和德云社

在春晚看不到他的那些年里，姜昆不是没有创作、没有试图突破，只是失败了而已。伴随着相声的领军人物不断遇到挫折，借助着电视媒介，更灵活更具戏剧性的小品整体崛起，名演员不断涌出。与相声不同，小品演员处于戏剧环境中，无论怎样表达，都是以角色的身份，因而显得更加迂回。

于是，姜昆决定接受现实，接受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觉得自己也老了，追不上老百姓的思维，年轻人嘴里的一些词他不明白了。

此时，相声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出现了。

谁也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郭德纲和姜昆开始有了所谓“恩怨”的。如果非要找个时间点，似乎是2006年，这年2月，曲协在东城区文化馆召开了一次“反三俗”现场会，作为当时北京最火的小剧场相声演出团体，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代表李金斗和德云社领衔者郭德纲都参加会议而且在《倡议书》上签了字。但不知为什么，没过多久，坊间传言这个“反三俗”就是针对郭德纲和德云社。郭德纲后来创作了相声《我要反三俗》火爆一时，坊间对那次会议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莫衷一是。总之，事情变得愈发喧嚣。

戴志诚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姜昆从1998年开始就在号召相声演员回到剧场里去，不能总在电视里，2000年前后小剧场开始出现，作为倡导者，姜昆下去调研，发现一些小剧场为了招揽观众，让‘脏的、臭的’段子又冒头了，2002年《光明日报》约他写稿子，他写了一篇相声应该反三俗的文章，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稿子没发，但是这个话题从那时就提起来了。2006年曲协正式发起号召，用的还是姜昆给《光明日报》写好的原稿。怎么会是针对德云社？2002年还没有德云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