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反腐风暴中的“关键少数”

28岁的程芬从事医药代表工作已6年，曾就职于南方某城市的头部外资药企，代理过医院心血管科等科室药物的销售。今年6月，她裸辞了工作。8月9日，程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两个月，南方多个城市都在严查医生参加学术会议，药企付“讲课费”等事项。“前同事说，现在基本上大家都直接线上办公，尽可能不再到医院。”程芬说。

另一家外资药企的医药代表称，在近期由第三方赞助的一场学术会议中，受邀名单中约三分之一的医生因担心影响，拒绝了参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17日，今年以来，全国公开通报落马的医院院长、书记已超过180位。此外，7月以来，多名上市药企的实控人接连被查。

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有关问答》，提到此次整治涵盖医药行业全链条、全领域，实现医药领域全覆盖。在整治重点上，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尤其是利用医药领域权力寻租、“带金销售”、利益输送等不法行为。

国务院参事、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执行院长刘远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医药反腐行动背后，应看到：国内医疗机构以公立医院为主体，很多三甲医院的书记、院长都是司局级干部。因此，这次集中整治工作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名官员或院长受贿超1000万元

“有些医院明确规定，拒绝接待医药代表，禁止医生参加任何形式的学术会议。”林浩谈到。他是一家外资药企的医药代表，主要负责心血管、内分泌等专科的药物销售，从事这份工作已5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身边很多同行都放假了，他目前还在正常拜访医生，但拜访变得很谨慎，频率比之前降低。

他更多是去门诊拜访医生，很少去住院部，因为会担心患者或者巡查纠察的人看到。即便他认为自己的拜访是合规的，内心仍会有压力。

林浩表示，现在拒绝接触医药代表的医生，主要集中于科室主任或医院领导层。张曼是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血管外科医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医院之前就明确规定医药代表不能进院，也张贴了“禁止医药代表进入”的标语，因为此前院内查得不严，会有医药代表来访。张曼说，“最近医药代表已经自己‘消失’了。”

这次反腐风暴早有信号。今年7月21日，国家卫健委等10个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动员会，要求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医药领域腐败案件。

8月以来，北京、重庆、海南、云南、四川等多地的卫健委官网，先后公布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举报电话。随后，多地开始公布清退专用的廉政账户。

据不完全统计，8月以来，包括恒瑞医药、新华制药、迈瑞医疗等知名企业在内，超过50家上市药企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回应医药反腐话题，强调公司坚持合规经营，并晒出销售费用、销售模式等。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医联体医保支付研究中心研究员仲崇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前的反腐中，很少出现药企“齐刷刷”回应的状态，更多时候可能是低调应对。

张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医院目前受反腐风波的影响不大，不过一些手术使用的耗材受到波及。“因为手术中缺乏吻合器这种耗材，现在医生都用手缝合血管。”据张曼介绍，其所在科室在一些手术中需要用到吻合器来闭合血管。吻合器不算特别常规的手术耗材，医院不常备，因此，用得差不多就要提交临时采购申请。

“上次采购的吻合器已经用完，需要重新议价、重新招标。现在反腐风暴正劲，风口浪尖，我们也不太敢去申请。”张曼说。

今年2月17日，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期刊《卫生政策和规划》上的一项研究中，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副研究员傅虹桥等人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2013～2019年的3546起案件统计发现，行贿、贪污和保险诈骗分别占医药腐败案件的68.1％、22.8％和9.1％。“贿赂是医疗腐败的主要形式，约80％受贿者是医疗保健提供者，大多数行贿者是药品、医疗设备和消耗品的供应商。”研究写道。

傅虹桥团队采访了17名关键知情人，探讨医药腐败的驱动因素，并调查了中国近期反腐败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访谈结果显示，财务压力和监管薄弱是医疗腐败的两个主因。

傅虹桥团队统计的案例中，涉及医药腐败的人员共计3892名。其中，77.5％是医疗保健提供者，11.5％是监管机构人员，9.5％是医保方，1.5％是欺骗医疗保险机构的患者。据统计，468名官员或医院院长受贿1000万元以上。一家省级医院的院长受贿数额超1亿元，是傅虹桥团队统计案例中的最高数额。

“无论院内还是院外，可能各个环节已经形成比较稳固的利益链，要想将其一一击破很不容易。”陕西省山阳县卫生健康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贯穿药品及器械生产、流通、使用等各个环节，要做到无死角反腐，很有难度。他分析，相关利益首先是从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输出，才能输送到医院。过往这些年，尽管法律层面已提到行贿、受贿应同时处罚，其实对受贿方处罚更重，导致产生腐败的源头无法解决。

7月25日，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在行贿罪规定中增加了新条款，提出在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将从重处罚。这次修改还调整行贿罪的起刑点和刑罚档次，与受贿罪相衔接，同时，进一步调整、提高了单位行贿罪等相关贿赂犯罪的刑罚档次。

医药合规律师、北京至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岑岩表示，对医药领域行贿方从重处罚是草案的亮点，同时也是今年医药反腐的亮点之一。医院院长等关键少数是被企业“围猎”的对象，而围猎者提供的“糖衣炮弹”诱惑太大。

卫生政策和医疗管理咨询师王宏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统计，近10年美国查处在华行贿的药企至少有10个。在他看来，现在上百个院长被查，肯定会牵涉不少药企。如果按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未来会有不少企业负责人涉案。他认为，可以从药企切入，尽可能阻断行贿端的腐败行为。

畸高的销售费用

傅虹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医药产品、诊疗技术的升级，医药腐败的形式也在变化，从最初直接送红包，发展到更加隐蔽的企业商业贿赂。

傅虹桥团队的研究发现，药品销售和设备采购是贿赂的主要领域，分别占贿赂总额的32％和26％。研究中，一名受访官员谈到，制药公司和医药代表会贿赂医院院长、药房主管，以促进该公司产品的销售。据该受访者估计，医疗腐败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可能占中国医疗保健支出总额的30％以上。

日前， 一份经证实的《广东省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生产经销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专项审计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3年5月，广东省药品生产总值前50家的企业营业总收入1511.83 亿元、总成本707.61亿元、总销售费用446.17亿元，共投入技术开发费用29.5亿元，仅为销售费用的6.61％。上述销售费用中涉及“推广”“咨询”“服务”等内容的第三方服务费用达289.06亿元，占销售费用的64.79％。审计调查发现，广东三家药品生产企业向1936家第三方商务推广公司支付费用，假借服务费用等名义套取资金40.77亿元，用于公关等用途，增加药品综合成本，推高出厂价格。

药企的销售费用，主要包括市场推广费、职工薪酬、差旅交通费、会议费等。销售费用占营收比例，即销售费用率越高，说明销售费用的使用效率越低。

据统计，2022年，国内销售费用超过50亿元的上市药企共10家，包括上海医药、复星医药、步长制药、恒瑞医药、百济神州等。其中，上海医药的销售费用最高，达到140余亿元。此外，在A股上市医药企业中，近40家2022年的销售费用率超过50％。

相较而言，跨国药企代表企业如强生、辉瑞、默沙东、赛诺菲等企业的销售费用率均在20％上下。其中，默沙东2022年的这一比例不足17％。辉瑞、强生、诺华去年的销售费用率分别为17.23％、26.08％、28.20％。

依据前述广东省《专项审计调查报告》，2021 年至 2023 年 5 月，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以“技术服务费”等名义向966家商务推广公司付款的23.9亿元，用于支付全国4586家合作医院药房配药设备费用和配药人员工资等。

2018年12月至2023 年6月，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指派其他公司以“集群注册”方式在广州市南沙区同一地址注册成立962家会议服务公司。2021年至2023年5月，广州一品红制药公司以支付学术会议费、医学服务费等名义将16.75亿元转入上述会议服务公司，这部分费用又被进一步分解，转入特定人员账户用于支付各区域医院公关费用。

在李岑岩看来，药品、医疗器械从出厂到最终用到病人身上，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流程，药企要付出的成本并不低。从这一角度看，用于药品信息传递、学术推广的销售费用是应当被理解的。但是，拿着本应该做真正学术推广、药品信息传递的钱，假借市场推广、学术推广，甚至各种市场营销活动，直接以财物、变相财物等方式对医院进行利益输送，最终希望借此多开该药企的药物，“这类行为应被严厉打击”。

8月开始，全国多个省级医学会、协会等组织开始紧急发布通知，要求延期召开各类行业会议和活动。随着部分学术会议的暂停或延迟，医疗机构在主动收缴“讲课费”。

程芬表示，在大型药企，尤其是外企，讲课费的发放有相当严格的等级划分。药企会依据专家的职称、影响力、发表的论文等多个指标对其评级，然后根据专家级别给予其不同水平的讲课费。据她介绍，她此前所在的药企，给专家一次讲课的费用在1000～3000元。讲课时间取决于会议方式，如果是线上会议，一般每个专家讲课时间大约半小时，如果是线下大型会议，一般要花费半天甚至一天，药企也需要承担茶歇、餐饮费用。“为了避免费用滥用，企业对邀请专家讲课的次数有严格限制，比如，一名专家一年最多只能讲20次课程。”她说。

据报道，美国全国儿童医院托莱多分院儿科和胎儿心脏科主任、儿科心脏主诊医师熊丁丁曾介绍，美国所有医生平均每年会参加1～2次会议。供职于大学附属医院的，每年参会在3次左右；供职于非大学附属医院或社区医院的，一般1～2次；私人开业的医生每年1次。

在徐毓才看来，有的受邀讲课专家，并未充分备课，学术交流也变得没那么正宗。很多药企为了宣传自身产品，除了报销专家住宿、餐饮等费用，还报销一些额外的“报酬”，比如买房买车费用、旅游费、子女教育费用等。这些费用被企业添加到销售费用中，使得销售费用畸形增长。

2021年4月12日，财政部发布的医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显示，在检查的77家医药企业中，有19家因使用虚假发票、虚构业务事项等被罚。这些企业的违规涉案金额在几十万元至上亿元间不等。财政部公告提到，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2018年列支医学领域的学术研讨或经验交流会议费1.49亿元。经对部分会议参会人员延伸访谈，相关医生表示会议不真实或未参加会议，涉及金额93.82万元。

程芬供职过的几家公司，会外聘第三方监管机构来跟进医药代表开展的学术会议，以确保会议真实性。线上会议甚至要进行头像识别。据程芬介绍，医药代表开展业务时，经常会自己先垫付钱，有时公司也不一定报销。这种情况下，有些医药代表可能会想办法把费用从公司“套”出来，比如，虚构学术会议。

林浩表示，国外药企的合规经营已做了很多年，有专门合规部门在跟进相关事项，当然也不排除少数腐败行为。国内药企大多刚起步做合规经营，不少经不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