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中轴线有多难？

尽管家住北京四环外，但在周末，秦红岭喜欢换三趟地铁，进入二环里的老城区，在钟鼓楼及与其相连的什刹海周边漫步。她是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写了多部有关建筑伦理与城市文化的专著。穿梭在钟鼓楼前的市井中，在她眼中，是“感受老北京魅力和人文气息的过程”。

北京的老城凸字形城廓中央，一条15华里（约7.8公里）的中轴线纵贯南北。在中轴线的最北端，是高47.95米的钟楼和46.7米的鼓楼，晨钟暮鼓，掌握老城的节奏。从钟鼓楼出发向南，穿过万宁桥，翻越景山，就能抵达紫禁城。

钟鼓楼紧邻的什刹海，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元代起，南方的商船满载着粮米、丝绸、布匹、茶叶、木材等物资抵达，形成“前朝后市”的繁荣，古老的商贸传统从胡同的名字可一窥千秋，比如烟袋斜街和白米斜街，过去即为特定商品的集散地。这些胡同所在的地安门外大街全长约730米，北起鼓楼，南至地安门，东连南锣鼓巷，西临什刹海，是中轴线上形成时间最早、形态最稳定的商业街市。

在秦红岭看来，地外大街胡同里的食肆、人群和胡同居民，都令她想起家乡成都的街头生活，但与成都不同的是，在什刹海岸边的屋顶露台喝茶时，她能看到高大的钟鼓楼，老房子的屋脊连绵如海波，在景山的万春亭形成高点。“感觉非常棒，因为能感受到城市的意象。”她说。

市井的烟火气延续至今，古老街区有了时尚元素。“这是特别自然的风貌。”年轻人扎堆在老街巷，是秦红岭乐于见到的，她提起在鼓楼前拍婚纱照的新人，在钟楼和鼓楼间的空地活动身体的老人，以及冬天什刹海溜冰场人满为患，“古老建筑空间与现代市井生活的融洽气氛，是钟鼓楼独有的”。

在遍地“古董”的北京，古建筑融入现代的场景越来越多，这是文物可持续发展的探索。2011年，北京启动了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百余项文物修缮工程相继启动。

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于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50周年，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我们提起中轴线申遗，其实是为了历史城市更好的保护和发展，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追求的遗产保护目标是契合的。”

恢复“第五立面”

在钟鼓楼西北侧，地安门派出所旧址南侧有个未命名小胡同。胡同路窄，只能并排走两人，入口处摆着几盆辣椒，老史的房子在一道不起眼的窄门里。

那间小房共35平方米，住着48岁的老史一家四口。在这个局促的家里，还生活着十几只鸽子，鸽笼架在屋顶上，每天早晚，老史要把鸽子赶到房子上空盘旋几圈，灰白的鸽影掠过鼓楼城墙和连片的房脊，构成“豆汁儿焦圈钟鼓楼，蓝天白云鸽子哨”的老北京生活图景。

老史是国企员工，收入不高，养鸽子是他的爱好。他的旧鸽笼是用石膏板砌的，凸起在房顶上，石膏板很快老化，变得灰黄。最近西城区政府为他免费置换了新鸽子笼，笼子是铁做的，顶上做成老房顶的样式，整体涂成深灰色，与街区融为一体，从高处望去，仿佛鸽子也住进了老房子。

鼓楼附近街区的改造提升已经完成大半，老史居住的西北侧正在施工，目的是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什刹海阜景街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刘维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此轮改造包含东轿杆胡同、西轿杆胡同、小铃铛胡同、地安门派出所旧址南侧未名胡同等四条胡同，对其沿街房屋立面及门楼进行了整治，胡同里扯出的弱电飞线，以及墙面上的电箱，进行整理和改移消隐，此外还对胡同的道路进行铺装，并拆除违建，重新铺装道路，以及修通下水管。

在刘维岩的办公室里，并排挂着两张图片，都是站在鼓楼的俯视视角，远处是景山万春亭。一张拍摄于2021年4月，画面以地安门外大街为轴，大街两侧，传统的人字形屋顶隐没在加建的棚子间，空调室外机随处可见，而另一张是整改后的效果图，超高的建筑被降层，房顶被恢复成古老制式，古都风貌显现。

屋顶构成的景观，被称作“第五立面”。刘维岩说，第五立面整治是一项重点工作，其包括对不符合中轴线申遗要求屋面的改造、违建拆除、附属设施改移、鸽舍整治等，同时配合什刹海街道开展屋顶、胡同违建的拆除恢复。“就是对房顶的整治。”他说，除了拆除房顶违建，对影响设施外立面和第五立面的棚架，会根据需要拆掉或者进行绿化，占据屋顶大块面积的太阳能热水器集热板，被拆掉后，由政府免费给居民置换为室内电热水器，而四处“点缀”的空调室外机，也被从靠近房顶的墙上移到更隐蔽处，对于难以隐蔽的，就采取遮罩处理，“从外观基本看不出来”。此外，一些现代风格的小楼被降层。比如原地安门派出所由三层降成了一层，将来进行恢复性修建后，就有了中式老房子的人字顶。

刘维岩介绍，在钟鼓楼西北侧，第五立面整治工作实施范围为铃铛胡同以南，鼓楼西大街以北，旧鼓楼大街以东至西城区区界区域，总占地面积约1.19公顷。目前，第五立面整治工作共涉及屋顶、屋面施工92处点位，涉及居民89户，房屋182.5间，建面2536平方米。目前，满足施工条件的64处点位均已开工。

在地外大街，也开启了“复兴计划”。刘维岩介绍，在民生改善方面，修理了下水道的排水系统，解决了临街低洼院落积水问题，还修建了方便老人和残障人士出行的无障碍坡道。而在商户外立面的更新方面，按照“一户一设计，一户一方案，一建筑一对策”，以及“微修缮、微整治、微更新”的方针，他们召开座谈会，让周边的居民和商户广泛参与，听取居民的意见，获得了居民的支持。

“中轴线申遗是国家的大事，片区居民总体都是支持的。”刘维岩提起，清理胡同违建的过程中，为了修整第五立面，在对房顶上的违法建设拆除前，也与居民进行了充分和平等的协商，“没有一处是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拆除的”。

鼓楼地区部分居民居住困难，正式房面积普遍只有十几平方米，因此，他们搭建超高违建用于居住和生活。刘维岩说，目前有三户人家，由于搭建的违建拆除之后，就失去了居所，但因种种原因不具备保障房条件，最终也就没有拆除，而是进行改造。

尽管几乎所有居民都获取了妥善安置，但也有令刘维岩感到内疚和遗憾的人家，比如住在地外大街附近的一户居民，在12平方米的合法房屋上加盖了两层，一层作为厨房和厕所，二、三层居住，为了支持申遗，他们同意将违建部分拆除。

“他们在顶上搭到三层，特别显眼，我去做工作，说影响第五立面的视线，违建需要拆除，他们很支持工作。”刘维岩如今依旧记挂着这户人家，经常去走访看望，力争帮其解决问题。他介绍，钟鼓楼附近的平房，产权大多属于政府，是过去分配的“公租房”，那户12平方米的人家是重组家庭，只有女主人一人的户口在西城，男主人和女儿都是外地户口，而房子的承租人是女主人另外的亲戚，但享受政策的只能是原本房屋的承租人，也就无法惠及到这一家三口。

为了令老院落恢复原有肌理、传统风貌，再现四合院生机。2021年春天，钟鼓楼周边街区启动了“申请式退租”工作。这项工作本着 “居民自愿、平等协商、公平公开、适度改善”的原则，实施范围内满足退租条件的居民均可在完成相关手续前提下提出退租申请，政府将提供货币补偿，符合条件的居民可申请位于大兴区和朝阳区的共有产权住房或公租房。

刘维岩介绍，在钟鼓楼西北侧区域，共有院落30处，居民185户，房屋369间，建筑面积5250平方米，申请式退租工作于2021年3月15日启动，并在2021年5月14日完成集中签约工作，共有14处院落参与退租工作，累计完成72户退租，退租的房屋共107间，建筑面积1532.14平方米，其中直管公产66户房屋97间，建筑面积1382.79平方米，私产6户，房屋10间，建筑面积149.35平方米。

刘维岩说，将小房子在稍远的区域换成大房子，深受居民欢迎。他记起，有一户姓石的人家，三口人住在9平方米的房子里，通过申请式退租购买了两居室，还有原本居住面积只有20平方米的老彭，购买了大两居之后，还剩下了一笔没用完的补偿款。

申请式退租的目的在于疏解钟鼓楼区域人口，恢复古城肌理。“没有把人一刀切地往外赶。”秦红岭认为，这就是钟鼓楼区域申请式退租的好处，这项政策的施行，其目的在于减少30%～50%的住户，将“野蛮生长”的大杂院修整好，而留下来的住户，也是中轴线景观的重要部分。秦红岭认为，文化遗产应该融合进城市里，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名杰说：“文物的赋存环境越来越好。有一个成语叫唇亡齿寒，如果文物是‘牙齿’，赋存环境就是它的‘嘴唇’，‘牙齿’要保护好，‘嘴唇’也得保护好。比如对文物建筑里一些非文物建筑进行了腾退，既保护了文物，又让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幸福指数大大提高，达到了双赢。”

申遗：保护古城的“抓手”

秦红岭提起，十多年前，当她在北京胡同里调研时，经常能遇到有趣的人，比如在康有为故居，那里已经成为大杂院，大杂院里有棵歪脖子树，当有游人经过，居住在大杂院几代的市民就会给游人讲解康有为和树的历史。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和传统，是珍贵的历史印记。

但这些历史印记曾遭遇消失的威胁。“人口爆炸”导致的私搭乱建，令胡同失去了本来面貌。吴群在北京生活了40年，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1994年，百盛进入中国，在二环里的复兴门内大街开了第一家商场，成为青年赶时髦的聚集地，商场附近停不下车，吴群就拐到附近的武安侯胡同寻找停车位。

百盛开在内城边缘，贴着西二环。据明嘉靖年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其附近的武安侯胡同又称西四北八条，在西四地区八条胡同中最靠城外。吴群回忆，武安侯胡同很宽，路两旁长着老槐树，许多四合院是过去王侯的居所，有着高大的宅门，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朝向道路的老房子的后窗，那是一种复杂的格栅式窗户，刷着红色的漆，用一根木头顶开，这种形态的窗户他后来只在宋画里看到过。

武安侯胡同已在多年前被拆除，那扇窗保留在了吴群的记忆里。“至少在1990年代末，北京的胡同还是很美好的，很安静，建筑空间的形式还比较纯粹，没有那么多水泥和彩钢板这种新式材料。”吴群在1995年进入北京电视台，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20多年来，他通过摄像机的镜头记录北京的古建筑与新变化。

老房子里原本的生活形态也是独特的，但也有不方便之处，“一些大的独院设有厕所，但小的房屋是没有厕所的，需要去公共厕所。”吴群提起，他拍摄纪录片《北京记忆》时，作家刘一达讲起胡同里排队上公厕的“盛况”：“一条胡同住这么多人，先来后到，就在那轮着蹲吧，所以胡同叫‘轮蹲’”。

“过去没有排污管道，厕所都是旱厕，有专门的掏粪人职业。”吴群说，比如在北京南城有“粪张胡同”，即为掏大粪从业者的聚集处，另外老胡同的房子由于是土木结构，年久失修后容易漏雨，而在煤气管道接通之前，胡同里做饭都用蜂窝煤。

北京的老城生活是随着居所的变化而消逝的。在吴群的纪录片中，也再现了过去北京四合院和胡同生活“细水长流的从容之美”。而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北京常住人口增加，越来越多的民居院落都已不复当年的景象。“基础生活设施更加供不应求了。”吴群说，之后就是城市化，年久失修的老房子被拆除，层层叠叠的高楼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