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晚清民国侦探小说

提起刘半农，更多的人能想到的是那首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现代诗，汉字“她”的发明者，以及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的身份;提到戴望舒，人们最熟悉的是他写的那首《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而提到吴趼人，人们想到的是那本“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几位彼此看似不相关的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知识分子，却有一段极少有人知道的、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写作过侦探小说。

这一现象是由民间侦探小说研究者华斯比发现的，他曾在悬疑推理类媒体和图书公司工作多年。近五年时间，他将主要精力用来在故纸堆中打捞晚清、民国的侦探小说，并将一部分成果整理为《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第一辑（共四种），并于近日出版面市。

这些侦探小说首次发表距今已有百年左右，其中诡计、故事模式现在看来已经不新鲜，“现在的侦探小说作者写得肯定比当初好，但这些作品对研究者很有史料价值，普通读者阅读这些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也能从中看到当时的风土人情。”华斯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拾遗

华斯比最早留意到民国的侦探小说是在2016年。推理作家亮亮，邀请他们共同的好友、推理作家时晨为自己的幽默推理小说《季警官的无厘头推理事件簿3》写推荐序。时晨在序中，提到一位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家赵苕狂，其代表作是“胡闲探案”系列。胡闲是一位“失败的侦探”，每次破案都自以为聪明，结果总是做出一连串滑稽可笑的言行，案件也以失败告终。

这刷新了华斯比对幽默推理小说的认知。在他的印象中，中国最早兴起幽默推理，是源自对日本当代幽默推理小说家东川笃哉的模仿。赵苕狂的作品则表明，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有国内作家将幽默搞笑的元素融入到侦探小说之中了，那时被归类为“滑稽侦探”小说。除赵苕狂外，徐卓呆、朱秋镜等作家也创作过类似作品。

只不过，那时的滑稽侦探，与当下《唐人街探案》等喜剧+推理的类型作品相比，还很稚嫩。华斯比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最早的“滑稽侦探”作品，是从戏仿“福尔摩斯探案”开始的，故事大多是讲英国大侦探福尔摩斯来到神秘的中国，遭遇水土不服，在破案中做出一系列荒唐事。

彼时，华斯比正打算写一篇有关“幽默推理”的综述文章。于是，他从旧报刊、文献中翻看赵苕狂与其侦探小说的资料。同年7月5日，他购买了人生第一本民国原版书：《滑稽探案集》。自此之后，华斯比像是发现一处年代久远的矿藏，一头扎进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搜集与整理的大坑之中。

1949年之后，侦探小说一度随着其被划归到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一同“消失”。华斯比整理的这套《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出版之前，仅有程小青和孙了红两位民国侦探小说家在1949年后出版过个人作品集的单行本。其他民国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仅在一些民国通俗小说合集中偶有收录。

对于学界来说，关于那时的侦探小说家，人们关注和研究最多的也是程小青和孙了红。除此之外，也有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战玉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任翔等少数学者对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有整体性研究。但受限于史料，研究大多局限于少数知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国内这方面资料比较匮乏，你要谈新的内容需要有新的资料，资料不全就没法谈。”华斯比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于是，华斯比在打捞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时，将主要精力放在寻找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原始文本上。四五年来，他通过孔夫子旧书网等渠道，收藏了70余本民国侦探小说单行本，包括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王度庐的《红手腕》等，其中最贵的一套是由世界书局印行的《侦探小丛书》，花费将近三千元。此外，华斯比也收集了不少影印版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和PDF文档。

华斯比一直在尽可能地广为搜罗各种晚晴民国侦探小说，他主要关注的作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当时知名，如今已不为当代读者所知的作者，如陆澹安、赵苕狂等;另一类是作者本人以其他成就知名，但却也写过侦探小说的人物，比如刘半农、戴望舒、王度庐、吴趼人、张天翼、柳存仁等。

一青一红

侦探小说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1896年。彼时，受到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政府打开国门，外国文学作品涌进中国。当年9月27日至10月27日，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一篇名为《海军协定》的小说，由张坤德翻译，刊发于维新派报刊《时务报》。彼时，翻译版本是文言文，原标题为《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夏洛克·福尔摩斯被译作“歇洛克·呵尔唔斯”，而他的助手华生，则被译为“滑震”。

这篇小说的引进，拉开了“福尔摩斯探案”进入中国的大幕，译者风起云涌。有人作过统计，1902年至1918年之间，柯南·道尔的作品共翻译进中国311部。

其中一些译者最终走向创作侦探小说的道路，最为成功的作者是日后被称为“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的程小青。1916年，程小青发表一篇名为《灯光人影》的文言侦探小说。故事模式与福尔摩斯系列高度相似。两者都是“侦探+助手”模式，当时侦探的名字还叫“霍森”，助手名为“包朗”，不过到了后来，“霍森”变成了“霍桑”。霍桑与福尔摩斯的知识结构也高度相似，都精通化妆术、化学、法律等知识。此外，程小青尝试让人物具有本土化特征，故事中的霍桑认为儒家思想的格物致知与近代科学方法相近，欣赏墨子的“兼爱主义”，喜好行侠仗义。

彼时，与《霍桑探案》齐名的侦探小说是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系列。孙了红与程小青一样，也是通过模仿国外侦探小说开始侦探小说创作的。只不过，他模仿的对象不是“福尔摩斯探案”，而是法国作家勒布朗的“亚森·罗苹探案”，其创作的“侠盗鲁平”，则有很明显的“亚森·罗苹”的痕迹，并将“鲁平”称之为“东方亚森·罗苹”。

此外，孙了红亦将鲁平的形象做了本土化处理，具体表现是：在情与法互相冲突时，会以情优先，让价值观更符合中国的世俗人情伦理。比如在小说《窃齿记》中，死者黄传宗道德败坏，鲁平已经明确李凤云和周必康是谋杀黄传宗的凶手，却并不将他交付于法庭。在鲁平看来，“一个人杀死一条蛀虫，那是代社会除害，论理该有奖励的”。

重伦理而轻法制，是发源于宋代，盛行于明清的“公案小说”的特征。向古代中国追溯，“公案小说”正是与“侦探小说”最为接近的小说类型，如《龙图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但两者内在又有巨大不同：侦探小说是现代科学、司法制度与城市文化的产物，而公案小说诞生的土壤是儒家文化与农业文明。

侦探小说一度陷入沉寂，是在1949年之后。彼时，受冷战影响，反特小说被大量翻译引进。国内的创作者们也几乎摒弃了欧美传统侦探小说的古典解谜模式，走苏联套路的反特惊险小说开始在国内流行。

侦探小说再一次回到大众视野，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只不过，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侦探小说作者来说，并不会将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当成学习对象。“我们的侦探小说的发展是断档的，由于落后海外太多，一直是将海外作品作为学习对象，而非本土作品。1978年之后，主要是模仿阿加莎、日本社会派;21世纪之后，则开始模仿东野圭吾、岛田庄司等一批日本作家，主要以‘新本格’作家为主。”华斯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非职业侦探小说家

2018年，上海一家名为牧神文化的出版公司找到华斯比，希望将其搜集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整理出版。华斯比最终选出四位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分别是南风亭长的《中国侦探：罗师福》、刘半农的《刘半农侦探小说集》、陆澹安的《李飞探案集》和赵苕狂的《胡闲探案》。这四位作家的作品，勾勒出“一青一红”之外，晚晴民国时期侦探小说更为丰富的样貌。

其中刘半农的侦探小说，由于其本人身份是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原因，最受外界关注。根据华斯比整理，刘半农在1913年至1916年，共创作8篇侦探小说，其中包括白话短篇侦探小说《假发》、“捕快老王”系列短篇文言侦探小说《匕首》《淡娥》，以及“福尔摩斯探案”仿作《福尔摩斯大失败》（共五案）。

刘半农也在同时翻译侦探小说，他与程小青等人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并为全书写了一篇“跋”。在这篇“跋”中，他披露了将精力倾注于侦探小说的原因：“启发民智之宏愿，柯南·道尔最初宗旨之所在。”

用侦探小说“开启民智”，是晚清、民国的一股思潮。一方面，侦探小说中包含众多工业革命的成果，如其中对城市生活中电灯、电报、马路、商品的描绘;另一方面，侦探小说展现了属于现代社会的法制、科学观念。在彼时进步人士的观念中，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

如今回头看，刘半农从事侦探小说翻译、写作的时期，正是他在辛亥革命的革命军中担任过文牍翻译之后，以及他北上参与《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之前的阶段。从这一前后经历来看，刘半农作为一名有社会变革理想的青年，将“开启民智”作为从事侦探小说有关工作的初衷，有与其人格的一致性。

四人中，最早写作侦探小说的是南风亭长。他的发表作品时间集中在1909年至1910年之间，正是清朝末期，早于“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他笔下的侦探小说，与程小青一样是在模仿福尔摩斯，但作品带有明显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痕迹，比如书中随处可见“看官”“且慢”“却说”等旧小说中常见的说书人口吻。但由于史料较少，南风亭长的真实身份已经很难考证，华斯比根据一些线索推测，南风亭长可能是戏剧家陈大悲早年使用的笔名。

而陆澹安是四人中以侦探小说创作本身，在民国最为知名的作者。文史掌故名家郑逸梅，曾将其与程小青、孙了红并举，“程小青以霍桑探案驰誉的，陆澹安却以李飞探案著名，孙了红更有东方亚森罗苹之号”。

与程小青、孙了红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路径不同的是，陆澹安是通过模仿西方侦探电影来创作侦探小说的。1919年至1924年间，陆澹安先后将《毒手》《黑衣盗》《红手套》《金莲花》《老虎党》等多部外国侦探电影改编成影戏小说。所以，读过陆澹安《李飞探案集》的人不难发现，他创作的侦探小说中有明显的属于电影的节奏感与画面感。

这四位侦探小说作者，除了侦探作品的知名度不及程小青和孙了红，另一个区别，是他们都非职业侦探小说家，“创作侦探小说，需要有一定的科学和犯罪心理学等相关知识，门槛比较高。民国侦探小说多为中短篇，想职业写作需要有较高的产量。这两点导致职业的侦探小说作家本身很少。”华斯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终，他们在创作过一段时间侦探小说之后，又将精力投身于诸如新文化运动以及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等事业之中，而他们曾写作侦探小说的经历也逐渐被人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