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科技变迁的角度看李约瑟问题

摘要 目前，我国农业土地急剧萎缩，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仍存在不足，导致农业资源面临消亡的危机。为实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重新审视“李约瑟问题”。从农业科技角度探讨农业“李约瑟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缺乏改善农业科技的原动力;强调农业经验总结，轻视技术革新;封闭性社会环境的限制。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议：坚持科教兴农战略;形成全社会重视农业技术创新的社会氛围;加强跨学科、跨地区的农业科技交流。

关键词 农业科技;李约瑟问题;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 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2）12-0233-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2.12.06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Needham Que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e

SUN Rui，LIU Xin-qiu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5）

Abstract At present，China’s agricultural land is shrinking rapidly，and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are still insufficient，leading to the extinc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we need to re-examine the Needham ques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Needham problem in agriculture are as follows： lack of impetus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emphasize agricultural experience summary，despise technical innovation;limits of a closed social environmen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we suggest： adhering to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e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forming a social atmosphere in which the whole society attaches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regional exchanges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Needham ques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李约瑟问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他在他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问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问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针对李约瑟问题，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主要有文化决定论[2]、制度决定论[3]、国家竞争假说和产权保护说[4]、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解释[5]、技术供给角度的理论假说[6]等等观点，主要集中于宏观角度，整体探讨近代中国科学和工业缘何落后，而针对我国近代农业和农业科技逐渐落后的分析略显不足。笔者拟从农业科技变迁的角度，探讨农业“李约瑟问题”出现的原因，并结合当前时代发展的特点，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农业“李约瑟问题”

自土地私有制确立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以铁犁牛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小农经济。“食为政首”，小农经济下，我国古代农业科技高度发达，长期领先于世界。我国古代科技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科学技术，以追求实用价值为主要目的，科学与技术尚未完全分离，科学中蕴含着技术，技术中包含着科学，二者彼此渗透，注重经验的总结与应用。农业科技是我国古代科技的核心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多是对农业经验的总结和应用，其主要包括农学著作、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等方面。

农业“李约瑟问题”主要指的是18世纪以前，我国古代农业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但是为何我国发达的古代农业不但没有孕育出近代农业科技革命，反而逐渐落后于西方？尤其是自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冲击下，我国传统农业为何逐渐出现“耕织分离”“纺织分离”的局面，并且最终瓦解？

2 农业“李约瑟问题”出现的原因

2.1 缺乏改善农业科技的原动力

2.1.1 小农经济下，自耕农缺乏农业科技创新的条件。我国传统农业采取小家庭生产模式，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主要单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农民日常劳作十分辛苦，《汉书·食货志》记载“今农夫五口之家……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7]。”然而自耕农虽如此辛劳，亦难逃 “豪富兼并，贫者失业的命运[8]。这说明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农民虽终日劳作，但大多时候都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有时甚至连温饱问题也难以满足。而根据马斯诺需求层次图，人的需求是按重要性排成一定次序的，一般只有当人的低一级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如此逐级上升[9]，而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大多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更遑论去追求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创新了，所以农民的农业技术多是代代传承，鲜有创新。

2.1.2 我国古代劳动力价格低廉，缺乏改进农业技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需求。一方面，我国古代社会人口基数较大，加之社会文化推崇“多子多福”的思想观念，导致我国人地矛盾长期十分突出。尤其是自康熙朝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我国人口数量更是呈指数级增长，很多农民家庭都面临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根据供求曲线，可以得知在劳动力长期过剩的状况下，劳动力价格必然十分低廉，所以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多是借助简单的基础农具进行耕作，企图依托投入更多劳动力，进行精耕细作来提高农业产量，从而解决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古代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大多时候只能勉强维持温饱，遇到天灾人祸之时，甚至连农作物的种子尚且需要通过“青苗法”等途径借贷获取，说明农民群体普遍缺乏闲钱、余钱去购买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来革新农业生产方式，所以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进程十分缓慢。除了这两点之外，我国独特的地形结构在推动这一农业模式的长期运行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我国地形多种多样，呈阶梯式分布，山区面积广大。而以山区为主的地形导致我国农业土地一直呈现碎片化状态，农民多是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机械的大面积推广。

2.1.3 我国商业萎缩，缺乏农业创新的社会环境。我国古代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被视为社会的最末流，遭到人们的蔑视。而商业、商人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推手，轻视商人和商业的社会环境必然对农业科技创新起到巨大的阻碍作用。一方面，农业实践不断提出新的需要、新的研究课题，从而推动农业技术的发展。商人特殊的职业属性使得商人对这些“新需求、新课题”最先察觉并作出反应，因为 “新需求、新的研究课题”是商人“机不可失”的商机。恩格斯主张“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商人为谋求更多的社会财富、占领更大的市场，必然不断推动农业技术的革新。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的本质是文化交流，商品是技术传播的载体，商人是文化传播的使者。随着农业商品交换，农业商品中凝结着的先进农业技术也得以传播，这有利于培养农业科技创新的土壤。因为这些新的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强化并延伸了农民认识自然的能力，使得农民的认识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推动农业技术创新达到新的广度和深度。16世纪后，西欧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孕育了两次科技革命;而我国由于商业萎缩，导致农业科技长期停滞不前，逐渐落后于西方。这就是商业推动科技创新的不二例证。

2.2 强调农业经验的总结，轻视技术的革新

2.2.1 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多是停留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缺乏理论探索。《论语》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说明在古代，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才对农业科技拥有最高话语权，因为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多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生产规律。但是农民受自身局限性的影响，使得这些规律长期停留于经验形式主义阶段，缺乏理论科学的指导，最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缺点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末期，实用主义经验科学走到尽头便暴露无遗，这一时期人们没有科学技术的改革创新足够重视，也没有引导其向实验科学过渡，所以导致我国农业科技在近代逐渐落后于西方。例如，在长期的蚕事生产中，古人总结出许多卓有成效的经验，对后世蚕事生产多有裨益。但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和自我认知水平的局限，农民也在蚕事生产中也形成一些基于原始思维之上的巫术方法和禁忌信仰，并祈望以此来促进蚕事生产的顺利[10]。这些巫术方法和禁忌信仰，就是我国古代农民对桑蚕养殖的科学原理认识不足，希冀通过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保证蚕食生产顺利的反映。

2.2.2 我国古代缺乏农业科技创新的社会群体。一方面，我国古代国家统治者虽然重视农业生产，但多是停留于“劝课农桑”等政策鼓励层面;朝廷设置的农官也多是停留于“督课农桑”的角度，总体而言，国家决策层对技术工具的革新关注略显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古代贫者为衣食所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农业技术创新;而尚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农耕家庭则强调“学而优则仕”，投入大量时间在四书五经上，鲜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者，遑论农业创新。一言以蔽之，我国整个社会缺乏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以求技术革新的群体。这种现象在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即可见一斑，贾思勰在文章一开头就强调其写作目的是“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这既说明了农业知识的普及对象仅针对农民，也说明了当时很多“有识之士”虽然注重农业，但是更多的是关注农业政策层面，并不关注农业生产的具体实践。

2.3 封闭性社会环境的限制

2.3.1 明清时期，我国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中国文化自古强调“兼容并包、博采众长”，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例如作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的小麦即来源于西亚，其最初主要是通过煮的方式加以利用，口感较差，因而被称作“野人之食”。虽然它的味道并不鲜美，但作为一种相对较为高产的作物，还是被我国农民广泛种植;随着它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以后，我国劳动人民一直努力改善对其的加工利用方式，于是在汉代发明了石磨，将其制成面粉，随后又将面粉加工成馒头、包子、饺子等多种食物，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农业文化。又如宋代占城稻推广以后，不仅丰富了我国水稻的品种，提高了我国水稻的产量，而且推动了我国稻麦二熟制的施行，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是，“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国策在封建王朝末期并没有被一以贯之，明清统治者故步自封、盲目自大，强行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然而，我国的闭关锁国之际，却正值西方文化蓬勃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西方开辟了新航路，引入了大量的高产作物，随后，又开展了技术革命，革新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加强国际交流，在西方高速发展的红利期中分一杯羹是毋庸置疑的明智之举。明清时期，我国通过短暂的国门开放，引进了大量的美洲高产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等。这些农作物，产量高、耐贫瘠，不仅为我国的荒年储蓄提供了重要物资，而且提高了我国的土地利用效率，缓解了我国因人地矛盾突出而带来的粮食不足等问题，对我国农业发展意义非凡。但是闭关锁国政策的长期推行，最终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阻碍了我国海外市场的开拓，导致我国农业的商品化需求不足，缺乏改进农业创新的根本动力。最终，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成熟、高效的棉纺织技术的攻击下，我国“纺与织分离”“织与耕分离”，小农经济逐渐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