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模式路径优化研究

摘要  “三治融合”作为一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对于解决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具有现实性意义。通过实地调研浙江省浦江县3个行政村的“三治融合”治理实践，发现存在着因集体经济发展和内生动力不足、党建引领作用未充分发挥而引起的“三治”关系紊乱、“融合”不畅等现实张力。实现“三治融合”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指引，以多渠道高质量发展集体经济，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以坚实物质基础增强村民凝聚力、向心力为根本，以基层党组织日益加强自身引领作用为核心，通过在理论上理顺“三治”关系，以现代数字技术赋能“三治”促进全面融合。

关键词  “三治融合”;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浙江省浦江县

中图分类号  D 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2）15-0237-04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22.15.06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Path Optim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Model of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Taking Thre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Puji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IN Shuai1， CHEN Cai-juan1， WU Yi-wang2 et al

（1.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1121;2.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Zhejiang 310014）

Abstract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as a new model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to solve the current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facing many dilemmas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on th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in thre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Puji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realistic tensions such as the disorder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and the poor “integration” caused by the lack of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dogenous power， and the insufficient leading role of party building.To achieve the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truly take roo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e must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inking as the guide，develop the collective economy with high quality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consolidat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enhance the cohesion of the villagers as the fundamental. With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creasingly strengthening their leading role as the core， by rationalizing the “three governances” relationship theoretically， modern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s the “three governances”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Key words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Rural governance;Pujiang County，Zhejiang Province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指明了未来乡村振兴工作的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即“三治融合”，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内在要求。自2013年浙江桐乡推出自治、法治、德治建设试点并取得显著成效以来，越来越多的乡村将此种模式的成功经验运用于自身治理实践并逐渐具有典范性，如东阳花园村的“花园模式”、杭州上田村的“三治学院”和广东省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治村模式等。基层的治理实践也促进了学界关于“三治融合”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整合梳理，目前学界对于“三治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治”之关系、生成逻辑、面临的困境及实现路径等方面。对“三治”之关系主要提出了“一体两翼说”“整体治理说”和“多种类组合说”的观点。“一体两翼说”主要从功能论的角度出发，主张以“自治为本，法德为用”[1-3];“整体治理说”主要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三者各有侧重、相互贯通并且有先后次序，主张三者应该深度融合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应协同发力，统筹推进[1，4];“多种 类组合说”以通向善治之路为出发点，认为“三治”的治理组合有多种[5]。对“三治融合”体系的生成逻辑大致提出了5种不同的观点：国家与社会二元融合说、乡村社会内部治理结构变革说、“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说、高质量善治目标说和回应乡村社会现实问题说，他们分别从模式产生的外部驱动、内源优化、价值立场、目标导向和现实困境说明了这一问题[6]。实施困境普遍认为集中在运用碎片化、政府干预多、体制机制建设匮乏、乡土文化衰落与断层、多元主体参与能力与活力不足等方面[6-8]。就实现路径而言，一些学者将不同地区的基层治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创造出了具有现实价值的治理模式理论。如基于公共精神和集体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理论[9]、基于枫桥经验所建构的体现适时适事优势的“弹性治理”理论[10]、自治在法治底线和与德治顶线双重约束下实现有效治理具有弹性空间的“箱式治理”理论[11]、基于政府和农民治理优势选择性执行的“优势治理”理论、注重作为道德协商主体的乡贤参事会的“道德治理”理论[12]等。

从当前的研究实际来看，有关“三治融合”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相关理论还正处于从基层实践经验总结向理论构建不断深化的阶段，各种观点之间的交融互补和对于经济基础这个对“三治融合”这一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的考虑较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对浙江省浦江县3个行政村的“三治融合”具体实践的实地考察，分析这种发源于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新型治理模式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落实存在的现实张力以及其优化路径，旨在推动“三治融合”在更广大地区的真正落实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1 浦江县对“三治融合”运作逻辑的探索

浦江县地处浙中，辖7镇5乡3街道、409个行政村和20个社区，素有“书画之乡”“水晶之都”“挂锁之城”之称。近年来在县委班子的领导下通过健全综合服务设施网络、强化社区矛盾预防化解能力、加强精细化服务水平、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等措施不断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通过创新“四个一”工作法、上线“党建+”治理平台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举措体现了“三治融合”模式及其理念在浦江城乡开始的初步探索和尝试。2021年1月笔者及其所在团队选取了在浦江县具有代表性的A、B、C 3个行政村，开展了为期30 d的调研，主要对其“三治融合”实践运作机制进行了探析。

A村共有常住人口2 300余人，外来人口1 000余人，是全县有名的“电商村”。除了农村电商之外，村民还通过积极兴办家庭手工业、大力引进外来企业、承包葡萄种植基地等方式，极大地带动了村民就业致富和集体增收，2020年集体经济年总收入在200万元以上;在“三治融合”理念的指引下，以“党建+”为引领，“4+2”联心服务团、“2+1”结队帮扶团、“五议两公开”等工作机制和以乡贤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在该村治理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文化礼堂以其载体作用保留了许多村优秀传统文化。近几年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A村争做新时代美丽乡村，获得了“四星级秀美村”等荣誉。

B村由7个自然村组成，共有户籍人口1 735人，外来人口较少，耕地面积约46.67 hm2，大多种植桑葚、葡萄等经济作物。村内存在较多失地农民，多以打工为生;村内有一定数量的村民私营企业，但基本无外来企业引进，2020年实现集体经济年收入40万元以上。村内有一些以义务消防队为代表的村民自治组织，“三治融合”模式在实践中对村治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近几年在共同努力下也获得了“先进基层组织”等荣誉。

C村共有户籍人口538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65岁以上老人），无外来人口;村子地处山区依山而建，自然地理资源禀赋相对劣势，村内无民办企业，2020年集体经济年总收入约为15万元。受抗日战争历史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文化，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村内存在极其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空心化现象，发展活力和动力不足，村内治理目前大多靠的是传统办法，但正处在向“三治融合”模式转型的学习探索阶段。

2 “三治融合”治理实践的现实张力

A、B、C 3个行政村在推进由传统治理模式向“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转变的实践进程各不相同，这是由他们各不相同的实际村情决定的。通过对这3个村的深入了解、对比分析和归纳总结，从治理基础、治理引领和治理实践3个维度出发存在着阻碍其发展的现实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集体经济发展和内生动力不足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基本矛盾是秩序与活力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我国农村社会中的表现更为明显[13]。“三治融合”治理模式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既有活力又有秩序，即乡村社会“善治”。集体经济发展在乡村振兴总体格局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改革道路的政治方向，通过“统”“分”结合的方式，发挥其整体效益[14]。我国集体经济长期以来重视“分”，而轻视“统”，“统”“分”结合能力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现实困境，这往往导致对村民的就业致富带动不足，一方面容易加速劳动力外流，老龄化、空心化严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增强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容易滋生一种“我致富增收是我自己的努力与村集体关系不大”的观念，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观念及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十分显著。A村集体在党支部领导下，整合各类资源并融合现代电商服务业，通过开办集体葡萄产业园、村集体企业等方式共同发展经济，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村党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客观上也增强了村民的向心力、凝聚力。但是就B村、C村来说，村级集体经济的薄弱基础不仅极大地制约了乡村自身建设，破坏了发展的“造血系统”，同时还难以留住年富力强的村民，加剧了人才流失、老龄化、空心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