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上海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194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工厂工作，1949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1962年，他回到上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他再次来到上海，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往事岁月，历历在目。我们从之前出版的《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江泽民在上海（1985-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等书中节选部分片段（略有删减），以作缅怀。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上海交通大学

好学生与“江博士”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泽民同志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继续学业。1946年4月，由同学王嘉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冬，江泽民同志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帮助地下党员厉恩虞隐蔽一段时间。1947年5月，交大爆发震惊全国的护校运动，江泽民同志和同学们高喊“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集会示威。革命斗争中，江泽民同志经受了锻炼。1947年夏天，江泽民同志从交大毕业。

在师长们眼中，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善于思考、勤奋踏实的好学生。

当时，他所在的工学院，院长为王之卓，电机系系主任为钟兆琳。电机系又分设两个组：电信组和电力组。江泽民同志在电力组，当时的老师有朱物华、钟兆琳、张钟俊、顾毓琇、曹凤山、林海明、严晙、沈尚贤等，都是高教界名师。

在同窗们眼中，江泽民同志是一个聪明睿智、博学多才的好学友。

毕业分别之际彼此写“画像”留作纪念，同班同学童宗海在纪念册上给江泽民同志写了如下画像：

江兄泽民，举室共知之博士也。博士自幼即聪慧异常，在校成绩，每列前茅，尤长数学，为全级冠。遇友热心诚恳，处事迅速果断。持相对论，每辩必胜。创三曲线，得博士衔。平昔爱好运动，长单杠，善短跑，近则喜赋词弹曲，俨然“江大爷”矣。

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光明牌”打败“美女牌”

美女牌冰淇淋和棒冰本是美商海宁洋行的拳头产品。此时美女牌还在生产，并行销市场，而且很受市民的欢迎。而益民食品一厂生产的冷饮，虽然是过去生产美女牌冷饮的机器生产的，但由于配方不同，味道不同，总不能重复别人的品名再叫美女牌吧。江泽民同志提议，要创立新中国自己的品牌，就要给益民食品一厂生产出来的冷饮起个名字，大家都在挖空心思想。最后还是江泽民同志提议：“天亮了，解放了，光明照亮中国。我们的冷饮就叫‘光明牌’吧。”

那时还没有“市场竞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名词。江泽民同志只是朴实地感到：要通过比赛的方法，让光明牌把美女牌比下去；除了口感上要超过它，我们要有大手笔，要让印在包装纸上的“光明”变成家喻户晓的名牌。身为副厂长兼工会主席的江泽民同志负责广告宣传工作。在他的指导下，负责供销业务的徐永强把所有的电台都联系好，在同一时间，所有电台都广播光明牌冰淇淋广告；他们把上海所有报纸的广告版也都联系好，刊登光明牌广告；上海各个交通要道都做上光明牌的广告……他们还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在江泽民同志的具体主持下，把一辆美国生产的旧汽车改装成宣传车，车头上“光明问世”四个大字，从益民食品一厂出来，经过现四平路、溧阳路，过嘉兴路桥到吴淞路，一直到外滩，由外滩再到现延安东路，再回来。他们还组织秧歌队、腰鼓队、越剧队、京剧队、淮剧队去南京路、西藏路、淮海路、外滩等地表演宣讲光明牌，一路上免费送光明牌棒冰。

江泽民同志还想了一个办法，做了许多木质冷饮箱，发给有困难的职工家属，给予薄利补助，进行推销，后来又扩大到贫困市民，组成了一支流动的销售大军。销售员头戴遮阳大草帽，背起木箱，木牌一敲，拉着长腔“光——明——牌——棒冰”，走街串巷地叫卖，简直是一场销售光明牌冷饮的人民战争，把美女牌打得落花流水，直至关门停产。1951年6月1日，光明牌商标正式注册，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

在上海制皂厂

与外商谈判的风云突变与悄然之变

江泽民同志进入肥皂厂接管小组后，就参与了和戚惠昌等英商代理的谈判。接管小组面对的是商海沉浮数十年、在华洋两界游刃有余的“老江湖”，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博弈。江泽民同志穿着人民装，走进了外滩18号。在这里，他感受到了与益民食品一厂完全不同的洋场气氛。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所在，他在寻找与英商代理人之间的沟通方式。

半个多世纪后的2006年，江泽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戚惠昌很能喝啤酒这个细节。他说：“那个时候，我对戚惠昌的各方面都进行了研究。”经过一段日子的观察，江泽民同志对参加接管工作的公司协理员、厂长室秘书周伟说，他找到了双方的共同点，那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不要把戚惠昌当作外国人看。周伟回忆道，当年无论在谈判桌前，还是在日常接触中，江泽民同志都没有咄咄逼人。他总是主动与戚惠昌沟通，以交朋友的姿态坦诚相待。

悄然之中，戚惠昌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香港方面，对已经负债累累的企业去意已定。戚惠昌起初没有向前来谈判的干部交底。半年后的10月27日，他将与香港方面往来的信件，交给了中皂厂副厂长江泽民同志，并对他讲述了自己与英商的交涉过程。1952年6月27日下午，双方终于谈妥，草签了转让协议书。

一个夜晚就风云突变。

戚惠昌接到香港急电。远在海外遥控的英商出尔反尔，要推翻代理人与接管方已经达成的共识。他们想以时间来赢取空间，在谈判桌上收复失地。我方接管人员决定抓住时机，不给英商翻盘的余地。江泽民同志及益民工业公司和外事处的干部，都找戚惠昌作了恳切的谈话。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戚惠昌终于决定：挣脱伦敦和香港的遥控，真正行使自己作为全权代表的权力。他在谈判协议书和契约上签下了“全权代表戚惠昌”——英方委以的头衔和他的姓名。戚惠昌告知香港：全部谈判均依港方指示进行，香港授权谈判转让及转让条件之电报已作为证件呈交政府，草约已经成立，法律上、道德上及事实上均不能更改。

在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

方案是合理的，无需改动

1953年1月，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下达了上海电机厂“一五”计划扩建任务书。扩建工程总体设计由一机部设计总局第二分局负责。江泽民同志领导的电器专业科刚刚成立，就要在这出大戏中担纲主角。

电器专业科共有40多名员工，大部分是承接设计任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环境和气氛，已完全不同于接管英商肥皂厂时的谈判。江泽民同志十分喜欢这个新建的工作团队。江泽民同志总是敞开大门，让各专业组的设计人员和专家随时到来，在桌上摊开资料和图纸，共同探讨，有时会为技术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凭借着丰富的知识面和出众的快速学习能力，江泽民同志很快就能够与每个领域的专才对上话，成为懂行的领导者，深受各方信赖。

1954年春，一机部派出专家组专程来沪审查。成员个个都是业界权威。如此阵容，足见上海电机厂扩建项目的重要程度。评审一开始，专家组就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要求作较大修改。尤其对新建的汽轮发电机车间的设计面积、设备和工时，比照苏联工厂的生产经验，认为应予一定的压缩。

面对前辈和专家们犀利的目光和不同意见，江泽民同志进行了冷静、独立的思考，并同项目总设计师和其他设计人员及时沟通，认真分析研究。设计方案吸收了捷克先进经验，结合国情，适当考虑产品升级生产需要，经过反复计算论证完成。江泽民同志作出判断：设计方案是合理的，无需改动。

江泽民同志带领参与的同志，向专家作了详细说明和解释，甚至还把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技工请到审评会上，对操作工时进行详尽讲解……经过激烈争论和充分沟通，专家们最终都被说服，设计方案基本未经修改就通过了初审！实践很快就验证了江泽民同志当时决定的正确性。1954年，仿捷4H5466/2型6000千瓦空冷汽轮发电机，在上海电机厂试制成功，开创了我国制造汽轮发电机的历史。1955年，这台汽轮发电机与配套的汽轮机、锅炉等被运送到皖南，安装在安徽淮南电厂。这是我国第一台国产机组。实践证明，整个汽轮发电机车间的设备选用、平面布置都是合理并且成功的。

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是当年直属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科研大所，1962年，江泽民同志出任该所主持科研技术工作的副所长。他明确提出“远近结合，以近为先”的“八字方向”，电科所很快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为我国自行设计研究新一代中小型电机、低压电器打下扎实基础，产品填补一批国内空白。江泽民同志为电科所科研基地建设倾注大量心血，几个主要测试基地都是在江泽民同志主管下建成的。40多年过去了，电机试验站现在已是我国中小型电机产品的检测中心。国内第一家工业用噪音试验室成为全国的样板。无线电干扰试验室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屏蔽室，沿用了近30年。江泽民同志主抓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3个基本系列产品的设计工作，其中的J2、JO2小型三相异步电机系列获一机部新产品设计一等奖。1965年部局安排研制高温电磁泵，以满足原子能反应堆配套急需。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样机，江泽民同志查阅书籍，亲自帮助课题组制订方案，建成试验塔。研制条件很简陋，江泽民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高温水银有毒蒸汽的侵害，参加了全过程试验，历时半年不断改进，最终通过技术鉴定，填补国内重大空白，使我国水银电磁泵的研制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