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资本主义到数字帝国主义

当今世界，即便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数字技术所具有的空前影响力。超强的渗透和整合能力，便利的传输与存储能力，较短的更新周期与强大的可持续性，这些技术特点使得新一轮科技革命绝不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发展变化，其所产生影响的范围也将从劳动形式、企业分工、雇佣关系延伸至国家形态、国际关系，而“数字帝国主义”便是对数字技术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概括总结。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它的出现是生产力大爆发下历史的必然。我们将按照时间逻辑，窥探数字帝国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关键节点。

在政治经济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是从“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开始的。在20世纪末，由于信息技术的巨大突破和互联网经济的出现，一些西方左翼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了新技术对资本社会带来的或将要带来的重大变化，推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其中的代表如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意大利自治主义代表人物安东尼奥·奈格里和他的学生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加拿大学者尼克·迪尔-维斯福特的《赛博—马克思：高科技资本主义斗争的周期和循环》、美国学者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等。在丹·席勒所著的《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和阐释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并梳理了其发展历程。不足的是，虽然在该书中不难看到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但全书更像一本美国电信行业的发展史，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并不充分。即便如此，也并不影响这本著作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开创性地位。

席勒对数字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简单而清晰。他指出，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了以信息技术为先进生产力的信息时代，经济生活中的生产方式、劳动关系等均出现了重大变化，所谓数字资本主义，即特定历史时期——数字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席勒的这一认识虽未深入到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具体特点，但却有着高度的概括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长时间运行的社会形态，会由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运营模式，譬如大机器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的垄断资本主义以及随着虚拟经济壮大而出现的金融资本主义等，不同的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相互交织，强化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的复杂程度。

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也并非一个短暂的、偶发性的历史时期，数字相关技术发展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篇章，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因此，理应同样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独特和重要的历史阶段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进展，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过“信息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或“互联网资本主义”等类似概念。这些概念只是站在不同角度上对数字时代新型的资本主义市场运行方式与剥削关系作出的描述，有其论证的合理性，也使得学界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认识更为立体。信息、平台、互联网等要素在数字社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拓展，任何一个概念都无法像“数字”那样囊括这个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所有变化和发展，并从“数字劳动”到“数字社会”形成一个一脉相承的研究体系。比较而言，“数字资本主义”的定义更为全面和准确，因此也成为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概念。

那么，数字资本主义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又如何一步步过渡到数字帝国主义的呢？丹·席勒虽然在著作中回顾了美国电商资本的发展史与美国网络自由化的进程，讨论了信息、文化的商品化在传媒、移动设备等领域的不断加速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过程，但并没有作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概括。加之该作已经是20余年前的著作，对这期间的发展变化同样需要作出新的梳理。

我们将这70余年的历史作了重新考察，将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由于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典型的数字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将成为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

作者简介：刘皓琰，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数字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向的研究，主持、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十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