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房车上

在中国，房车不是穷人的退路。保有房车的人群里，最主流的群体是不愁生计的退休老人，其次是年轻的旅行博主，极少一部分人常年在车上生活。

9月，我去成都参观房车展览时，现场看车的90%以上是中老年人，我在其中过于打眼，只好说是搞自媒体的。一位大爷劝我：年纪轻轻的，该找个正经事。

常年以车为家的人，在他人看来或许更加不正经。我所遇见的人里，有不想就业、只靠利息生活的年轻夫妇;有放弃股票、裸辞上路的大厂青年;有退休后终于把自己从社会和家庭的传统义务中解脱出来的老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曾属于城市中产阶层，警觉于日渐僵化而趋同的生活，对城市里的物质欲望和精神焦虑说“我不奉陪了”，企图在路上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和生活，摆脱扎根于城市的状态，重回在大地上游荡的自由。

“生活好像更麻烦了”

阿北和南南是我寻访的第一对正开着房车在路上旅行的夫妻，两人都是“80后”，北京人，皮肤偏黑，像是长期在户外活动。2021年6月拿到定制的房车后，他们从北京出发，先往东去了山东省，再一路西行。我在内蒙古包头市见到他们时，他们刚从哈素海过来，那是一片有着“塞外西湖”之称的天然湖泊，在那里他们用完了所有储备的水和电，几乎是慌不择路地来包头寻找补给。

阿北和南南的房车在福特新全顺底盘的基础上改装，车长约5.4米，外观像一辆普通的封闭小货车。车内壁铺设了地板和隔热板，不足5平方米的内部空间里，满满当当地设置了卫生间、料理台和休息区，休息区可以在沙发卡座和床之间变换形态，沙发对面还留了一块白墙，当作投影仪的幕布。水箱和电路安装在车底，净水箱、灰水箱和黑水箱一共留出大约200升空间，电最多可以储备6.6度，水电是他们在野外生活最大的限制。

我们约在包头老城区见面，我上车后，阿北将车开往郊区，途经赛汗塔拉城中草原，最后停在鹿园旁边的公共停车位上。包头源于蒙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十几年前，市政府修建了鹿园，让这座城名副其实。

南南告诉我，今天的安排是吃午饭、去鹿园喂鹿，第二天也许是逛公园、逛博物馆。他们旅行的节奏很慢，会花上好几天时间来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和现在，或者等上好几天，只为了参加一次乡村赶集。

这排停车位一侧是道路绿化带，另一侧紧挨着一片白桦林，三个车位一组，每组之间还有一排绿植，算得上环境优美。此时正值9月中旬，北方大地的暑气逐渐散去，起风时，白桦树的黄叶簌簌落下，逆着光看像金色的蝴蝶在林间飞舞。

两侧的停车位都空着，阿北决定今天的午饭就在这里吃，他从车上把折叠桌、折叠椅拿下来，展开搭好，再搬出高压锅、平底锅、双耳小汤锅、瓦斯炉、气罐、调料，还有两个土豆、一袋花菜、一袋鸡翅根、一大块五花肉，就摆在停车位和白桦林之间的石栏杆上。

因为车内空间小，很多事情需要在车外处理，容易引起围观。阿北和南南尽量选择人少、相对隐蔽的地方。即使开着车窗在路边停着，或者开车门上下时，也经常会被路人凑近观察、询问，尤其是退休老人们。“通常他们会问，你为什么出来玩，你怎么不工作呢，碰上懂房车的，还会聊布局配置。”南南说，“多的时候能说上一两个小时，很费时间，也很尴尬。”

但这次凑近的两个城管不是为了围观，而是来告诉我们：“这里不允许摆摊，不许用明火。” 阿北很奇怪：“为什么？”他刚刚把花菜放进小汤锅里焯水。对方回答：“这两天在评文明城市，抓得紧。”阿北只能把所有的东西原样搬回车里，除了小汤锅，因为里面的水和花菜已经烧热了，只能由南南来端着它。之后我们绕了几条街，找到一条人迹稀少的“断头路”，在路边的凉亭里吃完了午饭。

在路上三个月，阿北和南南已经适应了这样充满变数的生活。房车既是房子又是车，集合了两者的问题。他们坏过水泵，在泥地里陷过车，每周都要清理底盘，检查水箱和水管。有一次天气潮湿，他们的水箱长出一个腐烂的蘑菇。房车的水电依赖外部补给，他们经常找不到“慢充”的充电桩，在不能用水管接水的地方，得一袋一袋把水运到水箱里。房车也不像房子有自足的空间，需要自己把握与外部的边界，为了避免把衣服晒在外面，他们挂在驾驶舱里晾晒，闷久了会有味道。因为觉得在别人的目光中把黑灰水倒入排水口很尴尬，南南要在每天晚上找一个没人路过的排水口。

生活好像更麻烦了，但比起在一个地方定居，他们宁愿在路上。用胡萝卜喂完鹿后，我们坐在树边长凳上闲聊，“我喜欢坐在这里享受晒太阳的快乐。”南南说，她看着远处鹿园门口的检票员，诚心感叹：“我们得感谢这些人的存在，在基层做实事，给国家交税、生育人口，而我们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

决定上路前，小北和南南放弃的最大一件事是工作。他们在路上每个月的花费大约是5000元，食物的花费占据了一半，其他还包括油费、话费、车的保养和修理费等等。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用积蓄购买的基金，利息基本可以覆盖开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想更多地去攒钱。

南南的家人很不理解，在他们的印象里，南南赚钱很拼。二十多岁刚毕业时，南南在北京郊区做导游。单位每个月给两千块租房补贴，她存起来，不花，就睡车里，平时停在单位门口，洗澡上厕所用单位的卫生间，做饭用小电锅。

和阿北在一起后，他们做起小本生意，干了几年，南南不想干了。“我发现自己做不了生意，越挑剔的客户，你越得给好的，而对你客气的，你反倒不用上心，这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不一样。”

阿北和南南关闭公司，在英语零基础的情况下，去了新西兰，想换一种环境生活。头一年每天都在学英语，之后阿北在汽修厂工作，南南四处兼职，当过酒店服务员、超市售货员、农场饲养员、加油站工人，一边体验新西兰的风土人情，一边把花出去的学费赚回来。

南南有一条生活哲学，要想深入了解一个地方，一定要在当地工作，多和人打交道。在人来人往的超市和加油站，南南发现很多新西兰人是以“今天有钱今天花”的态度生活，“他们一辈子都没想过出岛，没钱的时候吃得差一点，有钱了就吃得好一些，他们不攒钱，每天过得也很开心。”

去年因为疫情回国后，他们一度犹豫要不要找份工作。南南想起有一天他们在新西兰自驾游去看银河，附近的旅馆都住满了，他们睡车里，半夜大家都起来看星星，其他人披着衣服冷得打哆嗦，他们在车里开着天窗，显得格外温馨。

小北和南南合计，拿出三四十万买房车，剩余的钱还可以运转，父母有自己的晚年安排，也有其他子女陪在身边，为什么他们不趁着年轻，过四海为家的生活呢？

南南联系过很多房车厂，“一听说我们想定制，就不理我们了。”因为喜爱潜水，阿北和南南希望车内的空间做到干湿分离，潜水后能在车尾换洗再进入休息区，对水电储备、家具配备也有要求。

最后他们找到一家私人改装工作室，由一对情侣开设，男主人哈里曾经在一家车企做汽车设计，女主人荷包蛋是设计师出身，两人从2017年开始住在房车里，自己摸索着改装了几辆车后，把改车作为新的事业。因为喜欢用松木做木板和家具，他们把自己的车称为松木巴士。南南觉得哈里和荷包蛋有实际生活的经验、有合法公告，更关键的是，他们的车多用实木和手工编织物，看起来有“家”的感觉。

去拿车的那天，荷包蛋有些忧虑地跟南南说，这辆车空间小，储物柜可能会不够。南南把东西从随身带的行李箱里取出来，一件不剩地放好，说：“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

然后，他们开着这辆车上路了。

流动的状态

松木巴士更像一个小作坊，除了哈里跟荷包蛋，只有两三个帮工。和很多改装房车的小厂一样，哈里他们改装的第一辆车是自己的“家”。

哈里与荷包蛋以前都在上海工作。哈里的工作地点在嘉兴，租住在上海市区，往返通勤很远，一开始他想对生活做一些温和的反抗，比如买一台房车住在公司停车场，但买完车后他就辞职了。“城市就是一堆人在里面赚钱、花钱，充满了物欲和消费主义。买东西会让我开心，比如我今天心情不好，买一个数码产品缓解，大城市需要消费来弥补空虚，这样的状态和随之而来的虚荣心让我很讨厌。”

荷包蛋也长期处于加班忙碌状态，有时一周去好几个地方出差，一天赶五场报告，身心都在走下坡路。为了放松，她和哈里周末有空就开车去周边玩。

她喜欢在路上移动的状态，“以前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半时间迁徙，边劳作边生活，我们可以实现吗？”荷包蛋和哈里决定，一起辞职，卖掉以前的车，换取两年生活费，在路上探索现代的游牧生活，新生活的口号是：“We wander and share（我们闲逛，偶尔分享）。”

我问哈里，当时有没有想过用同样的钱付一套房子的首付，毕竟房子可能增值，而车一定是贬值的。哈里说没有，“要是算计这些，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荷包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游牧生活时，经常有人评论：“他们家里肯定有好几套房子”“我要是有一个亿我也能过他们一样的生活。”

哈里不以为意，“恰恰相反，你要放弃一个亿才能过这样的生活。”哈里辞职前就知道公司半年后会上市，他手里的股票能套现，但他不想等。

他们买了一辆带旅居车公告的考斯特中巴车，自己设计布局，思考怎样在12平方米的空间里过想要的生活，摸索着在曲面上铺设木板，做木工和软装。水和电则花费了十万元找人安装，但上路后很快就坏了，全部修过一遍后，哈里学会了安装水电。在路上一年后，哈里根据实际体验，又重新改动了隔热材料、布局等。

帮人改车是意外之举。在分享了旅行生活后，几个朋友想要跟他们一样的车，为了赚路费，哈里与荷包蛋尝试着改了四五台车，之后订单越来越多，他们的想法也逐渐转变，从单纯地分享游牧生活，到希望帮助更多人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

刚上路时，荷包蛋会因为天天不工作、游手好闲而感到焦虑，去第一个目的地广西北海时，会因为连日下雨不能赶海而沮丧。可是她发现，他们完全不用着急，下雨的日子就像当地人一样逛逛海鲜市场，在“家”里喝茶看书，等几天后，阳光会出来的。他们不用计划日程，荷包蛋去老挝时，哈里送她到云南边境线，回程路过一片雨林，突然想在这里停留几日，就把车停在村长的院子里，天天跟着村民去雨林采摘食材，学晒干红茶的手艺。

住在车上后，哈里对大城市的厌倦消解了很多。在广州，他们经常坐在车上，隔着玻璃看来来往往的人，“像是在不同的两个时空，或者说，我们只是这个城市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