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不是东北城市吗？

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参照坐标。在长春，人们最经常用来参照的是深圳，然而在哈尔滨我发现，深圳虽然也不时被提起，但让当地人更为焦虑的比照对象倒是长春。

一位民企高管就向我表达了这种疑惑“哈尔滨人以前瞧不起长春，这两年为什么反倒被长春超了一截？”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有位对哈尔滨有些灰心、已到北京发展的本地年轻人说：“长春这两年发展得比较好，哈尔滨近四五年一年不如一年。”另一位在体制内多年的公务员也承认这种差距的存在：“几年前我感觉长春不如哈尔滨，但现在长春发展得比哈尔滨好，可能它的产业链好、配套好。”他说，“东北四大城市，如今哈尔滨垫底了”。

这里所说的“超越”并不只是经济指标。近年来哈尔滨主城人口增长缓慢，已被长春和大连赶上，更是2010～2020年间全国唯一人口总量下降的省会城市。不过，至少有一点似可明确： 正因为在“东北四大城市（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 的框架”内看待哈尔滨，长春才成了最能激起其焦虑的直接竞争对手。然而，哈尔滨是一座东北城市吗 ？

从国际都市到东北城市

虽然这乍听起来似乎令人骇异：哈尔滨难道不是东北城市？但我想要强调的是：一个城市的定位，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取决于放在什么样的框架底下来看。

谁也不会把近代以来的上海看作是一座“江南城市”，因为它只是碰巧坐落在江南，但其特质是“国际都市”。有句著名的谚语：“亚历山大城靠近埃及。”（Alexandria ad Aegyptum）意思是这座国际都市虽然在埃及海岸边上，但它在本质上不是埃及的一部分，而属于更广阔的跨国网络，也因此具有多元文化和国际视野的传统。哈尔滨也是如此：在城市基因里，它就不是一座普通的“东北城市”，倒不如说它是“在东北的国际都市”。

1903年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通车，促成了哈尔滨与长春同时迅速崛起，但从一开始，哈尔滨就更具国际色彩：1907年它被辟为开放城市，先后有20多国来此开办领事馆。作为一块混血的飞地，1912年哈尔滨总人口（6.85万）中，俄国人竟占到64%之多（4.31万）。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1917年来华，就说哈尔滨是“俄国人为中国人开发了一块商业区并且把它赠给了中国人”。

尽管一说起“东北城市”，现在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老工业基地”，但哈尔滨恰恰不是：它是作为交通枢纽、国际贸易和商业中心崛起的，早期犹太人商业势力尤其强。1907年成立的哈尔滨商会，第一批12名委员中，犹太人就占了4席。到1926年，哈尔滨的犹太商工企业已有489家，全城犹太人口达2.5万，有着远东最大的犹太人社区，还有两个犹太会堂、自己的银行和20份期刊。

在1933年之前，道里区是白俄聚居的金融区，道外是粮食、榨油、麻袋等轻工业加工贸易区，留下的商号单据，仍可显现当时哈尔滨商业之发达。这座别称“东方巴黎”的新兴都市作为世界经济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全盛期一度吸引了操着45种不同语言的53个国家族群，被美国《哈泼斯》杂志称为“世界上唯一黄种人统治的白人城市”。

这是同级别的东北城市所没有的经历：沈阳、长春早期更侧重政治职能，大连则是陆海军事要塞，唯有哈尔滨显现出商贸中心强烈的外向型经济，华洋杂处、中西交融，文化上也呈现为多元交互共生。一位哈尔滨当地的学者跟我强调：“长春、沈阳还算不上是移民城市，但哈尔滨是真正的移民城市，很包容、不排外。”像长春那样商业领域欧亚超市“一家独大”的垄断封闭倾向，在哈尔滨并不存在。

前些年有位长春女孩回忆说：“从小在长春长大，城市规划横平竖直，用冲水马桶、住楼房，自己单间，从来没见过家里没厕所要用马桶、刷马桶的；来了上海读大学，见识了这一切，才明白我的故乡竟是东北亚大都市。”她这里对“都市”的证明来自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但在哈尔滨的城市记忆里，优越感并不来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物质条件或工业传统，而是一种开放性、国际性、多元性的文化意识，这其实非常接近于上海人面对“乡下人”时的那种文化身份意识。

哈尔滨人之所以瞧不起其他东北城市，底气就来自这段经历：它不仅是大都市，而且最“洋派”，连口音也更纯正——如果你带着吉林、丹东等地的口音，在这儿可能会被鄙视。论城市规模，哈尔滨在东北长期仅次于沈阳；论城市级别，1947年哈尔滨曾和沈阳、大连一起跻身全国12个直辖市之列，但长春不是，可见当时哈尔滨的地位仍在长春之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无论城市人口还是经济总量，哈尔滨都是当之无愧的全国十大城市之一，哈尔滨站的日均客流量在全国位居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现在世人印象中的哈尔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1953年起，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哈尔滨就独占13个之多，大工业生产模式由此建立。一个当时难以察觉的重大变迁是：哈尔滨从国际市场网络的前沿，变成了国内市场体系中的死角。尽管那四十年是很多人记忆中“过去的辉煌”，然而回头来看，延续至今的转型期阵痛，也是由此而来。

从一开始，哈尔滨的城市化道路就是“植入型”的，它不是在本地区由下而上逐步形成市场和城镇体系，而是被跨区域甚至跨国的贸易、资本和政治力量所推动的结果。很多人都遗憾，如果它能依托中东铁路的商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道路走下去，那么哈尔滨甚至东北也许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座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远离了自己繁荣的根源。然而，对比一下丝绸之路、大运河沿线的城镇盛衰的历史，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如果其财富主要来自交换领域而非生产领域，那么这种寄生性、非独立性的繁荣势必难以持久，因为它高度依赖一个自身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

随后的计划经济，乍看起来是走向了另一个反面：哈尔滨的城市化道路，从早先那种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发展，一变而为受到国家政策的强烈左右，这对其经济结构产生了决定性规范作用。然而，就其本质而言，这同样是“植入型”的，因为其短暂的繁盛是国家政策的副产品，而非源于其自身内在的动力。

实际上，这也是东北的一大问题。黑龙江大学的一位学者和我说：“东北黑土地是大农业，和关内的农业模式、农村生存状态都很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就是东北没有自己的乡镇经济——辽南可能还有一点，黑龙江这里就谈不上——长三角、珠三角都有发达的乡镇经济，可以离土不离乡，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可想而知，如果城镇、市场体系完整而密实，那么居于顶层的大城市也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就像森林和盆栽植物的区别：前者是自发生长出来的，不像后者依赖于外力干预。

如果说长春作为制造业中心还能自成一体，那么哈尔滨作为商贸中心就尤其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区域经济网络。它真正需要的城市化转型应当是从“植入型”转向“内生型”：在本地区构筑由下而上的市场和城镇网络，并为基层经济单位的需求所驱使，进而将其腹地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地区市场层级。

哈尔滨靠什么竞争？

2022年，哈尔滨提出要在2026年实现万亿元GDP——考虑到它去年这一指标才5490亿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都差一半呢，怎么做到？”

一位已打算南下的本地年轻人对此不无疑惑：“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关键你靠啥？进出口？高新技术？消费？感觉啥都没有。哈尔滨的就业环境，还是机会太少。”另一位对这座城市的前景更不看好：“就算在东北内部，相比起辽宁、吉林，黑龙江也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这里从文化到产业的系统性落后，是你一个南方人不可想象的。”

哈尔滨不可能孤立地发展，黑龙江全省就是其最根本的腹地，省内其他城镇的衰败也迟早会传导到它这里。和关内相比，黑土地的资源确实相当丰裕，然而也正因此，这带来了“资源的诅咒”：正因为资源太多，因而对资源利用相当粗放，没有动力去精耕细作，经济发展路径也因此更依赖榨取性资源，鼓励了一种竭泽而渔的倾向，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在哈尔滨访谈时，我遇到了观点各异、有时甚至针锋相对的本地人，但有一点，差不多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黑龙江的资源被贱卖了。”

在此之前，哈尔滨曾被点名批评“没有发挥省会的引领作用”。像黑龙江这样典型的“单核驱动”省份，省会难道还不够做大做强？这与其说是它没能“辐射带动全省”，不如说是这样一种状况：哈尔滨虽然居于本省区域性市场的中心地位（全市贷款额占全省七成），起到集散商品、组织流通的基本经济功能，但本地交换市场和外贸市场的流通没能很好地整合，还受到大量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哈尔滨并没有通过产业分工带动起本地市场网络的充分发育，有时甚至是反过来用省内的资源来供养自身。

一座城市的发展，其实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奇迹”，毕竟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而未来的方向也难免受到过往和现状的制约。虽然哈尔滨有计划经济时代老工业基地的底子，但时至今日，它真正的优势仍然没有离开它建城时的源头：原材料集散地和农业产品加工、商贸以及由此而来的旅游。一位本地学者对此有一个绕口令式的结论：“哈尔滨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子，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子。”

从2021年东北四大城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哈尔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农业、服务业占比偏高，但工业却相当薄弱。

也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哈尔滨要实现赶超长春，关键是通过力推“1+3+3”产业集群，补上工业的短板。要支撑一座大都市的产业，这当然是必要的，不过这种视角往往忽视了一点：正因为哈尔滨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所背负的“老工业基地”包袱也就没那么重。

像长春那样“拼工业”确实能更快见成效，但哈尔滨却更宜居。这里薪资不高，消费不低，除了租房、交通便宜，哈尔滨的生活开销甚至并不比北京便宜多少，然而本地人如果不买房，在这里可以过得很安逸。有人对比了自己长期居住过的两个城市：“论产业经济，哈尔滨比大连可能差老远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很舒服。”

哈尔滨道里的老城街道细密，哪怕春寒料峭，晚上八九点仍然人潮汹涌，夜生活远比长春丰富。连一个长春人也承认：“长春的城市规划，当年主要考虑的是一个军政中心的格局，所以规整、大气、宽阔，但也因此，自发形成的小路比较稀疏，不像哈尔滨的老城看上去杂乱，但小路很多，人流更密集。”哈尔滨红肠、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啤酒、张亮麻辣烫这些品牌，之所以出现在这里而不是长春、沈阳，不是偶然的。

旅客吞吐量可以证明，哈尔滨确实是东北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疫情之前的2019年，东北四大机场中，吞吐量最大的是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2 078万人次），超过沈阳桃仙国际机场（2 050万人次）、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2 011万人次），比长春龙嘉国际机场（1 394万人次）更高出一大截。疫情之后，哈尔滨的旅游人气瞬间复活，去往南方多个城市的航班来回都是满员。虽然文旅是一个较小的行业，但那种人气至少能带来一种久违的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