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的女儿

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去世，享年100岁。

这个名字的前面，常常被标以诸多称谓，有“古典文学研究泰斗”“诗人”“教育家”，也有“诗词的女儿”“穿裙子的士”等，但叶嘉莹自己曾为它们排过序，因为大半生时间都用于教学，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都排在后面”。

从1945年大学毕业起，此后余生，教师叶嘉莹几乎都在讲台上站着。91岁那年，她还在几十平方米的住宅里给研究生上课；92岁、93岁，她用218首古诗词做了儿童古诗读本，并录制讲解和吟诵；96岁已经坐在轮椅上，依然给南开大学新生讲了开学第一课。

生于战乱，长于动荡，叶嘉莹在政治风暴中一度漂泊海外、无以为家，直到晚年才归国定居。那些年，她不仅经历过生离，同时也要面对死别，17岁丧母，几十年颠沛，52岁失女。用叶嘉莹自己的话说，“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一生“都是随命运的拨弄和抛置”。

她说：“但是我不跌倒，我要在承受之中走我自己的路。”

孑然一身地步入老年。生命中太多时刻，叶嘉莹身边只有诗。无边无际的苦难，诗把她度过去；见到了诗的世界的辽阔深远，她又成了摆渡人，把外面的人接进来。

叶嘉莹写过一首诗，名叫《高枝》，里面有两句是：“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这是她晚年的心愿——炼石补天般地传承中国古典诗词，也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待，生怕他们对诗词之美无知无觉，“如入宝山，空手而归”。

于是她一生都在讲台上站着，把诗中的吉光片羽递到他们手上，即使“生命已在旦夕之间”，也还在努力做到“盖棺事则已”的那一刻。

1990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退休。她决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她老师顾随的号，“永言”则从她已故的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个字。

前几年，她又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的收入。截至2020年，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

南开大学的讣告中写道：叶嘉莹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传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曾先后获得“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等数十项奖项和荣誉称号。

早在近10年前，人物记者见到叶嘉莹时，她顶着一头白发，神采飞扬地完成了一场长达3个小时的讲座。在那一年的访谈中，叶嘉莹说：“我没有什么大的学问，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我真的喜欢诗词。我看到了诗词的好处，我应该把我所见到的这么好的东西说出来，传下去。”

坚持站着讲课

那场讲座，身着紫色开襟长衫套装的叶嘉莹在一阵掌声中从舞台一侧走出来。她因为腰腿之疾，由左右两位工作人员搀扶着，一小步，再一小步地，往中央走去——那儿立着一方讲台。

主办方给她准备了一张柔软厚实的靠背椅，她不坐，要站着讲课，把椅子晾在身后。“我到现在90多岁，我的腰腿有毛病，但是我一定是站着讲课的。这也是对于诗词的一种尊重。”

叶嘉莹不慌不忙地讲了3个小时，长度超过主办方的预计。她白发微卷，神采飞扬，连连打起手势，毫无衰老、疲倦之态。只在讲座中段，实在是累了，她用商量的口气说：“我想我现在可以休息两分钟吗？”听众以掌声作答，她坐下来喝了几口茶水。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20世纪中期曾在中国台湾执教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受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首位中国古典文学院士。1979年起，她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2013年，因年老不能再越洋奔波，决定正式回国，定居南开。

她一生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教学，获得了使古典诗词于当代“再生”的赞誉。90岁生日时，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向她发来贺信，温家宝在信中称赞她心灵纯净、志向高尚，诗作给人以力量，“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

叶嘉莹为她一生获得的学者、教师和诗人等众多名号排了个序，说大半生的时间都用于教学了，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的都排在这后面。

当天讲座的主题是“从漂泊到归来”。91岁的年纪，她对从前的事情已经一点儿一点儿地忘记了，幸而人生重要时刻她都写有诗词。她把一生所作的几十首诗拿出来，用黑色隶书字体打在幻灯片上，一首首吟诵，逐字逐句地讲。从生于战乱，长于动荡，到艰难度过政治风暴，漂泊海外，再到晚年归国定居。

这些诗篇中包含了她最真挚的感情，少年丧母，写了8首哭母诗，晚年丧女，她又写下10首哭女诗；吟诵时，她仿照古法，把入声读成仄声，曲折婉转，有音乐之美，一生起伏尽在抑扬顿挫之中。

诗词几乎是叶嘉莹生活的全部，尤其现在当她孑然一身迈入老年，更是如此。上学时，当年她在班上年纪最小，连她都91岁了，从前的老师、同学已经一个都不在了。给年轻人讲课成了她最愿意做的事。只要有人邀请，她都欣然前往。30多年来，她曾经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讲学，举行古典诗词演讲有数百场之多。

“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她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上也对不起古人。”

“我天生就是一个教书的。”叶嘉莹说。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后站了整整70年。“我本来只教了一个中学，可是学生喜欢你的教书，就传说出去，于是第二个中学请你教，第三个中学请你教，连第四个中学都来请你教，直到你的课时再也无法排上为止。所以，我都是不教书则已，我一教书，就一直教下去了。”

“当然人总是会老的。”她感叹道。她说现在跑不动了，走一小段路都要人搀扶，“怕跌跤”。讲起过去单枪匹马飞到各地讲学的日子，她很怀念，藏不住得意，“你们无法想象我讲了多少课”。

对叶嘉莹而言，没有退休这回事。91岁了，她还带学生，在家中的小客厅为他们讲课。2014年，在南开大学为她举办的九十华诞的学术会议上，她发表生日感言说：“以后一定会继续努力地工作。”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叶嘉莹少年时就表现出了兼具悲悯与智慧的“诗心”。这得益于她的家庭教育。旧学修养极深的伯父是她的启蒙者。伯父给了她一本诗韵，教她“一东，二冬，三江，四支……”10多岁时，就出题让她作诗。叶嘉莹记不起第一首诗的全部细节，只记得那是一首关于月亮的诗，用的是十四寒的韵。

王国维曾有一句感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叶嘉莹忧患不断却成就斐然的一生，正是这句话的注解。

15岁的一个深秋傍晚，叶嘉莹长时间蹲在地上看一只快要僵死的白蝴蝶，怎么挣扎都飞不起来，她写下一首《秋蝶》，意境孤寂清冷。16岁的夏天，她作了一首《咏莲》，“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追问起人生意义。

有人问她，怎么你十几岁就写这样悲观和深刻的诗？她回头想想也觉得奇怪，“莫知其然而然，莫知其为而为，总之我写了这样的诗”。

少年时代，叶嘉莹经历了国仇与家难的双重变故，这些诗作，全都是有感而发。

叶嘉莹一生少有安稳的日子，经历了3次大的灾祸。17岁丧母，让她比一般人提早明白了生死离别之意。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赴台。台湾当局施行白色恐怖政策，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她和幼女也一度被拘，政治风暴让她无以为家。那时，她常常做“回不去”的梦。梦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但所有门窗紧闭，她进不去，只能长久徘徊于门外。她还常常梦到和同学经过什刹海去探望老师顾随先生，却总是迷失于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中。

几年后，丈夫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以平静示人，只在梦中舔舐伤口——那些梦里，逝世多年的母亲突然出现了，要接她回家。

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其中一句，“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再为它烦恼。

诗词佐证了她如何度过艰辛岁月。政治风暴渐息，她在台湾一所私立学校谋到教职。盛夏的台南，高大的凤凰木开了一树艳红的花朵。这种美丽而陌生的植物，是她在北方的故乡所没有见过的。“我真是感到，往事如烟，前尘若梦。我当年在故乡的那些欢乐的时光永远不会回来了。”那时她不过二十来岁，却在岁月无情的流逝中，有了“雨余春暮”的中岁心情。

“我们在大时代的战乱变化之中，真是身不由己。把你漂到哪里，就落到哪里，都不是你的选择。”在一篇文章中，她提出“弱德之美”的概念。说诗词存在于苦难，也承受着苦难，因此是“弱”的。但苦难之中，人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是“弱德”。她说自己一生没主动追求过什么，面对不公和苦难只有尽力承担，她极其坚韧，“把我丢到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1969年，叶嘉莹偕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我的忧患总是接连而至的。”讲座上，她念起一首诗的诗引。“1976年3月24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发生车祸同时罹难……”她左手拿着讲稿，右手撑在讲台上，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

“早年我母亲去世，死在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我写了8首哭母的诗，没有想到我50多岁了，年过半百，大女儿跟女婿在一次出游的车上出了车祸，两个人同时不在了。”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我半生漂泊，辛辛苦苦维系了我的家庭，而我大女儿跟我大女婿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不幸。”

经过这一轮苦难，叶嘉莹突然觉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她独自穿过一大片树林去投一封寄往中国的信。在那封信中，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她说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争取。从家中出来时，树梢上还有残阳余晖，往回走时，天色全暗了。那个黄昏让她思索如何对待余下的日子，“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她当时写了两首诗，其中有两句，“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1979年，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教书，不久后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不再越洋奔波，选择了定居南开。

“所以我就回来了。”叶嘉莹放下讲稿，露出了笑容。

珠圆月满

回忆初回南开的讲课盛况，叶嘉莹依然很兴奋：“那个房间里坐得比现在还满。”她朝台下比画着。台阶上、窗户上都坐着学生，她得从教室门口曲曲折折地绕，才能走上讲台。

1979年，叶嘉莹回国授课时，徐晓莉是一名旁听生。当时她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特意跑到南开大学旁听。她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家穿着清一色的（衣服），男生和女生都分不出来，可是叶嘉莹在讲台上一站，从声音到她的这个手势、这个体态，让我们耳目一新。没有见过，真是美啊。”

她记得叶嘉莹在黑板上的板书也很好看，竖排繁体，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她可能用英语讲课习惯了，她装饰句很多，而且定语从句很多，很长很长的句子，滔滔滚滚的，听都听呆了。”她说，“从那以后，我们回去就一传十，十传百……”

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听得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她写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形容当时的场面。

“文革”刚过去，学生对于新知和旧学，尤其对承载真善美的诗歌，有极大热情。叶嘉莹继承了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讲课风格，“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注重分享心灵的感受。

这是很多学生和教师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课后，有很多学生给她写信。徐晓莉是其中之一，她写信告诉叶嘉莹，听了她的课，“我的人生就这样开始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