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四大发现”如何成为传承中华文脉的“四大显学”
它们跨越3000 年，或深埋地底，或经历风霜，或布满尘埃，又都在20 世纪初“横空出世”，惊艳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成为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盛宴。
多年来，它们被收藏于不同的研究机构。如今，它们第一次大规模聚在一起。
它们是被誉为20 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的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目前，“20 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上至3000 多年前的龟甲兽骨，下至晚清的政令文书，诸多珍贵文物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
漫步展厅，不仅能感受到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还能看到100 年前那些筚路蓝缕的中国学者的身影。
“展览展现了中华民族不断继承和发展的精神特质，凸显出作为历史文化重要载体的典籍文献，在文明传承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熊远明说。
“这是四大发现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展示。”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本次展览执行策展人顾恒说，四大发现接力呈现出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3000 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甲骨文发现之前，商代只在文献记载中存在，无从考证。
甲骨以实物形式证实了殷商的存在，使过去只存在于典籍中的商代被证实为信史，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 年。
展品中，有一片看上去很普通的甲骨，顾恒向记者讲述了其背后影响深远的研究故事：先是王国维发现有两片甲骨可以缀合，并拼接成一条含有商王世系的卜辞。后来，董作宾又在此基础上，用展出的这片甲骨再次缀合。三片甲骨缀合后的卜辞，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上甲至小甲的商王世系，不仅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的相关内容，还对其记载的商王顺序进行了修正。
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今年是兔年，展览特意选择了一片有“兔”字形象的甲骨，仔细观察，能看到“兔子”的前后腿和小短尾。
后来的岁月里，这些文字不断发展，从未中断，又书写了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
居延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汉武帝时期，汉军大败匈奴，收河西走廊，居延地区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太初三年（前102 年），设居延、肩水都尉府，大量派遣戍卒。两都尉府所辖城郭和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统称居延汉简。“简”为长条形，“牍”的幅面较宽，均为竹制或木制。纸张发明之前，简牍是古人的主要书写材料。
“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官私文书，包括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买卖契约和来往书信，还有少量典籍、历谱等。”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此次展览所选取的文物，大多是汉代西北边防、民族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屯戍文书。
1974 年8 月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共17 枚简册，记录了匈奴来犯时烽火品物使用，要求各部快速判断军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发出警报信号，将军情迅速传报至居延都尉府。“它对研究汉代边塞地区的烽火报警系统和防御设施具有重要价值。”朱建军介绍。
2000 多年过去，简牍的书写者们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也未曾在正史中留下太多印记，但他们留下的简牍却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日常生活：《买鱼简》是一位叫明的人写给少平的一封信，信中感谢少平为他买了50 条新鲜的鱼；《赵宪借衣记》是赵宪写给一位以官职“掾”相称的朋友，说天气寒冷，自己正好把衣服洗了，希望借一件旧襦衣暂时穿一两天，等自己衣服干了即刻奉还……读着简牍上的文字，仿佛穿越2000 多年的时光，近距离观察戍边将士们的生活细节。
除了各种档案文书，居延汉简中还有部分古代典籍，其中一些失传已久，全靠汉简的发现才重回人间。比如《论语·知道》 ，上面的内容就是魏晋后失传的《齐论语》 。
走进“敦煌遗书”展厅，能感受到浓浓的敦煌石窟与壁画元素。敦煌遗书指1900 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文献，由多种文字的写本、印本、拓本组成，时间从4 世纪至11 世纪，内容涵盖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医药及中外文化交流，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传世史料中，如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一般只记载历史的主线，缺少具体的细节。敦煌文献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档案，比正史更加生动具体，能够复原出非常完整的历史面貌。”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向记者讲述了敦煌遗书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她以展品中的海内孤本《李陵变文》为例，“变文是俗文学讲唱故事类作品体裁之一。跟《史记》《汉书》等正统史书相比，《李陵变文》把李陵投降匈奴的整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尤其突出了当时汉军作战的勇敢和气势，将李陵定义为一位英雄”。
安史之乱后，西北兵力空虚，吐蕃趁机占领敦煌。“有学者推测， 《李陵变文》创作于这一时期。当时敦煌百姓一直渴望归唐，在他们心中，投降吐蕃跟李陵投降匈奴的心境是一样的。作者以这样一篇变文，暗喻敦煌百姓汉志不灭，寄托了沙州人充满矛盾的内心和不甘。”
赵晓星介绍。
明清档案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目前大多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次展出的明清档案中，有清道光帝秘密立储匣及谕旨（仿制品），这是现存清代唯一一件完整的秘密立储匣；有徐光启和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共同绘制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仿制品），展现了明代人眼中的浩瀚星空；有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文科大金榜（仿制品），再现了“金榜题名”的真实场景……历史的细节从一件件文物中浮现。
四大发现对于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早在1925 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将四大发现与“孔子壁中书”“汲冢书”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性。
但在刚发现的时候，这些古文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
清末民初的中国，身处内忧外患之中，没有强大的国力与安稳的社会环境作为学术研究的后盾，现代学术思想也未能在这片土地上传播开来。四大古文献的发现过程因此历经波折，甚至流失海外，被盗窃被损毁。
流散之痛
“1900 年6 月22 日，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
“1907 年、1914 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至敦煌，骗购经卷、绢画和丝织品，其中敦煌遗书约14000 号，今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1908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骗购经卷、绢画及丝织品，其中敦煌遗书约7000 号，今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1911 年至1912 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人骗购敦煌遗书600 余号，今收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处。”
“1914 年至1915 年，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率考察队至敦煌，劫掠大批经卷及绢画，其中敦煌遗书19870 号，今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敦煌遗书”展览开篇，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幅“发现流散大事记”，讲述了敦煌遗书发现以来的坎坷命运，罗列的数字触目惊心。至今，这些被劫掠走的珍贵文献仍流散海外。
“敦煌遗书本来保存得非常好，就封藏在一个洞窟中，而且是中国人王道士发现的。但在发现后的十来年里，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妥善保管，才造成了流散，这是时代的悲剧。”赵晓星说。
殷墟甲骨和居延汉简的发现，也伴随着外国探险家与古董商的盗掘。
更让人痛心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损毁。
1909 年，伯希和将携带的部分敦煌遗书展示给罗振玉等人，引起中国学者关注。
劫余的部分敦煌遗书终于得以由敦煌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这也是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主体。
“藏经洞文物从出洞的那一刻起，就又经历了一次劫难。”赵晓星说，整个东运过程中，不断发生官员乡绅哄抢盗窃，押运人员监守自盗的情况。
到达北京的敦煌遗书仍没逃过流散与损毁的命运。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书》的序言中，曾指出“比既运京，复经盗窃”。其孙罗继祖在讲述祖父生平的《庭闻忆略》中，有更详细的描述，“他们就尽力盗窃其中的精华，为了凑足八千之数销差，他们竟然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为二、三段，甚至五、六段。”
他感叹，“鸣沙秘藏，一被窃于外国人之文化侵略，二被窃于国内的不肖官吏。”
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写卷长度仍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1930 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
“直到今天，这段话还不断被引用。
但其实这不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而是他在下文中予以反驳的观点。”赵晓星说，“这段话是当时不少人对国图收藏的敦煌遗书的看法，认为这8000 多个卷轴都是别人挑剩的，精华已经没有了。陈寅恪先生十分反对这种观点，他真正去研究了这些敦煌文献，所以他举了好些例子，证明国图收藏的有价值的敦煌遗书很多，并不比国外和私家所藏的差。”
明清档案的命运更有戏剧性，一次差点焚毁，一次差点化为纸浆。清宣统元年（1909 年），内阁大库年久失修，库墙倒塌，所藏书籍、档案、实录、圣训被移出，部分档案被视为“无用旧档”，准备焚毁。正在学部任职的罗振玉，发现了这些档案的巨大价值，于是建议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停止焚毁，将档案移归学部，存放在国子监敬一亭。
民国元年（1912 年），新设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接管了这些档案，但一直未能好好整理。民国十年（1921 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将其中的八千麻袋档案以4000 元卖给了同懋增纸店，罗振玉再次将这些档案从毁灭的边缘抢救回来。
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中，记录了这充满戏剧性的经过。1922 年2 月，罗振玉“以事至京师，于市肆见洪文襄揭帖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物。因踪迹之，得诸某纸铺，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已载数车赴西山矣”。最终，罗振玉以原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了这些档案。
“八千麻袋”事件的发生，使整个学术界意识到了危机，认为有责任保护这批珍贵文献。对明清档案的抢救，由罗振玉等个别学者，变为整个学术界的共同行动。这些抢救下来的档案经过多次辗转，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清档案1067 万余件，其中明代档案3800多件册。对于明清两代档案数量上的巨大差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韩永福认为，这是因为大量明代档案还是被毁掉了。
事实上，1921 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卖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分为两批的。第一批卖的就是明代档案，当时作价3000元，有十几万斤，数量和后来的八千麻袋差不多。“八千麻袋是卖给一家店，追回比较容易，第一批档案是卖给散户，没法追回，应该就这样化成纸浆了。”韩永福说。
开创之功
“四大发现”一开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却逐渐发展成为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清内阁大库档案学这“四大显学”。回顾这一过程，总有两个名字被提到——罗振玉和王国维。
“他们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两人结识后在学术上互相帮助、交流，为‘四大显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顾恒介绍。
在甲骨学方面，两人均属“甲骨四堂”。近代以前，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文字是记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在漫长的几千年时光中，人们都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直到1899 年，王懿荣在“龙骨”上的发现，才让甲骨文重新来到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