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惨败，党和红军几乎陷入绝境。红军血染湘江，更激起了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方针的极大愤怒。刘伯承后来撰文指出：“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遭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①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支持“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渐改变态度。遵义会议及前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解决了中国革命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功地进行自我纠错。

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的召开

在险境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不畏艰难，勇于担当，敢于斗争，围绕着红军进军方向，围绕着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党和红军领导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为纠正党的“左”倾错误作出重大贡献。

（一）通道会议，力主转兵。西进贵州，攻克黎平

伤亡惨重的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剿”，未作任何休整，马不停蹄继续西进，于1934年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城。这时，为阻挡红军会合，蒋介石又集结40余万大军在湘西摆兵布阵，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占领通道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固执地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在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错误主张，指出红军主力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根据破译的敌方电台资料，分析指出，国民党军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碉堡线，张网以待。他建议红军主力应继续西进，到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这一军事主张第一次得到与会大多数中央领导的赞同，党和红军的命运悄然出现转机。

其实，广大红军指战员自第五次反“围剿”后，眼看部队连连失利，几乎濒于绝境，已逐渐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结果。因此，他们一听说转兵西进贵州，一呼百应，士气空前高涨，进发后一举攻克黎平。自此，毛泽东重新开始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

（二）黎平、猴场会议，激烈争论。改变战略，甩掉追兵

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左”倾错误领导者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934年12月18日始，会议激烈争论了两天，最后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意见，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向贵州北部进军。在蒋介石屯兵湘西准备实施大“围剿”的危急关头，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中央红军实现了长征以来战略方针的首次转变，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刘伯承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②

黎平会议后，红军兵分两路挺进黔北，连续攻占八九座县城，胜利抵达乌江南岸，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远远甩在身后。部队势如破竹，斗志昂扬，长征初期那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和低沉消极的情绪一扫而光！

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实际上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猴场会议，使红军由撤离苏区以后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寻找战机，主动出击。正如周恩来所说，在遵义会议前夜，终结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是一次重要的预备会，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三）遵义会议，力挽狂澜。扎西会议，巩固成果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下，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发言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和支持。王稼祥、周恩来在会上明确表示，应当让有实战经验又有威信的毛泽东回到决策岗位上来。

遵义会议开了3天。会议深刻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这次会议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当时，曾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却制止了这种做法，只批判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军事上的错误，并没有提及政治问题的错误。正因如此，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集中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2月5日，在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2月9日，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在扎西召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进军方向、红军作战方法，作出精简缩编部队的决定；决定成立川南游击纵队，确定南方各苏区要转变斗争方式，以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扎西会议进一步巩固扩大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以毛泽东同志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形成。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坚强的组织保证。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变换作战方向，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则处处主动。

（四）苟坝会议，据理力争。放弃原定计划，红军避免灾难

就在中央红军寻歼国民党周浑元纵队未果之际，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急电：“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③这封电报，引发了中央负责人在苟坝会议上新的讨论。

会议开了一天，争论很激烈。在遵义战役大捷的鼓舞下，大家希望多打胜仗来创造云贵川三省地区根据地，求得生存，再图发展。因此，多数与会者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只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分析指出，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虽然只有1个师，但当地地形易守难攻，对红军进攻不利。同时，打鼓新场周围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还有滇军孙渡纵队。如果贸然进攻打鼓新场，红军面对的可能不仅是驻守在那里的1个师，而是国民党军在黔的全部军队和滇军4个旅。那么，这次进攻就会发展成一场攻坚战，对装备处于劣势的红军极为不利。但毛泽东的意见并未被大家接受。

毛泽东见自己的正确意见不被大家接受，宁肯不再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继续力争。他的话引起与会人员不满，有人甚至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结果，会议在进行简单的民主表决后，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还作出取消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的决定。

会议结束已是深夜。尽管已作出决议，但毛泽东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深感进攻打鼓新场会给红军带来灾难，连夜提着马灯走了几里地去到周恩来住处，力陈己见。毛泽东说服周恩来后，接着又去说服朱德，使他们暂缓发出攻打命令。次日一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由20多人参加的会议。会上，经毛泽东再次耐心陈说利弊，与会众人终于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鉴于每遇战事都要召集20多人开会讨论，往往争论不休，不仅无济于事，也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由少数几人参加的小组，全权负责军事。这一提议立即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的赞同。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新房子”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该提议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新“三人团”，是在战争环境下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成立新“三人团”，是苟坝会议最大的贡献，也是毛泽东对改革红军原有指挥体系、建立精干高效的军事指挥新体系的重大贡献。“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有利于针对瞬息万变的敌情作出快速反应，临机决断，避免贻误战机。

苟坝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新“三人团”成员，无疑更加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使他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艰苦努力下，在与共产国际失联的情况下，遵义会议及前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独立自主开始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中国革命从此迎来崭新的局面。

民主集中制是党自我纠错的法宝

纵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历史，不难发现，只要路线方针正确，战略战术正确，红军就能取得节节胜利。反之，坚持“左”倾错误路线，机械教条，就会接连遭受挫折，甚至陷入绝境。面对错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依靠和运用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上，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帮助中央和红军领导认清形势，认识错误，分析原因，并纠正错误，从而为党和红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一）注重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做好会前酝酿

党的民主集中制，首先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这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基础。

长征途中，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他经常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交谈，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听取红军将士的呼声和意见，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研究，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表明自己的主张。经过反复沟通，他的正确意见慢慢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于是，通道会议作出了改道贵州的方针，黎平会议作出了改向黔北的决定，猴场会议改变了“左”倾领导者包办军事的情况。毛泽东后来专门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④

苟坝会议前，由于毛泽东没有及时与其他领导人进行充分沟通，导致他的正确主张在会上没有被大多数与会者接受。即使他以自己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进行抗争，也没有收到想要的效果。会议结束当晚，出于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毛泽东先后与周恩来、朱德进行充分沟通，摆事实，讲道理，让他们接受了自己的正确主张，才使他在第二天会议上得到大家的支持，最终推翻原来的错误决定，形成了正确的决议。

（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乃民主集中制的生命，更是集思广益作出科学决策的立足点，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

遵义会议之前，党内教条主义盛行，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不顾中国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导致中国革命陷入绝境。遵义会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朱德旗帜鲜明地支持正确意见。张闻天的报告，特别是毛泽东的长篇发言，从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高屋建瓴地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为与会人员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从而形成了大多数人要求纠正错误的意见和正确及时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