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广播如何牵动邓颖超的家国情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处的那个年代，报纸和广播等是最普遍常见的媒体。邓颖超经常会阅读报纸、收听广播，及时广泛地了解各类信息。然而，这种读报纸和听广播等的“消遣”，在她身上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休闲，而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总是通过这些渠道和平台及时关心国家大事，为获知的相关信息给出建议。从这件事情上，也不难看出，邓颖超一生都在多方面认真践行自小就立下的“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誓言。

“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

邓颖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对于宣传周恩来的诸多事情上，旗帜鲜明、身体力行，坚持实事求是地尊重和反映历史的正确文风。

1976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为慎重起见，《人民日报》将３篇悼念周恩来的文章呈送给邓颖超审阅。

1976年12月30日晚，邓颖超给《人民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打去电话，她首先问道：“你是值班同志吗？”她在得到肯定答复后说：“我对送来的悼念恩来同志的３篇稿子有点看法，向你谈一下。”并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３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对此，值班人员温宪当即作了认真详细的记录。

邓颖超在电话中娓娓而谈。“在谈看法之前，我先把一个认识谈一下，我们回忆历史，一定要遵循主席要实事求是的教导，要有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只要前半截，不要后半截，不能自己编造。不能为了吸引人，就哗众取宠，弄得那么神秘似的，什么神奇呀，传奇呀，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悼念恩来同志，但不能从中捏造。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

略作停顿，邓颖超说：“这３篇稿子我一篇一篇地说。第一篇是大寨大队党支部的，讲到周总理３次去大寨，我没有细看。总理３次去大寨，我只去了最后一次。我把我去的那一次中有两个地方的出入用笔划了一下。其它那两次我没去，我没有权利发表意见。”

“另有一篇文章，讲西安事变后，恩来和蒋介石、张学良谈判时，说蒋介石抱头大哭，就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当时恩来同志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还有张学良那一方面和蒋介石那一方面，恩来同志是和两方面谈妥以后，见了蒋介石一下，当时蒋介石根本没有抱头大哭！”

“另外就是关于李少石被特务打死的说法。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特务暗杀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伤病兵，车在超过的时候，碰了伤病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一直跑。伤病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中要害，死了。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跑了。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那个司机。所以这个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是。我今天还又问了童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行册子也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么行？”

“还有一处，就是关于长沙大火。1938年，那时候国民党对日本采取的是焦土政策。长沙着火时，正巧恩来从武汉撤到长沙。因为国民党当时就是焦土抗战，不能说是国民党搞鬼谋害恩来同志。那时全城都起火了嘛！不能夸大！其它的时间、个别地点上的出入，我就不说了。”

“关于第三篇文章。长征那一段，因我没有和恩来同志在一起，这一段我作不了证。但乍一看就觉得文章里面也有不妥的地方。比如‘周总理和毛主席、朱德同志经常在一起’。‘总理’这个职务不妥嘛！总理是解放后当的，当时是什么职务，就写什么职务。”

“新华社也有一个稿子。那个稿子也有出入。比如，在红岩村时，说我和恩来同志经常和战士们浇水、种菜、浇粪，不是事实么！只是偶然一下子，怎么能说是经常做呢？不要渲染，不要吹嘘，不要夸张。还有说恩来在重庆和主席‘寸步不离’，怎么寸步不离呢？当时恩来非常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全，这是事实。但恩来同志要进城找民主党派谈话，主席也要出去，说‘寸步不离’起码是不科学。”

“今年恩来同志去世后，我听说有单位将一些文章朗读录音，放了，其实里面和事实有很多不符，当时也没办法。新华社的稿子你们也看一下，要实事求是，不能一个这样说，一个那样说。”

“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实事求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邓颖超一向关心新闻媒体的发展，1983年10月曾为一本上海出版的《新闻记者》刊物题词：“《新闻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做好新闻工作，必须根据四项基本原则，并结合用眼、用耳、用脑、用笔，实事求是地反映新闻，要不断改进文风。”她说：“字写得不好，但所写的几句话确是我的肺腑之言。”在具体的现实工作中，她也随时随地给予认真到位的指导。

1979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处理公务，一位与她比较熟悉的报社记者，趁她休息之际将一篇采访她之前会见日本朋友的稿件清样送给她审阅。

邓颖超戴上老花眼镜，认真地将这篇题为《中秋佳节话友情》的稿件清样看完，然后和蔼地把记者叫到身边坐下，微笑着问他：“你说绢花能盛开吗？”记者不明就里，立即回答：“不可能！”

邓颖超又问：“那你文章中怎么说‘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秋菊盛开’呢？”记者一时语塞，脸一下红到了耳根。

“你看这里摆放的秋菊都是绢制的。”邓颖超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不远处的秋菊让记者看，“我说的没错吧！”记者连忙点头称是。

接着，邓颖超话锋一转，神情严肃地指着稿件中的一段文字说：“今天这篇稿子总体上写得不错，反映出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但写会见结束前日本朋友唱歌这一段不符合实际嘛。你文章中写日本朋友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一首歌，可那天日本朋友明明唱了《歌唱敬爱的周总理》和一首我们国家的民歌，两首歌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记者一听紧张起来，低声喃喃地说：“您是周总理的夫人，日本朋友又非常崇拜周恩来总理，所以我们想在报道中突出一下他和您。”

邓颖超听后温和地看了记者一眼，循循善诱地说：“不能因为周恩来曾经是总理，我是他的夫人，就这样写报道，这样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好。要写，两首歌的歌名都写上，要么就只写日本朋友唱了两首中国歌曲。想突出我，就说人家只唱了歌唱周恩来的歌，这不对。我是人民的公仆，会见日本朋友是我的工作。再说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建立，是党和国家工作的结果，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请你回去后立即改过来，然后再见报，而且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最后，她语重心长地对那位记者说：“你们做记者的写文章，一定要实事求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我们的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确切。”

老一辈革命家如此良苦用心、手把手教导年轻新闻工作者如何实事求是写出真实感人的报道，让这位记者极为受益。

“小平同志，机会终于到了”

在烽火岁月就竭力为统一战线四处奔波过的邓颖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颖超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979年12月，中央决定由邓颖超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邓颖超一直有个愿望，即“希望祖国统一大业在两岸老一代健在时打下一个基础，为下一代人开辟出一条道路”。她出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各项政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和交往，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付出大量心血。对于邓颖超在这一时期的工作，邓小平感到非常满意。

1982年7月，邓颖超在报纸上看到蒋经国发表的文章之后，立刻赶到邓小平的办公室，兴奋地说：“小平同志，机会终于到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将手里的报纸展开，放在邓小平的办公桌上，激动地指向蒋经国悼念蒋介石的文章。

邓小平急迫地拿起这份报纸，迅速专注地浏览，只见文章里的一句关键话语映入眼帘，直抵他的心窝：蒋经国清楚地提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回溯以往，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开始，中共中央首次公开提出“希望台湾回归祖国，两岸共同谋求统一大业”的方针。邓小平随即将台湾回归列为20世纪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然而，这封《告台湾同胞书》并没有得到期待的回复，蒋经国上位之初就坚决奉行“三不政策”，拒绝一切和大陆谈判接触的机会。即使是后来邓小平两次托人给蒋经国带话，也都遭到他坚决抵制，因此，两岸关系多年以来陷入僵局……

眼下，邓颖超敏锐地在报纸上发现的这句话，意味着蒋经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至少不再是完全敌视大陆的态度，这将是中共中央的突破口。

邓小平同邓颖超商量后决定再给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尝试谈判的可能性，但该派谁写这封信呢。最终，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经过开会研究，将这个重要任务交给副组长廖承志来具体承办。

经过几天的构思，廖承志终于提笔字斟句酌写信，从自己与蒋经国的情谊出发，并且拿前两次的国共合作为引题，劝说蒋经国答应国共携手开展第三次合作：“……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

这封距《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时隔３年的公开信，从一开始就凝聚了众人的心血，在开始之初邓小平多次给出书写建议，之后邓颖超更是和廖承志一起对信件仔细推敲修改终于定稿，希望一击即中。这封信字里行间体现出中共的善意和良苦用心。

从这件事关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千秋要事上，足见邓颖超通过阅读报纸念兹在兹关注国内外政治风云动向，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政治家胸怀，以及一颗炽热赤诚的爱国心。

邓颖超即使是到了晚年，年事已高和体弱多病后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她坚持让秘书给自己读报纸听，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关心国家大事到老。

“王华冰同志是一个好样的女共产党员……不知你们可否告诉我有关她的通讯处吗”

在邓颖超的晚年生活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牌节目“午间半小时”一直陪伴着她。其实，自从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看似平静的外表下，有着无法向人倾诉的压力与苦楚，以及失去钟爱一生的革命同志和伴侣的孤寂和思念。“午间半小时”节目开播不久，邓颖超就成了这档节目的热心听众。只要没有太忙的事情耽搁，她每天都会津津有味地收听这一节目。不仅自己认真听，而且向身边工作人员热心推荐，还经常会把听到的内容对身边的人叙说一番，让大家与她共享收听的乐趣。在她的带动和感染下，大家逐渐也成为“午间半小时”节目的听众。

邓颖超带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收听“午间半小时”的目的，不仅是通过这一媒体渠道排解自己忙于工作和思念周恩来之余的孤独忧伤，更是时常就节目的话题与身边人展开讨论，及时给相关部门或广大群众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议和意见，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引导正能量的社会风气。

1987年5月的一天，邓颖超照常按时收听“午间半小时”，当意外听到一则昔日战友王华冰的消息后，她一下子变得十分兴奋，心情格外舒畅起来。

原来，邓颖超与王华冰早年曾共事9年之久，失去联系后，她常常想起这位老战友，还曾四处打听王华冰的情况。

邓颖超对身边工作人员感慨道：“王华冰是一位十分忠厚老实的党员，后来我们联系少了，也是因为她知道我忙，不想给我添麻烦。但我心里一直都惦记着她。”

说完以后，邓颖超意犹未尽，提笔给“午间半小时”节目组写信，她想知道王华冰的通讯地址。然而，写信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因为邓颖超极为负责任且写信勾起了她对许多往事的回忆和遐想，待字斟句酌写完这封信后，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这封信的前一部分讲的是自己与王华冰的往事，希望“午间半小时”的同志可以告诉自己王华冰的通讯地址；后一部分讲的是这期广播中提到的自己与周恩来之间的一件小事。她在信中情真意切地谈到了收听节目的感受。而最难能可贵的是，邓颖超在这封信里还用了不小的篇幅，针对广播里“周恩来同志提倡夫妻‘八互’”的说法，作了如实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