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1926—2019），这位没有任何留学经历、土生土长的“中国氢弹之父”，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1951年至1965年，他任职原子能院（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先后从事核理论研究和核武器理论研究。他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空白，带领科研团队用2年零8个月研制出我国第一颗氢弹，让1967年的一声巨响震惊世界，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提及数十年隐姓埋名，他淡然地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他的境界正如他《抒怀》一诗中“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所抒发的那样高远。他的一生完美体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今天，我们一起缅怀致敬于敏这位为祖国奉献一生的民族脊梁。

一句誓言，许下了一生

于敏1926年出生于天津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7岁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木斋中学、耀华中学。在青少年时期，他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看到祖国贫穷落后、饱受欺凌、山河破碎。他曾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惨痛的印象。”一次，他骑着借同学的自行车在路上遇到日本人开着吉普车恶意地冲来，他几乎被迎面撞上，在愤怒之余，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从此立志要科学救国。

天资聪颖的于敏发愤读书，并于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后因个人志趣转入理学院，学习物理专业。当时的北京大学理学院名师如云，藏书丰富，于敏如鱼得水，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理论物理，成绩经常名列第一，被公认为北京大学的尖子生。其间，由于家境贫寒，每年暑假都缺乏路费无法回家，他经常独自跑到北京西城区的景山山顶，钻研学习。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震惊世界。由此，于敏找到自己报效祖国的研究方向——量子理论。1949年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

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于敏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看中，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开始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合作者提出原子核相关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历经多年刻苦研究，于敏发表专著、论文20余部（篇），让我国原子核研究屡上新台阶。我国第一本原子核物理专著《原子核物理讲义》就是由于敏和杨立铭合著的。

于敏平时喜欢读古诗词，加上少年时深感国土沦丧的切肤之痛，对历史上的诸葛亮和岳飞倍加推崇。他欣赏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尊崇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气节。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和情操，他毕生心甘情愿奉献于国防科研事业。

于敏没有留学经历，也很少和国外同行进行过学术交流，他却并不缺乏国际眼光和胸怀。他在北大学习期间就养成良好的研究习惯，遵从导师胡宁先生的教导，随时关注国际最新研究动向与进展。20世纪50年代，梅尔和江森的一篇有关壳模型的论文使他认识到：从事理论物理研究，一定要重视物理实验。与之共事的科研人员无不惊讶于他对相关物理实验的了如指掌。后来他又敏锐地抓住“幻数”这一当时理论物理的国际前沿课题。在丹麦物理学家A-玻尔等人提出原子核内具有能隙现象之后，他又和同事们抓住“超导对”这一本质问题，很快把研究工作带上国际前沿。

有一次，一位法国核物理学家到原子能所作有关康普顿散射的报告，于敏粗略估算后很快小声地对旁边的何祚庥说出正确的结果，何祚庥对于敏肃然起敬，称赞他的粗估方法“得到了理论研究的灵魂”。

1957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理论物理学泰斗朝永振一郎带领学者访华，当他得知于敏竟然没有留学经历、完全靠基本物理学著作和自己摸索从零开始研究时，惊讶并钦佩地称赞于敏为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这时的于敏已经从国内科学家跨入了世界物理知名人士行列。

就在于敏专心致志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并初露头角时，世界已进入核竞争时代。在朝鲜战争中，美国自恃拥有核武器并欲利用它打击弱国。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成功试爆，借助氢弹的巨大威力，西方大国对我国的核讹诈不断变本加厉。

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1955年1月，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发展原子能问题，会议作出关于研制原子弹的决定。他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在1958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明确下达任务，要尽快研制氢弹。

1960年底，在原子弹研制逐渐走上正轨、重大攻关进展顺利时，氢弹的预研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

氢弹是真正的热核武器。不同于原子弹依靠核裂变产生能量造成杀伤，氢弹凭借核聚变反应，就能够产生数十倍乃至百倍于原子弹的威力。

1961年，苏联成功试爆氢弹，即著名的“沙皇炸弹”，威力相当于美国在日本所投原子弹的3846倍。一时间，举世哗然。然而，此时中苏关系破裂，在当时有核国家封锁遏制的严酷局势下，中国氢弹研制攻关中没有一点可供参考的信息资料，只能从概念研究、原理探索起步。新中国面临着核威胁，形势严峻。党和国家对此非常重视并决心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先进国家核科技事业发展步伐。

为积极应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国家决定在成功发射原子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氢弹。就在苏联试爆氢弹的同年冬天，钱三强找到于敏谈话，开门见山地说，经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任命于敏为轻核理论组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轻核理论组”全称为“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轻核反应即核聚变，该小组负责对氢弹理论进行预先研究。

研制氢弹牵扯到多种学科，而且不符合于敏的本真兴趣。当时30多岁的于敏正处于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眼看要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如果调入氢弹研制工作，意味着自己的人生将要大转行一次。一边是自己十分热爱、耕耘10年小有成就而即将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另一边则是相对陌生的研究领域、未知的挑战和国家的需要，几乎从零开始。然而，为了国家发展的需求，于敏毅然决然服从组织分配，全力以赴投入到氢弹理论探索研究工作之中。“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这句誓言，于敏用一生践行。他说：“这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心境。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自此开始隐姓埋名，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的核科技事业。

那时，世界上只有英美苏三国研制成功氢弹，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赤裸裸地讲，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当时，于敏35岁。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一定要全力以赴搞出来！”

从那时起，于敏开始过起“消失”的生活……连名字都是绝密。面对崭新的领域和空白的知识，他加倍勤奋。装备实在简陋，除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于敏与同事们为琢磨一个问题和攻克一道难关，常常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科研大楼经常整夜灯火通明。其实，自从他立志科学报国、从事尖端科学研究以来，这种快马加鞭忘我研究的情形是常态，纵观其科研一生，于敏经历了原子核理论研究、氢弹原理突破、领军第二代核武器原理设计试验、推动国家高技术发展４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都有突出贡献。

从1961年１月受命研究氢弹理论，到1988年解密，在28年时间里隐姓埋名，对于国家机密他对妻子孙玉芹都守口如瓶，于敏的身份公开后，妻子惊叹道：“没想到老于是做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

研制氢弹，中国完全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科研人员只知道氢弹的释放当量是原子弹的几十倍上百倍，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更何况氢弹的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而且核大国对氢弹技术捂得严严实实。对于敏而言，不能指望任何依靠。

他带领30余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和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编制了计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关模型，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于敏和团队科研人员几乎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不久，氢弹研究立刻被提升到首要位置。应二机部党组申请，经中央决定，轻核理论组调入九院理论部，将此前从事氢弹预研工作的两支队伍合二为一，大力协同，集智攻关，共同向氢弹研制发起冲锋。

1965年初春，于敏带领小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与氢弹攻关主战场汇合而并入后，与主任邓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泽慧，共同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一时之间，理论部聚集了全国的顶尖专家，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

那时，氢弹的研究资料连一张草稿纸都不能被带离办公楼，想加班只能在办公室。支部书记每天都要和攻关人员“捉迷藏”，一间一间办公室挨个敲门，劝说他们早点回家休息。有些人口头上答应，离开办公室，找个地方短暂逗留或转一圈后，马上又回到书桌前继续攻关。

理论研究不顺利，攻关人员一个比一个着急。为集中所有人的智慧，研究团队开始没日没夜地开学术讨论会，以求攻克一个个科研路上的“堡垒”……

为攻破顶尖难题，于敏可谓废寝忘食。有一次，妻子让他去食堂买饭，他随手拿了一个破洞的塑料袋而浑然不觉。包子和米饭装进袋子里，没走几步就漏了出去，散落一地。

直到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才终于有了一些眉目。为验证方案是否可行，9月底，于敏带领理论部几十位科研人员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打响了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在堆积如山的一摞摞黑色纸带和密密麻麻的数据里，100多个日日夜夜，他常常半跪在地上，埋头紧紧盯着计算机吐出纸带上的数据，生怕漏掉一点有用的信息；然后仔细分析结果。经过3个多月的分析、比较，于敏率领同事们以超乎寻常的直觉，从大量杂乱无章的数据中理出头绪，剥茧抽丝，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百日会战”在于敏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赢来胜利的曙光。

于敏从事的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试验相当重视。为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他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奋不顾身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高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尽管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他有时却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就这样，仅用４年多时间，于敏和科研人员突破了核大国对氢弹理论技术的封锁，更用轰动世界的“于敏方案”为中国研制氢弹打开一扇大门。

对此，于敏高兴地长舒一口气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电话。出于保密，于敏使用的是隐语：“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了一只松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