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帅用车上如此廉洁守纪

廉洁，是一种道德操守，是一种人生境界，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和使命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反腐倡廉工作一直视作重点之一常抓不懈。在这方面，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等开国元帅，劳苦功高却从不搞特殊化。仅在他们和家人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的用车上，他们就总能严于律己，清廉低调，大公无私，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朱德：廉洁用车绝不搞特殊

功勋卓著的朱德一生都不骄不躁、谦虚低调、不占公家便宜。朱德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耍威风、摆架子的“老爷”，而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子女不是“公子小姐”，而是普通群众的一员；领导人手中的权力不是用来谋取个人私利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他教育后辈要做普通群众，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时刻提醒：“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少爷。”为此，他杜绝子女利用自己的职位便利享受任何特权，为家人规定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穿、住、玩。

可见，以上“三不准”家规中，朱德已经明确将用车问题提上家庭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他深知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一辈子都率先垂范，严以律己。

早在烽火岁月他就杜绝子女搞特殊。儿子朱琦在同父亲失散20年后于1937年到达延安，朱德并未偏爱儿子或为弥补父爱就把他留在身边，而是送到部队基层去锻炼。

1943年，朱琦在战斗中负伤腿残，伤好后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当时学校条件十分艰苦，一边学习还要一边生产。朱德却并不因他受伤就照顾到机关工作，而是教育鼓励儿子服从党的需要，到群众中去锻炼和学习。

有一天，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去看戏。朱琦和朱敏（朱德的女儿）也跟着去了。

演出结束后，大家开始往回走。有热心的领导干部看到朱琦行动不便，就好心提出，让乘坐自己的车一起回去。朱琦便顺从地坐上了车。

可谁都没想到的是，紧接着出来的朱德看到后，立即对儿子命令道：“你下来，步行回去！”

面对这种情况，众人一片惊讶。朱琦不敢忤逆，只能乖乖拖着伤残的腿下了车。

然而，待朱德乘车回到杨家岭住处后，讶异地发现朱琦已先一步在门口站着了。便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琦回答：“我是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回来的。”

朱德听后勃然大怒，立即询问军委的人员，弄清楚情况后，又把儿子找来严厉训斥：“你占了警卫战士的位置，那人家就只好步行回来了，是吧？你呀，你……”朱德气得来回踱步。在稍稍平静下来后，又耐心地对朱琦说：“你想想，警卫战士的职责，就是要保卫首长的安全嘛。你占了人家的位置，警卫不能跟随行动，万一路上有情况怎么办？你妨碍了战士们执行公务，知道吗？更何况，你怎么能搞特殊？”朱琦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惭愧地低下头认错。

原来，在朱德心里，朱琦虽然是自己的儿子，但更是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来看这场演出的，就有很多普通战士。而他们都是走着回去的。因此，朱德生气也就不足为奇。

新中国成立前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对亲人的要求更严格了。

朱德规定，儿女们上班、孙辈们上学，一律不得用公车接送。他认为，小汽车是党和国家分配的工作用车，不是私有财产，除了本人工作使用外，家里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否则会滋生他们的享乐思想和特权思想。从用车这样的小事中，朱德掂出很重的分量，他的生活原则和做人准则从不含糊，容不得半点私情。

朱德对待孙辈也同样严格，不让他们有优越感。20世纪60年代，朱德的一个外孙要开始上学了，因为知道学校离家比较远，就满心欢喜地希望能坐着小汽车去上学，可是，待他出门后却发现只是一辆儿童三轮车。顿时失望了，就开始哭闹：“这不是４个轮子的小汽车呀！我要坐４个轮子的小汽车！”

朱德听到外面有点闹腾，立即来到门口，对外孙教育道：“你问问拉车的王伯伯，他小时候坐过小汽车吗？你今天想坐小汽车，别人的孩子也要坐小汽车，那得浪费国家多少汽油啊！”朱德的一番话说得小外孙无言以对，止住了哭泣，乖顺地上了那辆儿童三轮车。

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原先也是包车上学的，后来朱德元帅了解到坐儿童车上学的是少数人，就果断给两个孙子换成月票坐公交上学了。

最小的外孙刘武动情地回忆说：“从北京师范大学到万寿路，爷爷要求我们必须走着去，或者乘公交车去，不准用公车接。老人家最经典的话就是‘你们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朱敏后来忆及相关往事时说：“正因为当初爹爹没让我享受特殊的生活，让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拥有普通人幸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

彭德怀：小车是公家的，绝不用它干私活

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半夜闯入彭德怀的家乡，其三弟彭荣华被当场杀害，三弟媳龙国英被打伤，二弟彭金华被抓后数日也被残忍枪杀。从小和哥哥彭德怀一起在苦难中长大的两兄弟，成为革命烈士。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把两个弟弟的孩子一共7人（二弟彭金华的子女彭梅魁、彭康白，三弟彭荣华的子女彭启超、彭爱兰、彭康志、彭正祥、彭钢）接到北京，供养他们上学读书，以慰先烈之灵。

彭德怀没有亲生子女，对待自己的侄子侄女是舐犊情深。1950年10月，他在出征朝鲜的前夜，抱定保家卫国而战死沙场的决心，为每个孩子各存了100元钱，以防不测。他操心孩子们的婚事，亲自为迟迟找不着对象的农民侄子彭康志做媒。他关心照顾后辈，如同“慈母”一样为产后的侄女彭梅魁伺候月子，为婴儿热牛奶、洗尿布。

虽然他对侄子侄女们爱得真切温暖，视若亲生，却从不溺爱和娇生惯养他们，对他们思想和生活上要求非常严格。他从不利用手中职权牟取私利，更不给侄子侄女们轻易提供方便。

1957年，彭爱兰的第一个孩子眼看将要呱呱坠地了，她的丈夫却出差未归。她本想给伯伯办公室打电话应急要个小车去医院，可是一想到伯伯从来不允许家里人坐公车去办私事的规矩，哪怕是临产在即，都没敢拨这个电话。

彭爱兰最后硬是忍着疼痛，喊来一辆三轮车，一路颠簸穿越大街小巷去了北京公安医院待产和生产。

彭德怀一向保持追求艰苦朴素和勤俭节约的高尚生活情趣，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初期，使用的是一辆旧汽车。不久，有关部门提出要给他换一辆新式轿车，彭德怀当场拒绝。

警卫员为此有些惋惜，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便把从别处听来新轿车的诸多好处讲给他听，试图说服他，彭德怀却意志坚定而不为所动，并说出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世界上好东西多了呵，总不能见到什么好的，就搞过来嘛。”

1961年，彭德怀回乡搞调研期间，适逢侄子彭康志操办婚事，当有人提出想用小轿车去接新娘时，彭德怀拒绝了。

他劝彭康志的母亲说：“不要搞这种排场，不要铺张浪费。小车是公家的，我怎么动用它干私活呢？不能去占公家点滴便宜。再有，这么搞，很不必要，会脱离群众。”

彭康志的母亲听从彭德怀的教诲，从简办了儿子婚事。

刘伯承：坚决不让公车私用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后来又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与南京结下不解之缘，也留下许多廉洁奉公的故事。

南京解放不久，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得知这一情况，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会的名义，连续下发“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布告、军字第一号）”“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布告、军字第二号）”。这两项“禁令”一出，广大市民拍手称快。刘伯承对此项纪律，更是率先做到，身体力行。

刘伯承夫妇对子女严加管教，不让他们有优越感，常常嘱咐：绝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还在他的电话间里醒目张贴“告示”一张：“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夫人汪荣华常对子女说：“警卫员、秘书是上级分配给爸爸工作的，除他之外，我们家属子女谁也没有使用的权利。”

刘伯承对公车使用要求更为严格，他从未用车办过私事、公事出去用车都要严格做好登记。他也从不把这辆公车据为己用，而是放在汽车队供大家用，有时遇上特殊紧急情况，谁的家属来了或者谁生病上医院偶尔使用。

他自己用车从不讲究不挑剔车子名贵与否、甚至有无车子都行，而且实在避不开要用时也十分节省。

当时，刘伯承使用的是一辆旧轿车，车管部门为其安全着想，提出给他换一辆吉姆车。他坚决不同意。

刘伯承平时喜欢步行，外出开会或办事，只要路程不远，并且时间还来得及，他总是尽量安步当车。其实，这样他也是为了节省公车的使用。

刘伯承从不准家属子女坐公车，夫人汪荣华上下班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年四季都骑自行车出门。

每年放寒假暑假，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开学时离开南京，刘伯承从未用车接送，而是让孩子们自己乘公共汽车往返。

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汪荣华很晚仍未回到家，司机不放心，便瞒着刘伯承悄悄开车出去，从半路上把正在步行回家的她接回家。

这件事情，被刘伯承发现了，次日清晨，他就批评司机不该私自出车。司机解释说：“天气不好，又是大晚上的，汪荣华骑不了自行车。”

刘伯承毫不含糊地继续点明其中要害：“骑不了车子可以走回来嘛！为什么非要开小车去接一下呢？你要记住，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家属子女不能随便坐，办私事决不能用公车！”

刘伯承在用车等方面，总是这样告诫家人不能搞特殊，倡廉反腐。在写给子女们的信中，他谈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他还告诫子女：“我这里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深究其因，这一切均归自他入党后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50岁那年他在所作的《自铭》中说：“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贺龙：绝不准用公车送子女上学

贺龙对子女疼爱有加，但在教育问题上从不含糊。他向子女表达爱的方式主要是严格要求。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让子女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做有用之人、行大义之事的人生道理。他常告诫子女：“要珍惜现在这么好的条件，用功读书学本领，不能追求个人享受。”他从不娇纵子女，希望他们在困苦的环境中通过学习锻炼，好好磨炼意志。

1955年，贺鹏飞加入少先队。学校通知即将入队学生的家长到校开家长会。当时，贺龙因工作繁忙，不能亲自前往，就叫警卫员代替他去开家长会。

这天，警卫员要了一辆小车，直奔学校。一进校门，他看见这个小学的操场上停了不少小车，不免吃了一惊。一打听，才知道每个星期六都有一些小车停在这里，等着接孩子们放学回家。他就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贺龙得知此事后，对警卫员说：“小王啊！你这样做是对的，用公家配给的小车接送孩子上学，这实在不像话，一是把孩子们娇惯坏了，二是影响太坏，工人同志看了会有什么想法？农民同志看了会有什么想法？下级干部、战士看了会有什么想法？民主人士看了会有什么想法……人民给的权力，我们可不能把它错当特权去乱用啊！我支持你写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你要记住，今后规定，绝对不准用公家小车送小龙他们上学，叫他自己出钱买票乘坐公共汽车。”

上初中期间，贺鹏飞踢足球不小心腿部摔骨折，休养了几天，伤还未痊愈且石膏绷带还未被取掉，贺龙就督促儿子拄着拐杖去上学，还半开玩笑地开导：“不要矫，要坚持，打仗的时候，带着伤不也一样执行任务吗？”

值得一提的是，贺龙不允许骨折的儿子坐他的专车，为正常去学校上课，只是自掏腰包在街上包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每天负责接送儿子。就这样，贺鹏飞这段时间天天坚持拄着拐杖坐三轮车上学，也全然未因是元帅之子觉得不自在。当时，有些老战友认为贺龙不近人情，而贺龙却说：“儿子本来就是普通一员，正好借机让他受到磨炼，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