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南下工作团赴任长沙考述

作者: 孙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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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干部”政策的制定

“南下干部”作为一历史称谓,主要指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为顺利接管广大南方新区而派出的干部队伍。南下干部的征调是一项全局性、前瞻性的系统工作。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在重点分析全国战场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为完成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 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组建调派干部南下工作决议。在《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中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此项任务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共中央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认为“所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五万三千人左右”。同时指出“为使调赴新区工作的干部,在政治、思想、组织上有充分的准备,明年六月及十二月各区分担抽调的干部,除已在党校学习者外,尚须于明年六月底以前及十二月底以前,分两期集中训练一个短时期”。

此后解放进程大大加快,尤其是“三大战役”的结束,长江以北广大区域几乎全部为中共所占领,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大部分传檄而定的胜利结局已可展望。在攻守势易的同时,中共中央基于战场发展态势,加快了组建选调工作。一方面主要从华北、东北等解放区成建制地分配和征调干部,组建若干个地委、县委班子南下参与接管建政,另一方面开始组建南方各省领导机构,其中中共湖南省委于1949年3月在天津正式组建。黄克诚担任省委书记,王首道、金明和高文华分别担任省委第一、二、三副书记。

在组建中共湖南省委同时,也开始着手组建中共长沙地委及其下辖的各县委。这一时期,长沙地委及各县委相关领导主要源自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核心,由太行区和冀中区等解放区干部组建的“晋中南下区党委”(即晋中南下工作团)。

晋中南下区党委领导机构的组建

事实上,早在1948年12月5日,为迅速执行中共中央抽调干部南下的指示,晋中区党委已经遵照华北局《关于外调17000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文件,发出《关于外调干部问题的指示》,要求所辖地、县按照党政军群部门有步骤、有计划地动员抽调1400名干部南下。但就当时而言,一方面晋中区各级领导机关均不满员;另一方面周边除太原外全境均已获得解放,胜利在望却要背井离乡奔赴陌生的南方新区参与接管建政,干部自然多有难处。此外还有诸多干部考虑到南方方言难懂、生活习惯不便,担心南下后影响家庭生活生计等。

有鉴于此,晋中区党委做了充分而细致的动员工作,力图解除干部们的思想顾虑。主要措施如下:在征调组织上,决定将各级党政军群组织一分为二,一半南下,一半留在原地区工作,动员组织工作主要以县为单位进行。在征调方式上,主要采取成系统的整体性抽调,覆盖政务、党务、武装、群团和财经等组织系统。此举避免了因干部之间相互不熟悉,增加组织和沟通成本的问题,进一步增强了组织性和工作效率。如晋中南下区党委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就提及“如果成套调大批的干部南下,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好在一定地区成套的调出。这样对干部的巩固和使用上,以及对新区工作迅速地开展上都是有好处的”。

在具体编制方面,一般均按照“区党委一级机关共出半个区党委架子。各地委均出一个地委架子”的方式,一个地委编制60人、县委编制26人、区委编制7人进行抽调,被抽调的干部在经济政治动员、组织学习和交接工作后,成立包括地委、县委、区委建制领导班子的晋中南下区党委。

在征调人选上,为保证南下干部素质,根据“服从全部,全部照顾局部”及“外调干部尽量抽调外区干部(本县以外)身体较强、历史清白(能审查作结论者亦可)、家庭牵连不大者”,及“同样条件要尽先让自报者走”的原则,确定谁留谁调,达到调出者较强、留下的不太弱的目的,“采用自愿报名、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和集体动员等方式”来号召干部随军南下。为解决征调干部的后顾之忧,明确“凡调出华北区工作之地方干部及民兵,其家属一律以革命军属待遇”对待。同时制定5项照顾政策:1.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2.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给予补助;3.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4.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以批准回去探亲、安家、告别,限期回单位;5.女干部不能跟队行军的,暂不南下,等新区环境安定后,派专人来接。

经过逐级分配、层层选调和思想动员,1949年3月初,伴随着各县南下和留县的两套班子调配结束,晋中南下干部陆续奔赴石家庄汇合。由于南下干部多从农村基层新近选拔,对南方新区极为陌生,加之缺乏接收管理城市和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因而在南下历程中先后在石家庄、巩县(今巩义市)、汉口进行了3次大整编,主要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熟悉新区社会经济环境等内容。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南下

(一)河北石家庄整编与学习阶段

从1949年3月15日至4月28日,晋中南下区党委在石家庄进行了为期40天的整编学习。这一时期,区党委在原下设3个地委的基础上增加到6个地委(含专属和分区机构),每个南下地委配齐6个南下县委(含县政府机构),每个南下县委配齐6个区级班子。各级班子中,通常县以下班子人员均基本齐备,即有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公安局长、武委会主任、工会、农运、青年、妇女等干部,区一级干部亦包括党政各七八人。此外还有医务、炊事、通信和警卫人员。此后晋中区南下地委对人员进行调整,并将华北冀中区南下工作团七大队的70多名干部编入晋中区南下五地委。至4月20日统计,共有干部2278人 (内计区党委级8人,地委级63人,县委级255人,区委级941人,一般798人,村干部213人),委员794人,共计3072人。

在队伍整编之外,3月25日,晋中区党委书记武光组织重点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把党和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会议精神。并对“党在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政策,以及国民党军、警、宪、特等旧政权人员的政策)”以及“接管经验和到新区后的守则纪律等”进行了初步介绍。此外还组织了形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了管理城市的有关知识和行军、作战、防空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明确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其他有关规定,初步统一了干部思想认识,提高了思想觉悟。

在此基础上,区党委副书记周小舟重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对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了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论述。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同时“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要不耻下问”和“学会弹钢琴”等。此外南下区党委还安排组织南下干部对石家庄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石家庄市市长柯庆施所作的关于城市接管和城市工作方法经验的报告,参观大兴纺纱厂、焦化厂等新型工厂,极大地丰富了南下干部对城市接管的直观体验和认知。

(二)河南巩县整编与学习阶段

1949年4月28日至5月5日,晋中南下区党委及各地地委开始分批南下。为便于统一行动,全体南下干部实行军队编制。当时平汉铁路尚未通车,南下干部或步行或乘车,途经威县、南宫、濮阳等地后到达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短暂休整后于5月10日抵达巩县。

在巩县整编期间,湖南省委经与中原局协商,正式确定晋中南下区党委的任务是接管原湖南省岳阳行政督察区(即长沙专区)、衡阳行政督察区(即衡阳专区)和会同行政督察区(即会同专区)。湖南省委着手对各地原来组成的建制和干部进行统一整编和集中使用,将晋中南下区党委划分为长沙地委、衡阳地委及衡阳市委,其中“原晋中南下区党委和行署机关,以及所辖的南下一地委、二地委和五地委(由冀中区抽调干部组建)的干部和勤杂人员”等1500余人共同组成中共长沙地委和长沙专署,负责接管包括岳阳、长沙、醴陵、临湘、湘阴、平江、浏阳等县在内的原国民政府岳阳督察区。

在明确接管地域的基础上,晋中南下区党委开始同湖南省委和省政府进行工作对接。新成立的长沙地委根据省委指示着手对干部进行整编调配。主要原则为加强下级领导,机关缩小。各级干部按照“逐级压一级”(区党委到地委、地委到县委)进行相关人事调配。同时主要听取湖南方面领导同志的报告指示,进行集训和学习。内容主要有:一、领会中央精神,继续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相关文件;二、每人发一册《入城政策汇编》以及湖南省地下党提供的《资料汇编》,着重了解和学习城市接管方针政策以及湖南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各阶层的思想动态等。

为期近一个月的巩县整训既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又明确了南下干部即将接管的目的地。南下干部虽对湖南新解放区工作感到情况复杂,但都积极分析形势,努力学习如何在新区开展工作和如何接收、管理、建设城市等各项方针政策及斗争策略。

(三)湖北武汉学习整编阶段

1949年6月,为尽快配合大军入湘,中原局指示长沙地委干部先行一步。由此,南下长沙地委取道陇海、津浦路,在浦口渡江后由南京乘船逆流而上,于6月15日抵达武汉。同一天南下湖南省委在武汉宣布湖南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名单,并对省委及省政府部门负责人进行调整。武汉是接管湖南之前的最后一站,南下长沙地委机关经停武汉待命期间,湖南省委将湘潭、株洲划归长沙地委管辖。长沙地委开始系统着手接管长沙地区的前期准备工作。

7月5日,南下湖南省委在汉口召开干部大会,对即将入湘的南下干部进行动员和整训。王首道在会上作《关于开展新区工作任务》的报告,就相关政策和湖南形势及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导,以期在政治和思想上武装南下干部,明确任务,掌握政策,统一步调。南下长沙地委干部在听取学习湖南省形势报告,以及有关新区工作的接管方针和工作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进入湖南后“建立政权、筹粮支前、剿匪安民、恢复生产等基本任务,确定了利用保甲制度,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扩大干部队伍,开展清剿反霸等三大政策”。此外长沙地委所属各县委也着手展开社会调查以了解各县情况。

7月中旬,伴随着长沙专区各县的陆续和平解放,为尽快开展工作,长沙地委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是由书记武光带领地委机关和岳阳、临湘、湘阴的干部沿粤汉铁路南下;一路由副书记罗其南带领平江、浏阳、醴陵、长沙、湘潭的干部,在湖北通城附近下车,沿公路前进。长沙地委采取每解放一个县就接管一个县的办法,尤其是湘北门户岳阳的解放,为南进、西进的大军和南下干部打开了通道。长沙地委和长沙专员公署作为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立即进驻岳阳县,分别于7月23日和25日对外宣告成立,公开办公。专署机关内设秘书室、工商科、民政科、教育科、财粮科、司法科、建设科、公安处等组成机构。翌日,公布了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区行政专员公署布告:

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区行政专员公署布告

奉令成立长沙区行政专员公署及启印等

秘字第壹号

为布告事:顷奉湖南省人民政府转奉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令:“湘北大部已获解放,兹成立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区行政专员公署,辖长沙、湘潭、醴陵、浏阳、平江、湘阴、岳阳、临湘等县。委任张干承为专员,樊雨生为副专员”。等因奉此,干承等已于七月廿五日到职启印视事。除呈报湖南省人民政府外,合亟布告周知。

此布

专员 张干承

副专员 樊雨生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廿六日

至此,长沙地委正式组成由武光、罗其南、赵鹏飞、张干承、陈宗坤、陈志彬为核心的地委常委。省委委员武光担任地委书记,罗其南任副书记,赵鹏飞任组织部部长,张干承任专员,陈宗坤任军分区司令员。至1949年8月湘潭县解放之后,长沙地委和专署机关于当年8月29日由岳阳县迁往湘潭县城关区。9月随着长沙军分区机关的迁入,湘潭县成为长沙专区党政机关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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