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开启的调查研究之风的现实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面对复杂局面和极度困难的情况，毛泽东作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100多年历程看，中国共产党依靠调查研究、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路走来，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局面。今天，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习近平在传承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发出“必须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这说明，调查研究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对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从毛泽东开启的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之风的视角观察，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

中国共产党有着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是靠调查研究立足、靠调查研究吃饭的政党。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开启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起，毛泽东就积极倡导并亲自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开创了许多典型的调查方法，写下了众多调查报告，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判断，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结论。

早在1921年春夏之际，毛泽东就与同学沿洞庭湖到各地考察学校教育，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写了系列调查通讯。建党之后，他随时随地作过众多有关工厂和农村的考察，特别是专门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问题的调查，写出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的调查报告，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这些调查和分析，对于后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选择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仅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农村专门作过十几个系统调查来看，这些调查结果，既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材料、为作出决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带动了党内调查研究风气的形成。仅从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的7篇调查报告来看，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报告的内容也特色鲜明。

目前所见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最早的一份关于农村问题的调查报告，是1926年写作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里面详细列举了中国佃农的生产生活状况，并分析了“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他剖析旧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佃农的悲惨生活是极其普遍现象。

《寻乌调查》，记录了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活动，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毛泽东对寻乌调查“下大力气”，作了很大规模的城镇调查，实事求是地探索了解中国的城镇商业和各行各业情况，也分析了其中的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情况。

《兴国调查》，毛泽东开始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了解中国农村，历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点。因此他在江西的兴国县永丰区农村作了一次“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的农村调查，“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

《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简略所作的一个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是毛泽东从峡江到吉安布置撤退留宿东塘时在行军途中作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实际情形完全不同，有很大的出入。

《木口村调查》，是毛泽东作过的最为简短的一次调查。1930年11月21日，毛泽东和古柏、谢维俊等人途经吉水县，在吉水县木口村落脚并享用午饭，在这短暂的时间中他作了一次专题调查，目的是调查了解“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且在《木村口调查》中有所收获，例如中农“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等。

《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1933年11月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所作的两个调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有了不同的理解，他们开始了管理国家的探索。政府管理、政权运转的模式需要进一步创新并结合中国实际，在这一基础上，毛泽东尝试找寻一些典型经验用以推广基层的好做法，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应运而生。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调查笔录风格不同、形式多样、写法灵活，但均是针对时下问题所进行的真调查、真研究，他在这一系列报告中形成了适合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调查研究的独特的、新颖的方式方法。

（一）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方式，观一点而知全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是毛泽东早期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例如，毛泽东在进行《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的调查研究时，找来自己家乡的壮年佃农张连初，通过了解张连初的基本情况、生活习惯，来详细分析他家里包括食粮、猪油、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以及包括田收、喂猪、冬季或砍柴、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通过分析这些翔实的家庭情况，毛泽东得知：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这户佃农的收入每年仅有147元7角2分。由此毛泽东指出：中国佃农的苦难，“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二）短暂的专题调查方式，及时纠正政策和认识上的偏差。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及时采取专题性的临时调查，也是毛泽东常用的调查方法。在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和社会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特别情况，有时也会发现已有政策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或纠正认识偏差，毛泽东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作一些短暂的针对性极强的专题性调查。木口村调查，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次调查是在行军途中利用一次吃午饭的机会作的。在木口村调查中，毛泽东不仅调查了相关“成分”，还分别了解了木口村全村人员包括普通劳动力和村政府人员等的组成、结构情况。在这个只有200人的小村子，毛泽东逐一分析了村政府办事人员和所谓消灭了相关“反动派”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这个调查虽然规模很小，但针对性强，通过调查发现党的一些地方组织在掌握对待地主阶级的政策上可能存在的偏差和问题。

（三）大规模的系统性调查方式，详细摸底了解情况。对于一些重大的深层次问题，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毛泽东都尽量采取详尽、系统的大规模调查方式。寻乌调查，就是属于这一类。在寻乌，毛泽东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员十几人，从20多岁到60多岁，有杂货店主、职员、小商贩、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等职业，这些人中，有的“做过小生意”，有的“开过赌场”，有的“做过小学教师”。大多是贫农。调查报告中介绍了寻乌城的全貌，重点讲了“寻乌的商业”。里面所列各个行业的情况，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极为详细。为什么调查要如此细致？毛泽东道出了真实想法：“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为此毛泽东表示：“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毛泽东认为自己到了寻乌，才有了这样的机会，“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对于这样的机会，他不仅自己表示“不胜欢喜”，而且提请党内同志注意，“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

（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避免材料报告的“一叶障目”。这一调查方式，是毛泽东在各种调查中多次强调且付诸行动的重要调查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能够针对问题进行合理解决，还能避免仅仅是通过看材料报告所造成的“一叶障目”的问题，真正做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从实际出发和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如果仅限于看材料，依赖别人的调查结果和报告，是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也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具体生动的现实情况、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的。他曾特别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多次倡导调查研究工作时，毛泽东都强调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他告诫党内同志：“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五）研究总结典型经验的调查方式，把基层好的做法向更大的区域推广。善于发现、总结并推广基层工作中创造的鲜活经验，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最常用的一种调查方法。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就属于这一类。在作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发现，在苏区工作中，往往党的任务是提出了、许多工作计划也发布了，但在怎样动员群众去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方面，却出现偏差。“现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阻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如何解决？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除了早期的这些调查外，毛泽东后来还亲自倡导并主持过一系列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比如：延安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期关于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活动、1956年召开中共七大前的调查研究活动、1961年总结“大跃进”失误而倡导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的调查研究活动等。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础，而且把调查研究当作各级干部必须练就的基本功。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他就提出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体会论断；在党较为成熟的延安时期，他告诫全党“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他又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等著名口号。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亲自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分别作了大量的专题性和系统性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调查研究的著名论断，并分别形成了一系列有关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撰写的调查报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调查研究一路走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复杂环境，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深刻道理。

二、奠定了通过调查研究“多谋善断”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中国共产党是靠调查研究谋划工作、应对风险挑战并取得成功的政党。在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基础上多谋善断、上下谋划、推动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取胜之道、成事之道。

勤于调查研究、长于多谋善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推动工作的一大特点。毛泽东曾经说过：“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这里点明了调查研究对于我们谋事和成事的极端重要性。

（一）谋之于“一把手”。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来多谋善断，这是毛泽东对党内各级“一把手”提出的要求，强调的是“一把手”亲自到第一线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