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相持阶段的红色秘密交通线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把运用历史经验和创造新经验结合起来，适应国共合作的新情况，以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延续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建设，顺利完成物资转运、情报指令传达、干部撤退与疏散等任务，在团结中间人士、建立巩固统一战线、坚持党的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抗战相持阶段相关史料，深入分析红色秘密交通线建设的实践过程，进一步探讨其对统一战线建设和巩固的重要作用。

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开辟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内秘密交通工作。进入抗战相持阶段，面对外敌入侵、国内“围剿”斗争四起的政治、经济、军事大环境变化，中央交通局结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设的经验，开辟以重要战略要地为中心、纵横交错的秘密交通网络，沟通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各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络。

（一）日本侵占南北交通线，进一步阻断中共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受制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被大范围牵制，侵华目标发生了明显转变。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诱降”国民党，在军事布局上集中精锐兵力和伪军部队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进行猛烈攻击，摧毁纵贯南北的公开交通线，企图截断中共中央与各敌后革命根据地的联系，阻断物资补给转运。1937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遭叛徒出卖，被日军摧毁。1938年10月，日军一路南下，先后占据武汉、广州，切断了长江局开辟的以武汉为中心的交通线，中共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一度陷于中断。1940年，中国西南交通线被切断，海外物资无法进入内陆，大后方补给陷入困境。不仅如此，日军还瞄准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将广东视为牵制英国在港利益以及遏制华南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壮大的有效途径，先后轰炸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和沿线各站，并对沿线郊区工厂进行轰炸，致使南部方向的海外援助物资运输陷入绝境。

在日军的强势进攻下，公开的南北交通线被彻底切断，通过地下交通线进行的物资转运、情报传递被迫中断，党中央同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沟通南北往来，便利物资运输和干部输送，开辟新的交通运输线路，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国民党一再破坏抗战合作，阻碍交通线的正常运行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不断挑起反共磨擦。1938年武汉沦陷，由于军事上的惨败，国民党内部弥漫着悲观投降情绪，最终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1939年冬至1943年间，国民党先后发动3次反共高潮，军事上向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在其统治区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破坏团结抗战局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订“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将斗争矛头转向中国共产党。为遏制中共对外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的事实，国民党当局甚至派专人在各交通要道设置关卡。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颁布《西南公路党政会同防止反动暂行办法》，严令各地对未经其“审定之一切报章书刊概予以拒绝运输”，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由当地军警机关严密监视其行动，必要时予以逮捕，致使《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许多宣传抗战的进步书刊面临出版和运输困难。皖南事变发生后，交通线的运行更难以维系。南北交通沿线许多公开合法的交通站点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无情摧毁，负责东南、西南联络的贵阳交通站被查封，桂林办事处、韶关办事处被迫撤销。

国民党故意制造磨擦，对中共交通运输百般阻挠，致使掩护在公开合法机构下的交通站点暴露，交通线陷入瘫痪。中共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络几乎全线中断，宣传工作无法正常展开，秘密交通线的建设迫在眉睫。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看不见的生命线”积累了丰富建设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秘密交通线采取陆路与水路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部分交通站点沿用至抗日战争时期。陆路交通线通过派专职交通员往来于各交通站点之间而连接，交通员以各地公开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或者秘密交通站点为掩护，从事物资、情报传递等专门工作；水路则借助上海至香港轮船上海员中的党员或工会会员来传递信息、输送物资和护送干部。香港因其独特的位置，成为陆路与水路交通综合站点，逐渐成为华南地区的交通中心。早在1927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发布《交通处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在香港设立南方局总交通处。香港成为重点人士撤离的“中转站”，相当一部分人员撤离上海后，都是经由香港再转入华南地区。到1938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抗战局势变化，考虑恢复和重建秘密交通线时，第一时间沿用香港交通站作为海上联络中心，负责沿海及海外之联络，并且从桂林抽调部分交通员到香港工作。正是由于过往香港交通站在海陆运输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且具有良好的运营基础，才能够在1941年实施秘密大营救时，成为撤离广大中间人士的首选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制定的秘密交通线工作方法，为抗战相持阶段交通线的组织管理提供了科学指导。早前，为提高各秘密交通站点的隐蔽性，党中央专门统筹制定一套地下交通线工作对接方法。一是各秘密交通站仅对中央负责，各交通站只与所在地的党委书记一人联系，禁止与其他负责人发生关系，而且各地党委组织部部长也无权过问交通站具体工作内容。二是交通员只进行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向交叉关系。三是交通联络的工作方式采取自上而下、由下而上或者只上不下、只下不上的分片、分层的办法。四是不同站点可以利用组织家庭、开设店铺或者是利用社会关系作掩护。抗日战争时期沿用了这些严格方法用以指导各地交通站的建设，例如以广大华行、成昌商店等商铺作掩护，科学规划各交通站点交通员之间的通信时间与秘密通信方式，不安排有秘密交通工作任务的同志住有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住的招待所等，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交通站点的安全。

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建设实践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策略主要围绕发展统一战线、争取广泛合作而展开。进入抗战相持阶段，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建设策略以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紧紧围绕国共之间关系的变化而适时转变。

（一）以国共关系为导向，实现合作基础上的斗争

公开与秘密交通线相结合，巧妙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封锁。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因惧怕中共敌后力量发展壮大会威胁到自身利益，便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对其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进行全面封锁，构筑起严密封锁线。这不仅使往来于中共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物资、情报传递面临暴露的危险，还使中共对外进行抗战宣传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针对这一紧急情况，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一方面积极主动同国民党进行交涉，表明我们党团结抗战的意愿，另一方面组织“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一定程度的武装自卫斗争，以应对国民党的反共挑衅行为”①。其中，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专人建设驻陪都重庆、西南中心桂林、海外出口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公开合法的名义同国民党展开抗战合作。一方面利用公开交通线运送八路军、新四军所需作战物资，另一方面则在各办事处“内部设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管理秘密交通，与公开交通截然分开，另建秘密交通站，另辟秘密交通线”②。1939年初，八路军驻重庆、桂林、香港办事处全部建成后，在华南地区形成互相呼应的3个联络中心。加上“在贵阳建立了公开合法的交通站，嗣后衡阳办事处也改为交通站，再加上原有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互相衔接”③，贯通南北的公开交通线全面建成。以重庆、桂林、香港为代表，许多公开交通线的运输中心同时也是秘密交通线的集结点，物资、人员转运以公开交通站点为掩护而运作。

开拓舆论新阵地，揭露国民党“反共”事实。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公开发行的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事实的刊物进行全方位封锁。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以“内容反动，诋毁中央，诬蔑政府”为由，要求各级政府、党部检扣查禁中共创办的《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救国日报》《群众》周刊等宣传刊物，并专门下设“中央图书杂志密查委员会”，定期公布查禁清单。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受众面广、影响力大，是宣传正确抗战主张的有力武器，成为国民党重点查禁对象。面对出版社和报亭屡屡被强令查封的严峻形势，周恩来指出，“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④，必须抢占紧密联系党中央同人民群众的舆论阵地，指示《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顺应实际要求调整工作方式：“一要稳，就是‘不失立场’；二要活，就是‘不呆板，要巧妙’。”⑤另外要求各交通站点密切配合，甚至将报纸印刷点设在八路军办事处，尽最大努力保证报纸在国统区的流通。除此以外，中共中央南方局还利用香港相对自由的社会氛围，面向海外华侨受众，出版《新华日报社论集》，创办《华侨通讯》，编辑出版英文宣传册。通过香港连接海外的秘密交通线，向各国驻华使馆和外国媒体散发各类刊物，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成果，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以及国民党“溶共限共”事实，得到许多华人华侨乃至外籍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二）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方针，打击国民党的残酷封锁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是对红色秘密交通线交通员提出的工作要求，是指导红色秘密交通线建设的重要方针。面对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策略的持续推进，如何振奋消沉者的士气？怎样给迷路者指引方向？1940年，中共中央随即制定在国统区党组织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求工作人员耐得住埋伏的艰辛，等得起出头的时机。1941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认真总结白区革命斗争的经验后，“对国统区工作的中共党员进一步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要求”⑥。

根据“三勤”“三化”政策隐蔽下来的广大共产党员和交通员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深入国民政府、军队内部，对国民党军政要员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通过结交的“朋友”搜集重要情报，探知国民党对中共物资运输的封锁计划，及时转变策略，筹划新的运输路线；或者根据隐蔽“交友”积累的特殊关系，利用国民党内部运输部门或私人运输公司为掩护秘密转运物资，全程保障物资运输安全畅通。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有志青年利用公开合法团体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抗战宣传工作，努力争取国统区最广大群众的支持。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交通员在党委的指派下，常年往返于内陆与香港地区，负责联络广大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赢得广大华侨的支持。

（三）以统一战线为重点，争取最广泛的团结力量

成功实施香港秘密大营救，团结广大文化界人士。全民族抗战初期，何香凝、茅盾、柳亚子、胡绳、夏衍、邹韬奋等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人士在内地办刊物、写文章，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积极向各地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当国民党反动派蓄谋制造“皖南事变”被揭穿时，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联名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公开信，表示抗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邹韬奋、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联名发表《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这些抗日讨顽的檄文震动中外，引起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对重点文化人士的关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41年初，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先后将这批爱国文化人士撤离至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沦陷，大批身处香港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境遇十分危急。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即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中共广东省委，要在最短时间内想尽一切办法解救800多名被困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南方局几乎动用了大后方和东江游击区的全部交通力量，护送被营救人员从香港出发，分东、西两路转移。东路经东江游击区转上海至苏北解放区，西路经桂林到重庆，或转至延安，足迹遍及10多个省市，历时近200天，行程万里以上。这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进步知识分子的关怀，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保留大批文化精英、赢得国际支持作出重要贡献，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