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老一辈革命家这样过春节(上)

作者: 武文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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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往往意味着放假休闲、合家团聚,可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却大多意味着不停地忙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竭智尽心运筹帷幄领导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日理万机外出视察慰问、开会、处理党务国事等,永远是他们过春节的主基调,很少能休息下来。他们多是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昼夜操劳中度过春节的。

毛泽东:开大会为重提倡集体过年,家里年夜饭多是剩菜便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无数春节多在为实现国泰民安、蒸蒸日上而全心全意运筹建设伟业中度过,他堪称在忙碌工作中过春节的带头人。回顾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春节前后的工作点滴,足以令人敬佩他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呕心沥血的敬业与奉献精神。

1953年春节,毛泽东来到武汉,乘坐华东海军的长江舰开始了对长江中下游省市的视察。

2月14日大年初一下午4点,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马冠三即率长江舰和洛阳舰,从上海吴淞港码头起航前往武汉。

2月19日正月初六,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汉口陆军码头,这两舰的指战员在甲板上列队迎候毛泽东到来。毛泽东一行人健步从码头走上长江舰。他与水利专家一起研究了南水北调和长江三峡工程的问题,描绘未来愿景的两大工程建设在这个春节孕育。

毛泽东坐着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三天三夜乘风破浪,在每个停泊岸口,都邀请当地省市负责同志研究经济建设问题,规划长江流域建设宏图。他还关心水兵生活,与他们日夜交谈。他分析海防形势,为近代中国有海无防反思,为人民海军的建设集思广益。到达安徽安庆后,毛泽东在船舱里同安庆地委和市委领导交谈至深夜。

正月初九凌晨3点,毛泽东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岸后又视察了几艘海军军舰。2月24日正月十一,分别为南昌舰、黄河舰、广州舰欣然题了同样的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意味深长的题词穿透时空,今天看来依旧给人以居安思危的训诫与踔厉奋发的鼓舞。

毛泽东过春节夜以继日操劳国事,除外出视察和慰问外,忙于开会也是一大特色。

1957年1月30日除夕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开会,讨论1月29日彭真关于同铁托谈话情况向中共中央的电话汇报;2月1日正月初二下午,他仍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会议,听取彭真关于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情况的汇报。春节后的一天清晨,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座谈会,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等40余位党外人士受邀参加。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言:“临时决定把各位请来开会,主要谈矛盾问题。可能大家还都没吃早饭吧,这样,先吃碗肉末挂面,填饱肚子再开会。”受邀者未料到,毛泽东会用如此简便省事、饭菜合一的挂面来宴请他们。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经常晚上在颐年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因为时间过久,常委们脑力体力消耗大,难免感觉饥饿。每到此刻他总会体贴关怀地提议:“该吃碗肉末面条了。”大家便心领神会相视一笑。赶紧通知小厨房简单给每人做一碗。参会者拿到这碗热腾腾的面条就很随意地坐在沙发上吃起来,吃完又继续开会了。

眼下这一顿便餐集聚40多人,也同样是匆匆忙忙,一碗面条草草凑合填饱肚子。更何况颐年堂地方不大,摆40多把椅子已是很挤,无法再加桌子,只好个个端碗站着吃,气氛轻松愉快。仅用时10分钟就解决了,很契合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就多次提倡的反对铺张浪费的原则。有的说这是“继续着的延安精神”,亲切、简朴而又与众不同。

令人尤为感动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许多个春节期间,毛泽东身为领袖却过着和普通人生活水平一样的日子,和老百姓同甘共苦,硬是勒紧裤腰带搞出了原子弹,为新中国撑起“核保护伞”。

最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春节,当千家万户过节团聚,其乐融融吃饺子、放鞭炮时,毛泽东却一门心思忙着筹划和主持一次中央大会,并主张过个集体年。

1962年1月11日腊月初六至2月7日正月初三,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12年特别是最近4年以来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加强团结、纪律、民主集中制,鼓足干劲,做好工作,以确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战胜当前困难,他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会者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7000余人。因此这次大会通称“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一开场,以工作为重、大局为重的他就提议与会人员“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足见他的春节观是过节完全让位于工作的。

其中,1月29日下午,他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地委、省委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另外,还有几位中央的同志准备在大会上讲话,我也想讲几句。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不过,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一个矛盾。我看春节无关大局,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账,不打击,不报复。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在肯定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指出“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周恩来、邓小平也分别讲话,代表国务院、中央书记处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在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指出:“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全面调整起了积极作用。会后,中共中央于2月和5月相继召开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刘少奇指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主张。周恩来将陈云的意见概括为一副对联:“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横批:“综合平衡”。

即使难得在家过年,毛泽东的年夜饭也十分简单。中南海厨师康辉回忆说:“毛主席生活俭朴,要求简单,无论是元旦还是春节,他的家宴总是三荤两素一个汤,鲍参翅肚是没有的,他也不爱吃。一般一顿饭有个肉菜,有个素菜,够了。”他对工作人员脾气好,“发脾气也是冲干部发。饭里吃到沙子,他也不说话”。康辉回忆,毛泽东家同平常人家一样,年夜饭也包饺子,只比平时多几个荤菜,孩子们过来一起吃一顿。有一回康辉炒了盘花刀猪肚头,毛泽东吃完说:“不要让师傅费手弄什么刀功啊,有时间不如多看看书。一看雕得跟花儿似的,就知道很费事。”

三年困难时期,心忧百姓的毛泽东带头过紧日子,“约法三章”提出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与人民同甘共苦。他不仅主动降低自己伙食标准,还不准做肉菜。

有一年春节前,警卫李连成接到通知,要去学校补习文化了。10年相处二人都有些不舍。除夕这天,毛泽东邀李连成一起吃年夜饭。见李连成有些拘谨,他说:“大家一起过年嘛。中南海我毛泽东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嘛。”主席慈父般的关爱,温暖了警卫一辈子的心。

在他身边干了22年的厨师程汝明回忆说,即使是元旦、除夕,毛泽东对厨房也不会特别吩咐什么,程汝明只好多做几个主席平时爱吃的菜,以略示一下节日意味。程汝明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后毛泽东家唯一最奢侈的年夜饭,也仅多加了一道罗汉大虾菜品。倒是有几次除夕晚饭,毛泽东吩咐把中午的剩菜端上来。有一年除夕,他做了红烧肉、腊肉、苦瓜、辣椒圈、鱼头豆腐、盐水鸡、扒双菜和一小盆三鲜馅饺子,加上中午的剩菜,便是年夜饭了。

困难时期后的第一个春节,毛泽东仍旧勤俭过节,而且还不忘做统战工作。他在召开七千人大会之余,1月31日,抽一丁点空私人宴请溥仪,还请了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4位民主人士、社会名流、乡友作陪,吃的并非山珍海味,只有几碟常见的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主食是普通的大米饭、馒头。

先到场的4人入席后,毛泽东诙谐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大家莫名其妙面面相觑,他神秘说:“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大家更糊涂了。正在这时,一位高个子、50多岁的清瘦男人大大方方地走来。来者既不是国家领导人也并非报刊上常登载照片的著名人士。毛泽东迎上去握手,拉到身边坐下,笑说:“不认识吧?宣统皇帝嘛!不是大家的上司吗?”4人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随后谈笑风生间吃完这顿便宴。

1963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向章含之说:“我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早在1920年他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大笔银款。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只好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悉数交他。他将这笔钱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者,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这次,毛泽东要章含之转告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章士钊听后大笑:“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但父女俩并没把这事放心上。数日后,就收到毛泽东派秘书送来的2000元。

对此,章士钊嘱咐女儿:“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按其脾气不会收。故说是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

从1963年春节起,他每逢正月初二总派秘书给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1973年春节他说:“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利息就一直还下去。”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午夜时分仍不忘嘱咐“放点爆竹过新年”。当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响起时,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有一位在他身边工作过20余年的警卫回忆说:“主席的年过得很简单。他很少有时间出来娱乐。极喜欢看书,只要有时间就看很多书。过年对于他来说与平时没啥两样。”

“其身正,不令而行。”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感化和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党的事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周恩来:国计民生系于心,忙碌外交度新春

作为一位管理大国近30年的总理,周恩来事无巨细倾尽心血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更是从实际行动上尽到了极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日常埋头工作度春节外,他很多春节都是在繁忙纵横寰宇中度过的,连过春节都是牵挂人民群众为先,唯独不考虑自己。

在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后,他也随之赴苏,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于1950年2月14日腊月二十九,同苏方共同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月16日大年三十,他陪同毛泽东参加斯大林举行的盛大宴会;2月17日春节,他起草和毛泽东联名致刘少奇的电报,就土地改革有关问题作出批复。晚上6点陪同毛泽东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并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同毛泽东登上专列回国,进入国境时已是10天后的2月26日正月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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