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的力量

为了筹建新中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他开篇就讲，今后解决国民党这100多万军队的方式，不外乎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的方式解决;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式，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向这一部分军队暂时让步，以利于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例如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同时，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各级指战员尽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实现和平解放。

湖南省工委积极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推动湖南和平解放，并创造了和平解放的新模式——“长沙模式”。

中共湖南省工委对程潜、陈明仁作出正确分析和判断，着力争取他们走和平起义道路

争取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是否有可能，首先要详细了解他们过去和现在对待革命的态度，尤其是对待共产党的态度，进行综合分析和深刻研究，才能作出准确判断。

程潜是湖南醴陵人，在醴陵长大，在长沙求学，现在又回到湖南家乡做长官，可见其具有深厚的家乡情结。

程潜从青年时代起立志于反清救国，早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刚成立不久，就加入同盟会，成为国民党元老。他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及护国护法战争，一直得到孙中山的重用。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程潜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拥护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真诚地与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合作，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掩护了许多共产党人，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成为其军中骨干，对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潜力主抗日，并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38年10月，程潜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统辖北方第一、二、八、十战区及冀察战区、豫鲁战区、晋陕绥宁战区，辖陕、甘、宁、青等13个省。其间，他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抗日活动，释放了所辖各哨卡扣押的共产党“嫌疑犯”300余人。1940年5月，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等职，他坚持国共合作，常与周恩来、林伯渠等领导人取得联系，共同研究抗战形势。他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声望，掩护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程潜亲往毛泽东住处桂园拜访。毛泽东也回访并与程潜作了交谈，说到将来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时，希望他能够参加竞选“副总统”，成功后好主持和平。如果选不上，只要个湖南就好了。程潜很关心毛泽东的安全，怕国民党特务加害他，曾婉言提醒：此次毛主席亲自参加国共谈判，不顾及个人安危，深入虎穴，让人敬仰，只是重庆气候欠佳，不宜久留。1948年程潜竞选国民党“副总统”失败后，于7月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不能不说与毛泽东在重庆叙谈有关。

从程潜与蒋介石的关系来讲，二人之间是有矛盾的。1927年3月和1928年6月，程潜辛苦创建的第六军先后被蒋介石缴械、改编，他本人在1928年6月至1935年12月被蒋介石软禁，失去人身自由。1948年6月，蒋介石让他回湖南主政，一方面是为排除异己，另一方面是想利用他钳制桂系白崇禧集团。程潜回湖南后手中并无多少兵权，其部下大多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受白崇禧集团的压制。程潜两面受压，处境艰难。在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即将挥师南下之际，他不愿祸延家乡，想寻求新的出路。

中共湖南省工委对程潜的历史和情况认真研究后，认为争取程潜走和平起义道路的可能性较大。

与程潜相比较而言，陈明仁的情况有所不同。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党内一向以反共著称，尤其是1947年5月，他奉蒋介石之命，固守位于长春和沈阳之间的四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展开激烈战斗。固守四平，让陈明仁在国民党军中威望大增，但不久后他被蒋介石以“纵兵抢粮”罪撤职，改任总统府参军，赋闲南京。此时，他看到内战战火烧遍全国，同胞互相厮杀，蒋介石的统治愈发不得人心，自己也前程未卜，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开始动摇。而白崇禧趁机想利用陈明仁，起用他担任“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武汉警备司令官。1949年2月，又令陈明仁率军回湖南，兼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和长沙警备区司令。陈明仁心里明白，自己只不过是被白崇禧利用的工具，钳制程潜，他对自己的前途甚感渺茫。

陈明仁与程潜同为醴陵老乡，又是程潜早年举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学生，与程潜有着师生之谊，程潜的走向可能会影响陈明仁的选择。中共湖南省工委认为争取陈明仁和平起义也有可能性。

由此，中共湖南省工委把工作重点放在做程潜、陈明仁的工作上，争取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实现湖南和平解放。

中共湖南省工委精心挑选合适人选，加强对程潜、陈明仁的联系与沟通，使党组织及时了解他们的动态和想法

为了加强对程潜、陈明仁的统战工作，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策反小组，由中共地下党员、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任组长，中共地下党员涂西畴任副组长。

要争取程潜走和平起义道路，首先必须挑选合适人选接近、了解程潜，与之取得联系。湖南省工委首先想到的是被称为程潜军师的方叔章。他是长沙人，曾与程潜一同在日本留学，1938年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时，他任行营秘书长。1948年6月程潜回湖南主政，他任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可以说是程潜身边的人。方叔章思想进步，通过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与湖南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程潜回湖南后，湖南省工委首先委托方叔章做程潜的工作，方叔章与程潜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对程潜说：“颂公（程潜字颂云），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是去美国，还是去香港、台湾？”程潜说：“我总不能投降呀！”方叔章顺势说：“你说不能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

与方叔章对话后，程潜的思想有了一定转变，他采取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积极措施，如限租护佃，撤销反共组织“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解散各种帮会组织，对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

1948年11月19日，经余志宏安排，由方叔章出面，在湖南大学附近的桃子湖家中宴请宾客，出席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又为中共长沙特支党员），接近程潜的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说是便宴，实则是谈论时局，话题只有一个：湖南怎么办？程潜怎么办？当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大家认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发动内战，政治日趋腐败，人心尽丧，和共产党打仗注定要失败。李达直率地说：程颂云应当保卫湖南的和平（意即湖南实现和平解放）;蒋介石不会有兵到湖南来，白崇禧在华中可能还要打，从武汉后退到湖南有一个时期的停留，要注意对付白崇禧;颂公要善于自处。李达这三句话实际上回答了湖南怎么办和程潜怎么办的问题。

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将这次家宴上的谈话情况详细地报告给了程潜，程潜受到很大触动：“本来就是他（李达）说的这样，现在没有别的什么路子好走了。”

为了做好程潜的工作，湖南省工委想到了第二个人选，那就是其族弟程星龄。程星龄曾被蒋介石怀疑是共产党员，于1945年7月被拘捕，软禁在台湾，直到1947年才被程潜保释出来。湖南省工委通过地下党组织与程星龄取得联系后，想请他回湖南做程潜的工作，程星龄慨然应允，于1948年8月回到长沙，程潜任命他担任湖南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

程星龄回到长沙后，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和余志宏多次与他见面，共同商讨如何做程潜的工作。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以及军事集团，在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1月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就中共八项条件打电话向程潜征询意见，程潜表示有7条可以接受，并主张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唯对“惩办战争罪犯”一条持有顾虑。因为其中所列43名战犯中第26名便是程潜。他对毛泽东的声明既赞成，又有顾虑，找来程星龄说：“我是下决心走和平道路的，你可以告诉中共地下党，我同意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只希望不被当成战犯惩办，幸保余生，以终余年就行了。”

对于程潜的顾虑，程星龄立即向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作了汇报。周里要他转告湖南省工委的意见：鉴于程潜过去反对过蒋介石，在北伐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又是拥护国共合作的，来湖南任主席后也有一些开明措施，这都是人民拥护的。我们欢迎他走和平道路，决不会把他看成战犯。希望程潜在湖南军政高级人员中多做主和的工作。程潜得知省工委的意见，心里踏实了一些，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和平起义的措施。

194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宣布：“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根据这项指示，湖南省工委又通过程星龄写信给思想比较进步的程潜之子程博洪，请他回来做程潜的工作。经过父子促膝谈心，程潜逐步相信共产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

在做程潜工作的同时，湖南省工委也做陈明仁的工作，首先考虑选派李君九去做陈明仁的工作。李君九是陈明仁最信任的僚属和挚友，抗战胜利后任台湾长官公署专员。1949年4月中旬，湖南省工委通过李君九好友、中共地下党员李石静和第一兵团司令部经理处长温汰沫，急电催促李君九返湘。受湖南省工委委托，4月21日晚李君九会见陈明仁，讲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搬迁台湾的混乱状况，同时传达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逐步打消了陈明仁的一些顾虑。陈明仁说：“我原打算把家眷送往台湾，请你照顾，现在只好作罢了。”李君九趁机又劝告他把家属安置在长沙，以稳定民心。

湖南省工委还请其胞弟陈明信去做陈明仁的工作。陈明信曾任陈明仁所在国民党第七十一军人力输送团团长，1947年5月参加四平战役，被俘虏。他受到优待，并受到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的接见。李立三与陈明仁、陈明信兄弟均为醴陵人，他与陈明信长谈，委托陈明信去做陈明仁的工作，不要再打内战了。陈明仁这次回湖南后，湖南省工委请陈明信以他自己受到解放军优待的事例现身说法，让陈明仁相信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优待政策，以此劝他走和平起义道路。

程潜也不断给陈明仁以启发，暗示自己有与共产党合作、实现湖南局部和平的意愿，使陈明仁的意愿逐渐朝着自己的意愿靠拢。最终，陈明仁拿出蒋介石命令他监视程潜的手令，向程潜表示，愿意听从他的领导，拥护和平主张。程潜与陈明仁的关系从此发生变化，两人站在一起，互相依靠。

1949年5月，由余志宏代表湖南省工委负责人、程星龄代表程潜、李君九代表陈明仁，经协商成立了三人小组，商谈和平起义事宜。

中共湖南省工委号召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策反工作，造成湖南和平解放的浓厚氛围

在加强对程潜、陈明仁做工作的同时，湖南省工委和全省各级党组织展开全面的统战策反工作，争取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人士走和平道路。在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的斗争中，湖南省工委始终坚持发动湖南人民，首先是发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农村，开展“抗征兵、抗征粮、抗征税”的三抗斗争;在城市，发动以“反对假和平，争取真和平”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尤其组织进步教师和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大造和平声势。同时，广泛争取和推动湖南工、商、文、教、卫、新闻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和平运动。

加强对国民党军警宪特中层人员的统战策反工作，是湖南全省统战策反促和平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在湘的国民党军官中，不少有识之士都在寻找出路。根据这种情况，湖南省工委决定在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中搞策反，首先是争取思想倾向进步的驻长沙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一区铁道军运部副指挥长陈采夫，组织成立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以下简称“民促社”），作为反对内战、拥护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军官的进步组织。陈采夫具有爱国思想，到解放战争时期其思想倾向进步，力主湖南实现和平解放。湖南省工委通过民促社进行各种策反工作，促使许多爱国军人追随程潜、陈明仁起义。后又通过做工作，让陈采夫担任常德专员兼保安司令，在常德地区发展民促社成员，在中共湘西工委领导下建立游击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