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葆清正本色的彭真

彭真一生坚守初心，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身居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却从不以权谋私，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全身心投入祖国的建设大业。身上集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大志、淡泊名利，用尽毕生心血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初心使命和清正本色。

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彭真认真领会和践行毛泽东实事求是哲学思想的精髓，即“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的观点，身体力行地做了一辈子。

1937年，彭真到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会议期间，毛泽东的一段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指出，看问题，第一要客观，不要主观；第二要全面，不要片面；第三要看本质，不要只看现象。只要客观、全面、本质地看问题，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党内许多问题就好解决了。1941年冬，时任中央党校教育长的彭真问毛泽东：党校是不是应该有个校训？毛泽东说：“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彭真根据这个校训，制定了党校的办校方针：“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从此，实事求是成为彭真在革命活动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方针。

北平入城式是全国解放军的入城式，接管北平具有新中国奠基礼的意义。对于如何接管，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都给予细致指导，并一再叮嘱。1949年2月1日，入城式开始之际，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对接管干部讲话，他铿锵有力地说：“我们作风要实事求是、老实朴素……要以劳动生产者的作风改造北平，不许贴条子占房，谁抢的话，送回石家庄。”

在上述指令指导下，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其他接管守则，秋毫无犯，给阅尽“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北平各阶层人士以耳目一新感觉。这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进北平的“劫收”形成鲜明对比。

4月中旬，北平接管工作大体完成，市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彭真在会上强调，革命的参谋部、司令部就是共产党，能领导革命，能粉碎国民党统治的，只有共产党。要把北平搞好，首先就要把党搞好。否则，一切事情都搞不好。随后，中共北平市委决定公开全市各工厂、学校、机关的党支部和党员名单，以加强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这与国民党在北平自始至终从未公开，也形成鲜明对比。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彭真更加繁忙起来，因北京是全国的心脏所在，其形象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至关重要，马虎不得。

1949年12月，彭真在北京市文艺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在提到旧戏改造问题时，他要求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比如，旧戏中有反动内容的要禁演，内容有毛病的要改造，但改造前要不要禁演呢？针对这一情况，彭真实事求是地指出：“我看不应该。因为有许多演员就是靠那么多戏吃饭的，把那些戏一禁演，就打了人家的饭碗，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我们吃的是供给制，禁不禁，反正有饭吃，如果那么多的戏都禁演了，人家的生活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面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课题，彭真强调：“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实际中找出它的规律，再拿到实际中去解决问题。”他非常支持党员干部开展理论学习，在《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一文中，他指出：“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理论水平。”

1952年春，北京市委召开研究“三反”“五反”会议。会后的一点空隙他都不放过，同记者王敬认真谈起如何搞好采访工作的问题。他打比方说：“你看过老鹰抓小鸡吗？老鹰不是瞎撞乱碰就能把小鸡抓住，而是先在天空盘旋飞翔，发现地面上的小鸡，看准了就唰地飞了下来，抓起小鸡腾空而起。老鹰盘旋飞翔，是在做调查研究，看准目标一下抓住。记者的工作方法，要学老鹰抓小鸡，先做好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典型事情或问题就要深入下去抓住不放，直到采写成功。”王敬信服地点头并铭记于心。彭真还形象生动地循循善诱道：“你们写的新闻，就像棉花一样，占的地方很大。一斤铁块，体积小，你挤不出它有什么空气和水分。一斤棉花，放在那里一大堆，用手一挤，多数是空气，虚的。新闻要写实的，文字要精炼，要学会写铁块式的短新闻，反对棉花式的长新闻。”

这段精思妙语比喻贴切，耐人品味，不仅指出记者要深入实际的工作原则，而且巧妙教给新闻工作者具体工作方法。彭真闪光的学识智慧和领导才能尽现其中。

1958年，全国在“大跃进”形势下到处放卫星。北京市也在天坛公园召开万人大会，为“大跃进”造势。会上，彭真也表示，我们亩产小麦要超过1000斤。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平均亩产只有二三百斤。

求真，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掌握真实情况。于是，彭真经过深入调研，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指示纠正，并坦诚地告诉大家，他讲的指标不算数，定的指标高了，要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重新确定指标。

1959年，“大跃进”运动影响下农业生产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下滑；1960年又遭受百年不遇的灾害，占总耕地一半以上的农田受灾，由此城乡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严峻的形势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正确判断客观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国民经济调整政策。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其中提议：“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在随后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他再次就调研发表讲话，并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为贯彻毛泽东“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示，解决前所未有的困难，一场大规模的调研活动在全国开展起来。这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际情况。其中，四五月间，邓小平和彭真带5个调研组到京郊顺义县和怀柔县的农村，分别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进行调查。在临行前的一次会议上彭真强调，到农村调查，主要是研究解决两个平均主义和改变作风问题，不是代替基层干部工作，要采取做小学生的态度。

围绕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等方面的问题，邓小平以顺义县为主、彭真以怀柔县为主召开县委书记回避的基层座谈会，进行实地调查、入户访问，直接听取群众意见。在此基础上，彭真在怀柔县先后主持北京市委召开的基层座谈会、怀柔县（区）委书记座谈会、到该县一渡河大队、梭草大队调查并主持召开北京市郊区10个县（区）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等，听取调整人民公社社队规模及解决平均主义问题、食堂和供给制问题等情况汇报，组织与会人员进行讨论，最后他针对座谈会上反映的问题，综合判断并给出问题解决的指导性意见。5月4日，彭真和邓小平在顺义县听取中央5个调查组、北京市委调查组刘仁、李琪和各县（区）委书记汇报调查情况，主要针对供给制和食堂等问题集思广益商讨总结；5月7日，在顺义县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市郊的县（区）委书记列席会议，讨论调整人民公社各项政策问题；5月8日，召开怀柔县一渡河村、范各庄、西三村、长园和北宅等生产队队长和社队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有关政策的意见；5月10日，又同邓小平到密云县调查荒山所有制和加快绿化等问题。

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结束后，彭真和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汇报调查情况，并就调整社队规模、公共食堂、家庭副业等提出改进意见。

5月13日，这封信被毛泽东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在多年工作实践中，彭真非常注意调查研究和集思广益。他说：“我国历史上有一句话，叫作‘多谋善断’。多谋，就是要发扬民主，把各种意见提出来。多谋是基础，各种意见提出来了，经过比较，才谈得上集思广益，才有可能善断。”他强调，要鼓励大家讲不同意见，敢于争鸣；任何工作都不能搞一言堂，不然的话，是要出乱子的。他要求各级干部要以平等的身份和态度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交朋友，要求每个部门和每个负责干部至少直接联系一个工厂、农村或者学校等基层组织，经常听一听来自群众的意见。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和许多工厂、农村的劳动模范，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作家、教授、医生交了朋友。

在领导立法工作中，彭真也一直恪守立法必须听取群众意见的原则。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工厂法、合同法的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召集并组织各部委副部长、司局长，到16个省（市）广泛调查。1985年初，国务院起草工业企业法草案后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因当时对工厂企业的领导体制问题意见不一致，彭真又扑下身子开始调研工厂企业体制改革问题，亲赴南方和东北许多省（市）调查走访，多方听取群众意见。

1986年初，国务院又将《企业破产法》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时工业企业法的许多问题尚未理清，意见还不一致，许多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不同意。他们认为，没有母亲，哪有儿子？企业破产后职工怎么办？当时中央电视台直播全国人大联组会讨论情况，代表们争论很激烈，这是电视台首次直播最高权力机关审议立法的实况。

彭真对破产法的审议十分关注。他在写给王汉斌并陈丕显、彭冲的一封信中说：破产法关系到各种经济单位负责人、职工及债权人债务人等切身利益，各方面意见这样不一致，反映这样强烈，这是近年立法过程中少有的。这点必须足够重视。通过、颁布这样一个法，要大体能解决有关问题。不能颁布一个在常委会审议过程中还议论纷纷、未能真正统一认识、带着许多漏洞或自己无大把握的法律下去，那样可能引起有关单位经济秩序和职工情绪的混乱。严肃立法是严肃执法的前提，他提议：在小组、联组讨论时，先讨论审议其他法案，最后集中几天时间深入讨论破产法，然后再定案；同时汇集印发人大常委、中央有关部门和企业的意见供大家参考，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统一认识。

1986年12月，充分讨论和进一步修改后，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企业破产法（试行）》，并在附则中规定：“本法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满三个月之日起试行。试行的具体部署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体会议上修订通过。

彭真认为，立法是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原则，立法的立场是为人民。他指出，制定法律必须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既要找原告又要找被告，不能只反映一方意见。

一有机会就去全国各地走走看看的彭真，在总结历史、结合实践、深思熟虑中，一再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二者是统一的。要做到实事求是，一个人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是不行的，必须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践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经过反复比较，集思广益。

1984年，80多岁高龄的彭真在天津一线考察时指出，国家的委员长也好，党的市委书记也好，都是一名共产党员，千万别忘了自己对党应尽的义务。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经常与最基层的工人党员、农民党员、知识分子党员一起促膝谈心，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与他们一起讨论党的工作，虚心地听听他们的意见、批评和建议，这是事关党的风气的大问题，应当形成一种风气！”

这些注重调研、知错即改的态度和作风，充分表现了彭真作为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清廉律己，绝不搞特殊

彭真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子女和亲属，同样不允许有特权思想，不能搞特殊化。

彭真在山西老家有2个兄弟、5个妹妹，侄子、外甥众多，但他从未利用职权给他们谋取过福利。一次，老家亲戚到北京找他，想让给山西侯马市领导写封信安排儿子工作，彭真打断他的话说：“我的委员长是给全国人民当的，不是给咱家当的，你回去后给孩子们讲清楚，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不能依靠别人。咱们是革命家庭，我不能带这个头。”

1961年12月，彭真回山西调研。一路上他再三强调要轻车简从，不准搞浩浩荡荡成群结队的迎送，说这样会脱离群众。当时，省里为搞好接待派来几辆小轿车，彭真知道后只准留下两辆车，不让更多的人去接他。出于安全考虑，除随行保卫人员外，省、地、市还组织民兵和武装部人员，负责夜间在外围巡逻保卫。这些均瞒着彭真，因大家明白如果他知道了是绝对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