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渠道研究

【摘 要】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即在敌后战场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并在与日伪顽军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壮大。全面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为获得部队发展所需武器装备，付出了巨大努力。从与日伪军、国民党军及与民众互动等角度梳理相关史实，能较为明晰完整地呈现这一艰难的过程。而来自香港的有力支援，则表明地缘环境是考察中共华南革命不容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武器装备；民众武装；香港

【中图分类号】K26；D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1-0089-11

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广东后，广东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部署，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是年12月，由曾生任队长的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1939年1月，由王作尧任队长的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东莞成立。以曾生、王作尧两部为主体的东江游击队初创时，人数200多人，装备长短枪仅有百余支。至1945年6月，东江纵队增长至1万人左右，装备长短枪、轻重机枪约4400支。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根据地狭小局促、与敌占区犬牙交错，生存环境极为艰难。在缺少人员、武器及组织基础的条件下，东江游击队是如何获取枪支并不断扩大部队的装备呢？

学界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的武器来源已有诸多研究，但关于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的研究则尚付阙如。有学者梳理了1940—1943年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历程，对其初创时武器来源渠道有所论及但未能作更为全面深入的考察。本文在尽可能充分结合史料的基础上探讨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的枪支来源渠道，重点从与日伪军、国民党军及民众互动的角度，梳理东江游击队获取枪支的过程，以此管窥中共领导华南敌后抗战的艰辛历程，深化对抗战时期中共敌后建军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同日伪作战缴获

东江游击队初建时，就面临着武器缺乏的困境。此后随着部队人员扩充，武器匮乏问题更为严峻。1939年底，曾生部发展至450人，但仅有步枪短枪250支，轻重机枪4挺。1942年，曾、王两部发展至1100人，而“枪不及半”。弹药的缺乏也极为严重。1940年2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向中共中央报告时称：“弹药的问题是未来的致命伤，无法解决，每支枪只有七八十发子弹。”因弹药匮乏，部队干部在进行射击训练时，“每人只能打三发子弹，跪射、立射、卧射各打一发子弹，机枪班则每人点射三发子弹。”

与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可以通过国民政府拨发获取武器弹药不同，1939年四五月间，曾生、王作尧两部虽已取得国民党军番号，但国民党东江当局不仅不提供粮饷、武器，还限制人数和活动范围，使其发展严重受限。为解决武器不足问题，东江游击队试图通过香港地区购买枪支。廖承志专门就此事与港英政府谈判，但最终徒劳无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东江游击队于1939年至1941年间，先后在坪山、宝安成立两间小型修械所，用以修理破损枪械和制造枪支子弹。然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修械所不仅设备简陋，缺少原材料，生产环境也极不稳定，“只能设在根据地较小的山村，或在大山沟里盖几个小草棚”。日伪和国民党军在进攻根据地时，常把修械所作为重点攻击的目标之一，故修械所被迫先后辗转多地，甚至被迫停产。

自身军工生产能力薄弱，又无途径购买，这促使东江游击队不得不选择通过战斗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曾生就指出：“至于武器装备，总队要求各部队多打干净利索的歼灭战，多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东江游击队作战缴获的主要对象是日伪军。在东移海陆丰之前，游击队已经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打击日伪军。1939年9月，王作尧率部夜袭驻防葵涌的日军，缴获了一批弹药。1940年8月，曾生、王作尧两部重返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军事经验比较缺乏，在与日伪军交战初期，因“伪军战斗力甚脆弱”东江游击队几乎每战必胜，“乃做成了经常使用主力，企图将敌包围歼灭”，以致“每战起来必激战终日”。因“往往得到预期的胜利”，这个时期“硬战精神更发展起来”，变成了“以后对敌寇也打硬仗”，“每次的战斗部署都在远距离开始射击，在战斗中不留预备队，忽视了突然性和白刃战”，以致“既没有缴获，人员和武器又遭受损失”。1941年5月，东江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三中队在与伪军刘发如部的三次交战中，共消耗子弹2300多发，手榴弹12枚，仅毙伤敌40余人，缴获枪20支，“这是得不偿失的战斗”。战斗应以保存和发展有生力量为原则，不能以损害自身生存为代价，现实的境遇要求部队在战术上必须有所改变。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为“围剿”东江抗日根据地，日军在东莞、宝安地区采取严密措施，强迫百姓在广九铁路沿线构筑碉堡，以封杀部队的行动空间，东江游击队总队部和第五大队的活动范围“一直被压至珠江边”。

面对危局，东江游击队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策略。1943年6月，王作尧指出，游击战应是消灭敌人而不是消耗敌人，“这个消灭是分散的消灭，就是在战斗的部署上是歼灭战，堆积许多小的歼灭战”。在我军兵力少、火力弱的情况下，游击队要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迅速展开、猛烈突击，“在运动当中，休息时候，没有准备的时候，这些时候敌人的火力无法展开”，以尽可能限制敌人发挥武器装备的优势。因此，我军的主要战术“应该是伏击和袭击，尤其伏击应成为主要的战术”。王作尧不宜打消耗战的指示，使东江游击队迅速统一思想，明确作战思路，此后伏击、夜袭等成为游击队最主要的战术，如中山义勇大队“在要地设置监视哨，一发现日军讨伐队就将其引入伏击圈实施伏击”。东江游击队开始由打消耗战转变为打歼灭战。

需要指出的是，若要在伏击、夜袭战中最大程度上歼灭敌人，东江游击队迫切需要近战大威力武器。经过周伯明等人的努力，游击队通过港九大队获得了英军遗留下来的水雷（从中提取出TNT炸药）和地雷，经过多次实验，成功制作出炸药包，并改进了地雷引爆方法。武器技术的改善带来了战术上的改变，东江游击队的袭击战术由奇袭发展为强袭，取得了不少有一定武器缴获而自身损失较少的胜利。

1943年5月2日，东江游击队珠江队夜袭伪军据点福永炮楼，首次使用炸药一举破楼，仅用1名战士负伤的代价，毙敌30多人，缴获机枪6挺，步枪40余支。福永爆破战成功的经验，迅速传遍整个部队，伪军据点接二连三被东江游击队的爆破战术摧毁。1943年5月26日，珠江队夜袭宝太线伪军重要据点沙井，用两名战士伤亡的代价，歼灭伪军一个连和一个通信排，缴获各类枪60多支。7月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强袭东莞篁村，全歼伪军一个连，自身未损失一支枪，缴获各类枪支近100支。1944年2月13日，东江纵队第五大队袭击霄边，全歼伪军一个重机枪连，自身未损失一支枪，缴获轻重机枪3挺，长短枪40余支。5月，第五大队三次袭击东莞厚街，全歼伪军一个连，缴获轻机枪8挺，长短枪120余支。12月，东江纵队第三支队第四次攻打沙井伪军，仅用两名战士牺牲代价，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75支。

爆破战术使伪军闻风丧胆，民兵甚至“用破布包着泥块的假炸药包”，也使炮楼里的伪军“乖乖交了枪”。不过，作为新自造武器，部队在具体操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1944年11月，惠阳大队在攻打丹竹头伪军据点时，因炸药用量过大，导致突击队员被震晕，进攻失败。同年12月，在井水龙村战斗中，部队攻坚时因使用炸药过多，致使全楼损坏，劳而无获。更有士兵在战斗时，试图以爆破代替肉搏，对此，东江纵队司令部提出严厉批评：“把希望寄托于爆破，或受阻碍便停止不动，而展开漫无目的‘大战’，或一受射击便不敢冲锋，这些现象都把刺刀变成了钢铁，把我们战斗寄托于脱离现实的幻想。”尽管存在上述不足，随着爆破技术的使用，东江游击队将莞太线伪军一扫而清，完全控制了广九路以西的东莞、宝安地区，并建立了东宝行政督导处等民主政权，有力促进了部队的发展。

相较日军，伪军由于装备较差、训练不足、军纪松弛、补给缺乏、士气不振等原因，是十足的“软柿子”，第五大队指出“一般的伪军编制、武器给养及战斗力非常之差”，区、县警备队与警察等地方伪军战斗力更加不堪。惠阳大队在向总队汇报时亦表达了近似看法：“（伪警）士兵生活腐化，待遇不好，战斗力非常薄弱。”因此，东江游击队在打击伪军的战斗中往往能获得更大战果。1943年11月，随着广九铁路沿线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退出广九路以西地区，日伪军更加重视打击东江游击队，中共文件谈道：“敌、伪、顽层层勾结，配合进攻的事实，比以前更为显著了。”1944年上半年，东江纵队东莞大队与敌伪交战25次，其中伪军20次，缴获轻重机枪2挺，各类枪支130余支，自身损失各类枪支29支；第五大队与敌伪交战17次，其中伪军13次，缴获轻重机枪3挺，各类枪支135支，自身仅损失各类枪支9支。

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主要还是通过与日伪战斗缴获。据统计，1943年1至11月，东江游击队与日伪作战70多次，缴获轻重机枪26挺，步枪短枪600支，弹药3万多发，自身损失重轻机枪11挺，手提机枪1挺，步枪短枪62支。1944年5月，东纵在给各部的训令中强调：“目前部队的徒手兵占了很大一个数目，我们必须使人枪发展平衡，以便能尽量集中力量到最大限量去和敌人进行斗争、战斗，因此应大大地扩大武器，积极打击敌伪以发展枪支。”1943年12月至1944年12月，东纵在与日伪不断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缴获迫击炮1门，重轻机枪33挺，步枪短枪1645支，子弹4万发，自身损失机枪2挺，长短枪103支。1944年10月，东纵在总结部队半年对敌斗争工作时谈道：“这半年中……比以前时期人员增多了三倍，武器增多了两倍（即1943年底为一，1944年6月人数为三，武器为二）。”

1945年1月至7月，东纵近乎每天都有与日伪战斗，缴获重轻机枪79挺，步枪短枪2400多支及大量弹药，损失轻机枪手提机枪共6挺，步枪短枪125支，子弹9万多发。对于这一时期东纵军事力量的发展，1944年10月，时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向蒋介石汇报时称：“查‘奸匪’军事方面，武装兵员约5000人，步枪4000杆，轻机枪40挺，驳壳及其他手枪200杆，步兵炮及土炮10门。”结合东纵的相关信息来看，广东国民党当局对其军事实力及政治动态有较为准确的了解。

二、与国民党军“摩擦”缴获

除与日伪军作战缴获外，东江游击队在反顽斗争中也有一定的缴获。尽管国共两党为抵抗日本侵略实现再度合作，但国民党对中共的发展始终采取防范压制政策，造成国共两党之间屡有冲突。有资料显示，广东国民党军在三次反共高潮中，向东江根据地进攻达600多次。1941年9月，保安第八团及徐东来支队，在东莞大岭山一带先后屠杀活埋中共党员、干部群众70多人。1942年4月，曾经对中共态度较为缓和的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在国民党中央高压之下，调集第六十五军一八七师往东江地区，欲彻底消灭东江游击队。面对国民党军制造的一系列军事摩擦，东江游击队被迫发起自卫反击战。

1942年广东国民党军对东江游击队的进攻规模较大，如一八七师加上徐东来支队等地方武装合计5000多人；武器配备亦较强，一八七师每营配备步枪300支，轻机枪约20挺，重机枪1挺。东江游击队还要面对日伪军的威胁，“这就必然相对地减弱了对顽军斗争的注意力”。加之对国民党军情报缺乏精准掌握，战术上往往是“打消耗战、击溃战，很少打歼灭战”，造成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军交手时“采取防御战略，一般理（解）为退避，不敢作大战，过分利用敌顽矛盾，掩蔽于接敌地区，我军处于被动的保守的地位，变成了消极的躲避”。故而1942年成为“东宝抗日军民遭受最严重损失之一年”。

得知东江游击队境遇后，1943年2月，周恩来指示林平： “国民党对我虽趋向于政治解决，但对东江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对此万万不可忽略。”为扭转不利局势，同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九龙乌蛟腾村召开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军坚持针锋相对、坚决反击和主动出击的方针。乌蛟腾会议后，东江游击队基本清除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并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向日伪军及国民党军展开全面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