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需要与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已经并将更为深刻地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格局，对世界的影响日渐深远。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多年，吸引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较长时期的关注和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等学术刊物及部分学界先进的积极呼吁和组织下，近年来党史国史研究工作者也逐渐开始重视改革开放史研究，并卓有成效。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两个事件组成；但开放与改革又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中国的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没有对外开放，改革难以取得预期成就；没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但现有研究成果除部分外交史外，大多是基于中国本位的单向度叙事，对外部世界的观照严重不足，这显然无益于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改革开放是中国扩大与世界的交往，进而改革和理顺内部诸多关系的大事件，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早期尤其是与西方主要国家之间双边、多边互动的事情。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中国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影响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趣也日益增加；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更好地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也必须回应当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因此，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特别关注中外互动，从互动中理解双方的需求，从国际视角看待双方的异同，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以应对当下局势。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主导进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事件，其主体自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必然之选。但是，没有国际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没有外部世界的积极回应和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顺利，更无法预期取得更大的进步。实际上，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开展良性互动的时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长足发展的时期；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关系出现矛盾、停滞甚至倒退的时期，就是改革开放事业遭遇挫折的时期。但检视现有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后发现，绝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单向度入手进行研究，关于国际社会自身的变化、各主要国家自身的国内外战略变化及其对中国的需求等问题则避而不谈，缺少从中国与世界两个角度切入的视野。但是，不研究中外互动和互需，实际上就难以理解改革开放史上诸多问题。本文从改革开放起步史、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调整等三个方面，对外部世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略作申述，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重视，并做更具体的细致研究。

一、外部世界变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

了解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变化，是研究改革开放起步史的基本切入点之一。只有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世界主要国家自身国际、国内战略的变化，了解其对中国市场、劳动力和资源的需求，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何以能顺利起步。

关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问题，学界大多强调“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民生困苦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遭遇的困境等因素。虽然也有学者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因而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或者认为改革开放的缘起包含国内、国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但后两者仍然是从中国的需要这一角度来解释改革开放的出现。事实上，中国的需要是一个问题，世界是否响应和满足中国的需要则是另一个问题；而世界之所以响应和满足中国的需要，只能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适应了世界的需要。否则，即使中国自己打开了大门，但如果客人不进来，资金、技术、人才等不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达不到目标，更不可能进而推动中国的对内改革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谷牧曾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松散。但是，这主要不能归因于我国，更不是中央决策的失误，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封锁。”邓小平也说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由双方的条件和需要决定的，不能只从中国方面考虑问题。因此，研究改革开放起步史，一定要特别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前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需要或期待，考察他们的需要与他们自身国际、国内战略变化之间的关系；详细考察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态度及反应，才能更加深入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及其早期取得的巨大成就。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初步发展期，以美国、西欧、日本为主体的西方世界经历了战后复苏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繁荣后，经济发展进入明显滞胀状态，社会问题丛生。1973年发生的世界石油危机进一步引发西方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西方国家大规模的政策改革和思潮变迁。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贬值，切断美元与黄金的硬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世界进入全球性通货膨胀时代。随后两次世界石油危机与美国三次大规模滞胀相继发生，使得美国更加迫切需要寻求外部市场以转移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主要发生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同样迫切需要进一步拓展市场和向落后地区转移过剩产能。因此，为缓解和摆脱严重的经济滞胀和社会危机，西方国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投资渠道、开拓新的市场和转移生产力。中国政府恰在此时开始探索改革开放的可能性，其巨大的市场、庞大的消费人群和可预期的发展前景，对西方世界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新中国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考察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欧洲五国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受到超规格接待，各国总统、总理、国王等亲自会见、会谈，“这不是我谷某人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实际反映出各国期待与中国发展积极关系的迫切性。五国政界和工商界都表示愿意为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技术、资金和设备，并对中国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以及未来长久的发展潜力充满兴趣。在中国为发展资金匮乏发愁的时候，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主动提出提供5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根本无需谈判，“握握手就算定了”；世界银行高级官员甚至批评中国在争取世行贷款时太保守，建议中国加大利用世行贷款力度。谷牧离开丹麦赴联邦德国访问时，到机场送行的丹麦代首相还跟他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一下小国。”这些事例都说明西方世界正苦于投资无门，技术和产品销路不畅，因而对中国实行走向世界的战略非常感兴趣，希望与中国建立积极的经济关系。

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战后在美国扶持下，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但同样遭到了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创，一度出现经济负增长。尤其是在美苏军备竞赛的紧张关头，美国及其盟国也都要求日本“发挥与其地位相应的作用”，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务开支、缓和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等。也就是说，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此前埋头发展经济而将防务等交由美国负责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正面临着日益加重的来自盟友方的压力。为此，日本对其能源安全与海外市场布局有了更为现实的考虑。中国恰逢其时启动的对外开放，正好为其积极争取和开拓中国大市场提供了良机。1978年10月，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同样受到日本政府超规格接待，其安保措施甚至超过了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访日时的措施。这固然与此次邓小平访日主要工作是见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签字换文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日本对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的迫切心理和期待。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由此掀起一轮美国各界尤其是经济、财政、工商等领域人士的访华热潮。1979年1月2日，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就迫不及待地到访中国，并拜见了邓小平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1月9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率领美国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中国。另外，美国新闻记者、新闻出版界人士以及报纸杂志的总编、社长纷纷访问中国，寻找合作机会等。这些都说明美国各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充满期待，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来，并渴望从中获益。

可见，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美国，都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和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策略的调整，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出现了积极转变倾向，因而都特别关注并积极回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启动的改革开放。也正是因为西方的积极回应、支持甚至鼓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正式启动和发展。否则，中国改革开放所需的资金、技术、设备等都无法得到满足，更不要说通过与西方的合作，改善国内的生产结构，实现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更高层次目标的实现。因此，改革开放起步史的研究，必须更多考察外部世界尤其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出现的变化及其对华政策调整后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忽略外部世界变化，单纯从中国自身的需求去探讨这一问题，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实际上，邓小平也说过：“对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今天研究改革开放史，更应该具有国际化的大视野，要从中外双方的需求入手研究，尤其要关注世界方面的需求，才能更立体、全面地梳理清楚改革开放的兴起史。

二、外部世界需要与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

更多观照外部世界的需要，才能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史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各种试错、调整；虽然整体上发展速度相当快，但也并非始终匀速发展，而是有快有慢：有高速发展的时机，也有挫折不断的阶段。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没有任何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自然难免会有失误，需要不断调整；另一方面也与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回应是否积极、正面有关。当然，外部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态度和政策是由其自身利益决定的，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或者跟中国产生冲突，都是从其国际、国内战略需要出发，有时积极主动回应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时甚至调整自身战略来满足中国的需要，以便从中国获取更大利益；有时又会采取对抗、限制性措施，来迫使中国做出让步，甚至阻遏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因此，在研究改革开放史的时候，必须关注中国政策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应，关注这些政策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需要，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政策取得的成就或者遭受的挫折。

改革开放初期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契机。1972年2月，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但此后经历了长达6年多的交涉，建交协议迟迟不能签订。1978年突然峰回路转，4月，美国总统卡特谈话指出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最大利益；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强调“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中国对美国有利”；7月，中美双方开始建交谈判；12月，双方确认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展背后，除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外，不能不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激增，尤其是此时期中国同日本、西欧经贸往来的快速发展对美国形成了强大的刺激。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1974年双方签订贸易、航空、海运等协定，随后开始酝酿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中美建交谈判进展缓慢的6年中，中日、中欧共同体签订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发展很快，1978年上半年，“共同体市场向中国的出口比美国的出口多3倍，日本向中国的出口比美国的出口多5倍”。面对日益开放的中国大市场，美国自然需要尽快抓住机会去占领，迅速建立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成为当务之急。

中美建交后，双方高层领导人互动频繁，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关系都得到较快发展，双方进出口额迅速增加。中国利用与美国的关系，合作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同时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美国虽然始终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挑起事端，但为了保持和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也在不断调整政策，以回应中国的改革开放。1979年到1988年中美建交的最初10年，双方关系虽然一直存在各种摩擦，但整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良性互动态势”，两国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0亿美元。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这10年内进展也较为顺利，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