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对港澳台侨工作述论

【摘 要】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不仅是中国扩大对港澳和东南亚出口的重要举措，而且有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的考虑。商展会通过商品展览与贸易洽谈、报刊宣传和纪念品发售，以及报告会、座谈会与参观招待等工作，取得良好的港澳和侨务工作成效，激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乐用国货、推销国货的热情，凝聚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提升他们的中华民族认同感，还有效回击了美国和国民党台湾当局勾连，在港澳和东南亚掀起的反共反华逆流。在商展会的基础上创新，广交会对港澳台侨工作形成特色鲜明的风格与长效机制。

【关键词】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商展会）；港澳台侨工作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3）03-0086-14

港澳台侨工作是港澳工作、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的总称。当前，港澳工作、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相对独立。中央政府和多数地方政府曾分别设有管理机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不严格区分，统称“华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只设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处理港澳工作和侨务工作，对中国台湾地区民众的工作，也由中侨委负责。1956年至1957年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简称“商展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个展览会”，显示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反映了中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对外贸易的巨大胜利。在商展会的海外观众和采购商群体中，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占到90%以上。本文主要依据档案和报刊史料，观察通过商展会开展的港澳台侨工作。

一、商展会对港澳台侨工作的由来

新中国举办商展会，有其港澳台侨工作之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运，中国对外贸易形成“一边倒”格局，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建设。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以港澳和东南亚为重点，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贸易，香港地区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心，广州则是国家对外贸易的枢纽。当时的香港地区尚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且因社会制度差异等方面原因，中国政府无法在港开展工作。在广州举办商展会，邀请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前来交易，是贯彻新中国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工作方针的战略举措。

（一）港澳台侨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新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严重依赖于香港和澳门之孔道。广州是新中国反封锁、反禁运的前沿，也是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南大门”。除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北京直飞或乘坐苏联西伯利亚列车外，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往来都经广州取道港澳。但在当时，新中国的港澳台侨工作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

一方面是国民党台湾当局，面对争夺“两航”等在港机构和资产的失利，下定决心与中国政府争夺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1952年，台当局加强海外侨务工作，起用华侨出身或与华侨有关系人员搞侨务工作，派员访问海外华侨。其中，刘攻芸（福建闽侯人，曾任中央银行总裁）去新加坡、吴铁城（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去香港。吴铁城自7月到香港后，8月下旬派员到港拉拢厂商赴台参加“国货展览会”；台当局还通过各地反动侨团组织“观光团”，往台湾“观光”。10月21日，台当局召开“全球华侨事务大会”，出席代表以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居多。蒋介石到会，要求华侨与大陆切断经济联系，拒绝与大陆商业来往。1955年9月初，台当局召开“华侨文教会议”，宣言“促华侨文教工作者及海外青年，应提高警觉打击中共统战阴谋”。1956年10月下旬，台当局召开“华侨经济检讨会议”，蒋介石针对东南亚华侨所面临的困难，指示侨胞在海外的自处之道：扩清政治上的态度，坚决站在“反共救国”的鲜明旗帜下；与台湾在经济上打成一片，利用台湾的物资与经济发展海外贸易。蒋介石宣示台当局将对侨胞以服务为目的，筹设华侨经济交通服务处，为侨胞解决各项实际问题，希望侨胞能认清“反共抗暴”为目前唯一迫切的任务。

另一方面是美西方，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清除了美国政府在华机构，美国无从对中国大陆产生直接影响。于是，香港美国新闻处把海外华人列为对华宣传计划的最重要群体，其次是港台华人，最后才是大陆居民。美国利用东南亚华侨问题遏制中国。“中共一般把海外华人看作一笔财富，因为：海外华人给他们大陆亲戚的汇款是外汇的来源之一；海外华人的财产是工业发展所需资本的潜在来源之一；海外华人可以被用以增进共产党中国与驻在国的贸易。”美国的反华活动与台湾当局的反共活动合流勾连，并发挥香港在其中的关键作用。首先，香港是观察新中国的窗口，能提供有关各种材料，用于对海外华侨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宣传活动；其次，使香港的所谓“自由式生活”与中国大陆的“集体式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再次，香港是各种反共组织的据点，部分东南亚国家不愿与台湾当局打交道，以香港为基地比较容易在东南亚地区展开反共活动。

美蒋合流勾连下的海外反华反共势力，以“华盛顿—香港—台北”为主轴。在大陆赴港“流亡者”群体上做文章，炮制反共文学。利用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台湾声誉，塑造国民党当局的中华文化“正统”地位和政权合法性，把新中国定位为“异端”和苏联“傀儡”，将国共争端附会成“华夷之辨”，进而把国民党政权塑造为东南亚华人乃至整个华人圈的政治象征和中心。在香港工商界，中华总商会（华商总会）倾向于新中国，而中华厂商联合会则持亲台立场，台湾当局还罗致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各国侨胞赴台观光，均途经香港，公开发表反共宣言。双方形成竞争态势。由于当时香港尚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与祖国内地社会制度不同，中国政府的许多工作无法在香港直接开展。通过在广州举办商展会，邀请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前来参观、交易，是十分必要的。

（二）商展会对港澳工作实践的基础

举办商展会，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展览会对港澳台侨工作实践的升级和扩展。

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所办物资交流会、展览会都设出口部，主要面向港澳华商和海外侨商，为国家创收外汇，并开展对港澳台侨工作。例如，从1955年夏以来的一年中，广州就举办四批次的展览会。一是1955年夏季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基本解除港澳同胞怕硬性搭配、怕规格不符、怕不遵守合同等思想顾虑。港商表示多做买卖支持国家建设，不但在经济上有收获，而且在政治上的收获也不少，被公认是“对香港商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二是1955年秋季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展览会暨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广东省委宣传部强调：广州毗邻港澳，面向海外华侨，要适应海外环境和华侨思想认识水平，加强海外宣传工作。港澳同胞8.7万人和许多华侨参观“苏展”，7万多人参观出口展。三是1956年春季的捷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暨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8万多人参观，多数做成生意。四是1956年夏季的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扩大了内外购销关系。每次展会“都有港澳工商界人士参加，而且一次比一次多”。

各种情况都说明，“港澳工商业者和祖国做生意的兴趣越来越高。同时也证明物资交流会是一种较好的贸易方式，也是受到港澳工商界欢迎的”。有港澳工商界人士曾表示：“觉得有遗憾之处，这就是以往的几次交流会都是地区性的，商品以广东为主，其他口岸也没有贸易代表来，使得贸易的谈判受到地区的局限。”这些展览会“通过有益的接触，大大地鼓舞了港澳同胞的爱国和交易的热情，也为进一步扩大华南地区与港澳贸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甫从武汉南下调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的严亦峻（后兼广东省外贸局局长）注意到：这些规模不等的出口物资交流会或展览会，均创造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外汇。于是，他想“何不办个大的？”

香港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也有类似的想法。华润公司也举办了“出口商品陈列室”。如果说，广州的展览会是“地方版”商展会；香港的“陈列室”就是“迷你版”商展会。华润前身“联和行”，创办人杨廉安，又名杨琳，即秦邦礼（1908—1969），系博古（秦邦宪）的胞弟，早年在陈云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奉派到香港，开设联和行，作为党的秘密机构。1948年12月，联和行与其他在港机构合组为华润公司，1952年秋划归外贸部管理，是中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于是，华润公司经常高朋满座。许多商人前来洽谈生意，要求看货。华润出口部在办公楼里挤出地方做了7个柜子陈列国内7个出口总公司送来的展品。这样，先看货、后签约，大大提高了出口工作效率。1955年秋，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决定在该公司开辟展室试办一次展览，获外贸部支持。华润向外贸部呈报的陈列方案强调“考虑到有爱国侨胞路过，为加强侨胞对祖国工业建设成就及前途的认识，酌配若干种小型机器或模型或图片”（附标注“非卖品”）。参与陈列的进出口公司有丝绸、土产出口、粮油、畜产、中进出、矿产、食品出口、五金进口，展品来自全国多个省市。展览于1956年元旦开幕，受到港澳和海外客商的欢迎。但能运到香港参展的商品毕竟有限，华润公司希望在内地举办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会。

（三）商展会对港澳台侨工作的定位

1956年春，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舒自清来广州办事，严亦峻和张平同时去看望他。舒自清早年在香港、重庆等地从事贸易活动，被誉为“红色外贸专家”，是华润公司首任总经理。三人在交谈中达成共识：在广州举办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会。三个人代表了商展会（即后来的广交会）举办体制的“三驾马车”，大致分工如下：外贸部统筹全国外贸系统提供参展商品，广东省承担会务，华润公司负责邀请港澳和海外客商。1956年6月，外贸部在广州召集的对港澳贸易座谈会建议：为便于集中大量成交，可考虑在广州开一次全国性的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有计划地组织港澳或有往来关系的东南亚华侨商人前来洽谈交易，并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严亦峻在向广东省委、省政府报告后，于1956年6月向外贸部提交申办报告。外贸部派副部长李哲人来广州调研。有关各方都赞同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李哲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可以宣传介绍我国的出口商品，并借机争取团结海外华商、侨商和东南亚各国商人”。同年9月，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国务院批准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理由是：对外贸、外交和侨务等工作的开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此次商展会由外贸部、广东省筹办，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担任主任委员，中国贸促会主任冀朝鼎、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广州市副市长邓文钊，以及舒自清、严亦峻等为副主任委员，严亦峻兼秘书长。各省市外贸部门负责人参加筹委会。商展会以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主，对港澳台侨工作的目标定位明确：积极邀请港澳华洋商人、亚非地区的侨商和民族商人来我国参观交易，对象为港澳的华洋商人、亚非地区侨商及民族商人，估计港澳华商及侨商约占4/5，亚非地区民族商人及港澳洋商约1/5。组织港澳同胞3万～5万人回国参观。在展览会内设立“卖品部”，适当满足外商、侨商、港澳华商和港澳观众的零购要求。展览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为：“通过参观展览，积极展开侨务工作活动，团结侨胞为改进侨务工作制造更有利的条件。在展出期间并寻找机会与台湾建立和扩大一些贸易关系，以配合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开展。”

商展会取得港澳台侨工作的预期效果。从1956年11月10日开幕，到1957年1月9日闭幕，商展会共接待观众1007118人，约分为三大群体：（1）五大洲50个国家和地区外宾1332人，除被邀请的292人外，其余多是政府外交商务官员、人民团体领袖和部分科学、文化、艺术、商业人员，也有部分游客；（2）港澳观众38355人（被邀请来的2274人）、海外华侨589人（被邀请来的170人）；（3）国内一般观众965440人，各省、市有组织的外贸、合作、商业、工业系统干部技术人员1202人。有关部门总结经验认为，商展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有很大收获，是吸引港澳同胞和华侨了解国内情况，扩大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和发展和平力量的良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