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帝国主义论与中共早期革命叙事逻辑的构建

叙事本质上是一种交流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需要交流，自有人类历史，叙事就存在。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语境下，“革命”是诸多党派自我标榜的符号，“1920年代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手段”。当“革命”成为共识，革命领导权的争夺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叙事对中共在中国革命中初步掌握领导权与主动权起着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重要的驱动作用，“促进了中国人的觉醒，促进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义愤，促进了革命的发生”。

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叙事“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以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导，用口述或文字等方式为教化民众思想、唤醒阶级意识、凝聚革命力量而讲述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故事即为革命叙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次入侵，中国人民陷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从洋务运动到太平天国运动，再到辛亥革命，在这过程中众多思想理论被少数先觉者传播，引发“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的爆发第一次把书斋里的理论变为现实，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由此看到，在帝国主义的暴虐下，无产阶级解放乃至世界民族解放的可能，“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进而促使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帝国主义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之一，是共产党人从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时分析世界形势的重要思想工具，也是构设起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叙事逻辑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中共吸收列宁帝国主义论构建早期革命叙事的缘由

中国共产党吸收列宁帝国主义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并初步形成党的革命叙事，这很大程度上缘于该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

第一，列宁帝国主义论是科学的理论。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在对数百种文献资料的查考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战的爆发使得列宁着手研究帝国主义的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如希法亭、布哈林及自由主义理论家如霍布森所用的“帝国主义”概念，于1916年创作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中，集中地论述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地位如何，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定义为“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作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重要论断。由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范式被提出。随后帝国主义理论又在列宁的其他著作如《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中得到完善。

列宁提出帝国主义经典的五特征论，揭示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形成；金融寡头形成；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际垄断同盟形成；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宗主国和殖民地附属地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帝国主义的三个主要矛盾。在揭示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从历史地位维度给予帝国主义定位——“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由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已提上日程。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也“奠定了新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全部基础”。

此外，列宁帝国主义论并未局限于“解释世界”，实则是指导和推动俄国革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先导。“改变世界”的十月革命的胜利首次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应用于经济落后、内忧外患的国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深刻剖析，真正丰富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认知，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人民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认清中国国情，寻到救国良方。

第二，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华政策的改变触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明清两朝交替时期到十月革命前，中国长期处于被沙俄践踏蹂躏的状态。在1900年俄国结束对华战争之际，列宁就曾控诉俄国政府的野蛮与残忍，认为侵略中国这一政策同时也在毒害俄国人民的政治意识。之后，出于对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环节爆发革命的分析，列宁开始思考中国等半殖民地国家和其他殖民地国家解放运动的问题。他指出：“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如果有机会，还要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十月革命后，沙俄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一变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的进步。1919年7月苏俄政府制定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表达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其中提出前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以侵略手段攫取的土地、特权及赔款等皆作废。宣言极大地震动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还没有哪个外来侵略的国家主动放弃过从中国掠夺来的权益。天津《益世报》称此乃“世界人类从来未有之义举”。俄国的巨变使得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及广大民众对苏俄政府及列宁主义产生了好感与好奇，心向往之。之后的苏俄对中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援助更是触动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

第三，救亡图存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上下交困的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使得当时诸多仁人志士彷徨、忧虑。认识到不可以不变革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思潮新理论，都拿来学习。但以当时的西方理论或思潮为指导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实践都以失败告终。而列宁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有效指引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破旧立新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影响深远。列宁由帝国主义论提出著名的“一国首先胜利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且亲身实践社会主义可以在与中国同是经济落后的俄国实现。经实践检验的真理让中国共产党人看到曙光，开始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审视中国自身的问题。费正清也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人们摒弃西方‘科学思想’名义掩盖下的西方帝国主义行为，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和封建军阀相勾结的金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是能为中国提供解决问题的一套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

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叙事逻辑

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中的“革命”绝不同于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所叙之事也不会神秘地归于天命。当近代中国人民思想逐渐开化之时，革命叙事的底层逻辑必然不再求助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是“君权神授”。中国共产党在其早期革命叙事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是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等理论的指导下，分析革谁的命，谁来革命，以及革命之后中国何去何从，来阐明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途径以及中国未来革命与发展的道路，最终达到唤醒民众以积聚革命力量的目的。

（一）革谁的命：在认识“帝国主义”中确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主题

叙事主题即叙事的中心思想。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的主题毋庸置疑是反帝反封建。该革命叙事主题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认识“帝国主义”这一过程。

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华等多次侵略战争，胁迫清政府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要求割地、赔款、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帝国主义”一词就此为人熟知。这般屈辱使得时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认知呈现复杂性，或对其强大实力百般推崇，或对其侵略行为深恶痛绝。蔡和森曾指出，当时的中国革命领袖人物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流于表面，既有人认为只要内政肃清，列强自然改颜相向，也有人以为会有所谓“友邦”——另一派的帝国主义者帮助，中国能于夹缝中生存。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表现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到了第二阶段才能理性“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而这种认识的转变正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据相关史料记载，1919年五四运动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专员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中介绍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书。该书先是1924年由李春蕃以《帝国主义》为题摘译刊登在《觉悟》杂志上，1925年出版单行本《帝国主义浅说》，后由刘楚平于1929年以《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为书名出版全译本。此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曾作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的演讲，并撰文《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赤化观》，历数帝国主义者侵犯中国之史实，以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为例评判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反帝运动的得与失，分析未来帝国主义时代之局势，以期唤醒民众追随无产阶级政党驱逐帝国主义来犯者。

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密不可分，列宁曾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明确提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当前要事就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 。紧接着在中共二大上，中共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分析过封建官僚为帝国主义卖命的事实，认为“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即封建势力与宗法社会式政权的根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表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可以说，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反封建主义即是反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即是反封建主义。

（二）谁来革命：在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大革命失败经验中定位中国共产党革命叙事主体

彼时的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但“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作为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也因“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如此中国呼唤强有力的思想与组织。翻开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所有革命与斗争无不展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与反抗精神，但不论是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革命如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或是偶发的下层民众的起事或“造反”，皆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1925年，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强调，“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因此，确定革命叙事中那个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人公显得尤为重要。帝国主义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中国共产党正是那个有着先进理论指导、团结真正朋友、攻击真正敌人的中国革命的“主心骨”。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是反动的、垂死的、腐朽的，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因此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进的、上升的。他曾深刻指出，劳苦群众想要争到完全的自由，达到公正持久的和平，必须认清资产阶级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站到革命工人这边来”。毛泽东也曾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于自己的事业。”这一论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便有的历史自信与阶级自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的首要的问题。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在积极与其他革命党派通力合作中，中国共产党无疑应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直接导致大革命失败，“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192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文中详述国民党四分五裂，混战不已，已不是一个统一的可以发展革命来解放中国的党，已变质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新军阀的工具”。它“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革命性众目具瞻。主张革命的党派中，还有中国青年党，但它在实际行动中“不行动”，又与国民党右派“过分亲密”。可以说，其他革命党派皆因其自身阶级局限性，不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口号上喊着反帝国主义，实际又与帝国主义纠缠不清，更别谈带领人民最终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独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了。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事中，“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然后才能解放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于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才能消灭一切军阀的混战，开始中国和平的建设……”。革命叙事主角确立的语境下，蔡和森等人向民众疾呼：“国人们！你们要得真正的保障或真正的解救势力，只有充分同情并帮助劳动者早日恢复其组织力战斗力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