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

【摘 要】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与学界的关系，对于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特别是学术共同体的形塑和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构成了“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另外一个基础议题。承载这种关系的主要是党史研究领域的各种“问题”“主题”或“议题”以及相关的专题策划和专栏组稿，集中彰显了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发展”的重要功能。同时，注重探讨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及其与编辑规范之间的张力关系、保持“学术批评者”的角色以及努力重塑与学术评价体系之间的关系等，亦构成二者关系的理论内涵。

【关键词】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学术编辑；学界；学术关系

【中图分类号】K0；C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5-0083-13

尽管编辑学的历史和学术传统悠久绵长，但中共党史领域的编辑研究尚未真正启动，遑论从党史研究的学理特殊性以及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全面探讨和深入总结。这种编辑研究的滞后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党史学界长期不太重视学术期刊建设，学术编辑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与发挥，学术编辑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显著缺乏源自学术编辑工作的思想理论资源支持，等等。当然，党史研究学术编辑工作本身也存在着不少需要反思和纠正的偏误。就学科建设而言，主体一直是高等院校，但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办刊主体多数是机关单位，因此学术期刊对于学科建设的关注度明显不高尤其不系统，至少是缺乏持续推动和反思学科建设的主动意识，更鲜见对于党史教学及其研究的关注与倡扬。客观而言，党史研究学术期刊运作的这种“路径依赖”，与21世纪以来党史学科建设的迟滞与倒退等情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联。正如很多编辑研究者观察到的那样，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之间本来应是互通、互动、互构的关系，学术期刊组织发表的学术论文，可以发挥有效配置学科内部要素的功能，进而构成特定领域或学科的知识边界和学术共同体的组织边界，这反映了学术期刊对于学科发展的标杆效应，更证明了学术期刊参与学科建构的显著作用，学术期刊繁荣与否正是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表征，故而“学术期刊可以纳入学科范畴加以省察与操作”。

由此，笔者提出以“党史研究编辑学”的概念来彰显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在学科建设中“本应”“理应”发挥的作用，主张把“党史研究编辑学”纳入新一轮党史学科建设的基本范畴，既以此概括和提升学术编辑工作的独特性质和重要价值，又借此进一步探讨党史学科建设的参与主体和内在规律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促使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把不断推动学科建设作为科学办刊的一种主导思想。若欲推进“党史研究编辑学”的学理建构，就应紧密围绕和集矢于“学术”的本质，以此逐步明确“党史研究编辑学”这一学科性概念的基本议题范畴，比如在“创新求变”的“学术”本质统摄下厘清学术编辑的基本职责和使命，而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基本议题就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与学界的关系。

一

众所周知，学术期刊及其编辑与学界是一种合作和互动的关系，这是常识，但道理并非不言自明，至于实现这种合作与互动的科学路径和方法，甚至这种合作与互动的重要性、必要性，也不能说就已经有了系统而完善的理论建构。近十几年来剧烈的时代变迁和学术演化，实际上对学术期刊加强与学界的建设性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术编辑在这个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亦愈益突出。但从笔者多年来的工作接触来看，“坐收来稿”“闭门等稿”等想法还较普遍地存在，限制了一些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本应取得的组稿水准以及理应承担的学科建设任务。笔者对这种忽视同学界形成和保持密切联系的想法颇感困惑，深感在此方面仍然需要继续作出重申、强调和阐论，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设科学、互惠、共进的编作、编读关系。

一个最为明显的原因和逻辑就在于，与学界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党史研究学术编辑基本职责和使命的完成度。比如，编辑若欲全面把握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精准判断党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为提升学术期刊的组稿水准提供知识前提和思想准备，仅仅仰赖编辑的一己之力是很难完成的，即使勉强完成，质量也难以得到真正保障。毕竟，近十几年来，以数据革命和信息扩张等为标志的时代巨变，推促整个学界更加带有“彼此缠结”和“互为网络”的特点，即使党史研究这样较不发达的研究领域，相关成果的产出数量和覆盖面也是非常惊人的，这就需要学术编辑与学界进行充分的接触与互动，展开广泛的沟通与交流，诸如参加相关学科的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与各类优秀学者进行深度交流，组织高水准、有实效的多层级学术会议，等等。通过这种触及各种层面和维度的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学术编辑既可以获致更多全面掌握党史研究学术进展的途径和通道，也可以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党史研究领域存在的缺憾、困惑和沉疴，更可以由此获知整个学界对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实在感受与真正期待，从而为今后更好地提升办刊水准、调整组稿方向提供直接而深刻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再如，任何一个领域、一门学科或一本期刊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回归或可以归置到一种伟大的学术传统或理论传统中，但任何一种真正的学术传统或理论传统都秉具统贯人类知识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共通机制，亦即具有超越现代学科划界或拘囿的天然开放性，故而要求学术研究者本身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自由包容的公共关怀。如果考虑到党史研究这种特殊领域本身的跨学科、跨边界特性，那么这种“回归”或“归置”就更加不是一个自动形成、唾手可取的过程，而是需要研究者和学术编辑付出极大的努力与探索。从理论上观之，与党史研究相关的很多历史学观念可能从根本上更靠近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与党史研究相关的一些政治学研究理念可能从根本上更接近哲学研究的理论传统，等等。在这种情势下，学术编辑保持与党史研究相关的各个学科及其学者群体之间的“交流”就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方法，与不同学术传统及其学者群体之间的“交流”显得异常重要。一言以蔽之，党史研究基本学术传统的建立和完善，仅仅仰赖传统党史研究的领域、理念和价值是远远不够的。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近些年来，无论在党史研究还是在学术编辑工作中，笔者都高度重视和主动加强与学界的多维度交流，很多论题、领域和栏目的开拓都得益于此，实乃笔者的真实心得。这种学术交流既可以帮助学术编辑寻找到一大批志趣相投的“共同学者”，也可以帮助学术编辑整合与学术期刊发展相关的一切学者群体。“簇拥着这些朋友，你不仅可以增容头脑、同商大计、共享情怀，更可以像齐美尔所说的那样，在社会交往的游戏形式中，享受到接近美学标准的快乐。在那样的时刻，你甚至会搓搓双手踌躇满志地想到，人还没准真是一种高等动物罢？”也许，学术共同体就是这样萌生和成长的，整体的学术进步就是如此获致和发展的。仅就学术编辑工作而言，真正的学术共同体绝非简单的编作合作、编作沟通，而是编作为挚友、编作为同志、编作为战士！更重要的是，从“学术”的起源和本质观之，其本身就与沟通、交流、辩驳、批评等行为直接相关，比如著名的“苏格拉底对话”“孔子对话”等，“学术（研究）”的本质及其实现的基本通道之一就是“交流”，没有离开“交流”的“学术（研究）”。准此而论，“交流”从根本上构成“学术”及其不断进步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脱逸“交流”的历史研究以及离开“交流”的学术编辑，当然都是不合格的。学术编辑绝不应成为株守书斋、暮气沉沉、墨守成规的腐儒，必须时时处于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之中，必须时时处于与伟大的学术先贤、当今的前沿学者、年轻的新生代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之中，必须时时处于思想交驳、理论共振的“学术交流”之中。

与此同时，笔者之所以高度强调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要主动加强与学界的联系和交流，相关考量因素还有很多，但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仍然值得一提。其一，与学术期刊天然本应具有的“外向性”特质相比，几乎绝大多数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办刊主体都是机关单位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学术共同体”，长期以来与学界并未形成有机或至少非常紧密而稳固的联系与互动。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学术化进程中，党史研究也存在着比较明晰的“内向性”特征。这些因素往往导致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大多具有比较显著的“编研分立”倾向，学术编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自外于学术共同体，既成为制约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发展的一大根本性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党史研究学术共同体本身的成长与进化。其二，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加速发展、国家教育体制层面对与党史研究相关学科的大幅调整以及学术评价体系的主导性增强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传统党史研究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格局被迅速改变。很多传统党史研究者的有效学术生命被主动缩短，党史研究的代际更替速度明显加快，党史学界的学术主体开始产生某种具有根本性的转变和重塑，党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业已步入新的分化和重组过程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实际上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史研究的形态、格局和方向开始重新变得模糊。就笔者十多年来最为直接的工作感受而言，无论是党史研究取得的学术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顺利组稿，还是党史研究形成的新的学术弊端以及由此引致的组稿困难，均与这一情势之间存在根本的学术与逻辑关联。这给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的稳定发展既造成了深刻挑战，又带来了“重新出发”的新机遇，重建党史研究学术期刊与“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党史学界”的关系，已经显得迫在眉睫。毕竟，缺乏一个强大的学术共同体的有效支持，一本学术期刊必然面临“无米下炊”或“无好米下炊”的窘境。对于目前的党史研究而言，这一点显得愈加重要而急迫。

正因如此，学术编辑需要在充分熟悉党史研究学术化成就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党史研究领域存在的具有全局性质的问题和不足，这既是学术编辑通过学术评价实现与学界联系的知识前提和思想准备，也是学术编辑与学界加强联系与互动的一大核心内容。客观来看，目前党史研究尚存在一些全局性、战略性的发展困境，如事实上的“学科碎片化”状态使党史研究失去了科学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动力，即使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落地之际，尚缺乏长远的顶层设计和学术规划，系统而有效的人才培养亟须重新启动；传统“党史学界”趋于式微，党史研究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具有组织力的“学术中心”，不同研究单位和研究群体各自为战，真正进入了消极意义上的“百花齐放”；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很多学科对党史研究的科学性认知近年来有所改善，但党史研究的历史学规范以及由此决定的科学化水准，的确存有巨大的检讨与提升空间，尤其在调适历史学一般规范和党史研究特殊维度的关系方面，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还有很多，可以改善和推进的地方也有很多；由于受到历史学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新一代年轻研究者对“实证性”的理解和运用存在偏颇，重史料轻解读、重叙事轻阐释、重研究轻理论等现象非常突出，导致特定研究形态的学术边际效益递减速度加快；党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普遍单一，在推动党史研究的跨学科和多学科合作方面举步维艰，甚至对与党史研究存在紧密学理关系的原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等都知之甚少；党史研究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水平不高，史料过剩与理论贫困之间的巨大矛盾非常突出，无法准确地总结、概括和反思党史研究对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以及需要改进的方向；21世纪以来党史研究所获致的学术进展，进一步凸显了党史研究学术化向度的科学价值和普遍意义，但也在较大程度上忽略了党史研究的特殊性维度及其可能的学术生产能力和学科建设意义；各个研究者群体普遍不太注重党史研究自身现实功能属性的科学定位和理论阐释，常常出现两种极端情况，即缺乏时空间距、过于近切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阐论以及过度“专业化”而轻忽重大而宏远的现实议题的系统研究；等等。此类全局性问题还有不少，不一而足，限制着党史研究学术化水准的持续提升以及学术期刊的稳定发展。

二

正是在上述诸种情势下，笔者与很多身处学术生产和传播第一线的学术编辑一样感同身受，学术危机感日益增强，重新回归一个“科学”的学科或学术共同体，逐步成为一段时间以来编辑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核心考量。其中，重建具有强烈时代意识、及时回应学术困局的“问题边界”和“学科边界”，就发挥着重塑学术期刊与党史学界之良性关系的枢纽作用。毕竟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政治和历史语境下，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学科边界”，理应在一个更为宏阔的视界下加以重申和定位，这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统管一切的历史与现实格局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共历史内容的统摄性和丰富性，党史研究的“问题边界”和“学术边界”以及由此决定的“学科边界”远未达到高度清晰的地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亦尚未发育成熟。因此，至少就党史研究领域而言，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理应承担起学科建设这一重担，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范畴下积极探索与拓展党史研究的“问题边界”和“学科边界”，打造一门具有强科学性、强价值性、强真理性的“大党史”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