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戰（中）

當歐日從生存競爭史觀出發往自己的民族親緣骨架上加故事、鑄故事的時候，中國人則基於文明進步史觀從自己的民族親緣骨架上往下撕故事、砸故事、扔故事，因為我們認為這些玩意兒妨礙了我們的科學民主之路。

三、有鋼筋勝無鋼筋

一個故事群打敗另一個故事群，靠的，主要是其故事所具有的三個方面的優勢：擴散能力、心理優勢、團結強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團結強度，今日之世界，群際相爭，拼的就是這個東西——團結。為什麼民族故事優於文明故事，為什麼民族故事群必然打敗文明故事群？因為，二者的團結強度不同。

團結強度不同，簡單說就是：民族故事群是個有“鋼筋”的建築，而文明故事群是個沒有“鋼筋”的建築。

為了理解民族之有鋼筋，我們先來理解家庭之有鋼筋，家庭的道理講明白了，民族的道理就明白一大半了。

人人都有個家。面對這個事實，我們來提個問題：家庭，是不是也像貨幣、人權、國家、上帝那樣，是個純粹的故事？家庭之成為家庭，是不是也像公司之成為公司那樣，僅僅是因為人們認為它是個家庭？

回答是：家庭的概念中確有“故事性”，但它不是像公司那樣的純故事，它裡面有實東西，真東西，有鋼筋。

一個確鑿的事實是：骨肉親情並不是編造出來的故事，它是與山川河流、雞鴨貓狗一樣客觀存在、真實不虛的東西。骨肉親情雖然不等於家庭，但它是家庭的內在骨架，我給它起個名，叫“親緣骨架”（既造了中文詞，那就順便把英文詞也造上，consanguinity skeleton）。一個水泥預製件，鋼筋在其內，水泥混凝土鑄其外，構成一個牢固整體，家庭的構造就是這個原理，骨肉親情便是一個家庭的鋼筋骨架，在此骨架之上，社會根據自己的文化稟性為其加故事，鑄故事。親緣骨架是普遍的人性，全人類都一樣，而外附其上的家庭故事，則因文化而異，五顏六色。

混凝土澆鑄在鋼筋骨架上，不但不會造成鋼筋的負擔，而且會起到保護鋼筋、加固鋼筋、提高整個水泥預製件的堅固度和耐久度的作用，家庭的道理亦然。澆鑄在骨肉親情上的文化故事，大大提高了家庭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

這樣，我們便在宇宙間發現了一種特殊存在物，一種介於真東西與純故事之間的存在物——其核、其芯、其骨架，是實在東西，自然東西，用人工故事將其澆鑄起來，就形成了一個自然與文化的結合體，一個社會意義上的鋼筋水泥結構。

按道家老莊學說，自然的就是最好的，骨肉親情，如何親，親到什麼程度，順其自然就好，不必文飾，不必鼓吹，不必教化，不必往上加故事。王陽明好像也有類似說法。把如此思想代入我們的鋼筋水泥喻，就等於是說：鋼筋，就是赤裸裸的鋼筋最好，不要往上澆鑄混凝土。我們知道，儒家不是這個態度，儒家是要通過往親緣骨架上加故事而把骨肉親情打造成家庭。“仁者親親”，親親，是親緣骨架，上升到“仁”的高度，就是加故事了。

儒家為什麼要幹這事？

有目的，有用。

單純紮一截四棱鋼筋架子，它什麼也撐不起來，不要說讓它去撐起一座樓來，它連自己也撐不起來，長過五米，自己就彎了腰低了頭了。一堆水泥混凝土，沒有鋼筋，就是一攤泥，幹了，就是一塊水泥坨子，一碰就碎，什麼用也沒有。可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鋼筋與水泥結合起來，就堅強無比了。儒家，就是要打造這樣一種東西，就是要把天然的骨肉親情與尊卑倫常的人文故事，澆鑄在一起，澆鑄成一種社會的鋼筋水泥構造——家庭，然後，用它再進一步撐起整個社會大廈。

這裡所謂“撐”，有兩層含義：

一，理撐。用家庭倫常秩序作為範本，模擬出整個社會的道德原則來。讀《孝經》，類比的邏輯原理全在那裡——一孝通百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王稱為“君父”，老師稱為“師父”，都是以家庭倫理支撐其他倫常秩序的範式。

二，事撐。把宏觀社會建築，如國家政體，掛靠到、附著到家庭結構上，讓家庭結構充當國家結構的基礎骨架。有明眼的讀者，讀到這裡，可能已經想到，我要說的是世襲君主制。

一個社會，例如一個國家，它的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永遠是矛盾的，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永遠是矛盾的，任憑人人去追求個體利益、眼前利益，結果一定是把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犧牲掉，國家的路就會越走越窄。如何克服這個矛盾？歷史找到的第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尚書·周書·秦誓》中說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國家設個世襲君主，讓他來代表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讓他來管著升鬥小民，將其行為限制在不為害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的範圍內。

顯然，這個辦法有兩個難點：

第一個難點，君主，孤家寡人，如何使他有足夠的權力和能力來履行此一使命——百姓不聽他的怎麼辦？為克服此一難點，為強化君權，儒家費了太多的口舌和筆墨，講了太多的“故事”——口誅筆伐“犯上作亂”，大力鼓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守賓莫非王臣”，千年傳頌“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總之，告訴人民，誰坐上了那個位，誰就是天子，大家就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他。

第二個難點，如何使君主本人有願望、有覺悟、有素質去履行使命——君主是個昏君、腐君、淫君、惰君怎麼辦？君主本人反而去追求個人利益、眼前利益怎麼辦？

這個問題，起初的回答很簡單：不可能。君主就是天子，天子必是聖人。一開始，堯舜禹湯時代，就是這個邏輯。

顯然，這邏輯可不踏實。

於是，歷史很快便有了退一步而求其次的設計：社會仍然需要一個君主，仍然需要一個君主來調和個體與整體、眼前與長遠的矛盾，但是，不再假定君主是聖人，不再讓君主以公心去服務社會，而是讓他以私心去服務社會。私心如何公用？把君主的家庭利益與國家利益綁在一起，利用他對自己子孫後代的關心，迫使他去關心國家的長治久安。

以親鑄家，以家柱國。放眼窗外望去，一片高樓大廈，座座都是這個建築原理——外牆裡邊是水泥，水泥裡邊是鋼筋。再去讀一遍《孝經》，方知孔子之良苦用心。雖然這辦法是歷史自發的產物，並不是孔子設計的，然而，孔子對此一建築原理有著最深的理解，並在此一理解的基礎上做了最大的思想努力，此一思想努力對中國歷史貢獻了最大的政治啟蒙，此一啟蒙為兩千多年中國的超穩定結構奠定了最堅實的倫理基礎——家庭掛靠親緣，國家掛靠家庭。

中國思想史上有不少罵皇帝之論，犀利有如黃宗羲者：“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梨洲之罵，痛哉快哉，卻未必公道。一家一姓一旦被綁上國家的祭壇，就成了莊子筆下那“留骨而貴”的神龜，其痛其苦，局外人實難以體會，否則，史上何來那許多“永世不生帝王家”之哀鳴。李淵死了兩個兒子後再眼睜睜地看著小孫子們一個個被拉出去砍頭，想想那是種什麼感覺。漢武帝“立其子殺其母”，想想劉弗陵那小皇帝心裡是何種感覺。南北朝時有一個王朝竟將漢武帝的辦法制度化了，想想生活在此種制度下的母子們是什麼感覺。說這些，非是為“封建帝王”開脫，而是要把圍繞著帝王的那些膚淺之論扒拉開，把帝王的道理說得更透徹一些，告訴大家，帝王是一種國家制度，不是一種簡單的以公謀私的壞蛋現象，“家天下”這件事，可不像今天的自由知識份子想像得那麼輕佻，好像人類壓根就不該有皇帝，國家從一開始就應當是民主的。同時，也告訴大家，兩千多年來儒家知識份子為維護君權所做的那些偉大的學術努力和精神奮鬥，是基於高度的歷史覺悟和國家責任的。

好了，家庭的道理，說到這裡，就說得差不多了，該來說民族了。有了家庭的鋪墊，民族就很好說了。有了對“家庭掛靠親緣，國家掛靠家庭”之世襲君主制建築結構的理解，以民族作為親緣骨架，“國家掛靠民族”之民族國家建築結構，就很容易理解了。

先把“民族”的概念講究一下。汪達爾人、色雷斯人、匈奴人、維京人，都是些民族概念，瞭解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些民族概念是不能與後來的德意志民族、法蘭西民族、俄羅斯民族、大和民族等等這些民族概念等量齊觀的。我把前者稱作“自然民族”，後者稱作“文化民族”。

自然民族，是人類在長期結群而居中自然形成的群落。這種民族，族人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一種親緣關係，只是比家庭親緣要淡一些。從另一個側面說，它多少也是一個“故事群”，也有著自己結群的文化依據和故事內容，至少，有共同的語言。在沒有文字的時代，基本是一個部落一種語言，所謂“十裡不通音”，語言，就成了辨識自己人的重要依據，分親疏的重要依據，結群的重要依據。何況，許多自然民族或許還有個圖騰、族神之類作為“補充故事”。所以，不應當把自然民族看作是單純的人情群，它也是故事群。

自然民族依以結群的“故事”，文化含量不高，故而其群落與群落間在團結度上也就不會有太大的文化差異，匈奴人打哥特人、哥特人打日爾曼人，此類爭鬥，雖然也可以算是故事戰，但鬥團結、鬥文化、鬥故事的成分不大，勝負主要不是取決於文化之優劣，故事之高下，而是取決於人數多少、地理利弊、領袖智愚、糧草多寡、政治動員等各種非文化因素。

而文化民族則不同，它們之間爭鬥，主要是鬥團結，鬥文化，鬥故事。所以，文化民族會把文化建設、故事建設、意識形態建設，作為打造民族戰鬥力的第一要務。正因為如此，文化民族的“故事”一般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人工自覺打造的。當猶太民族自稱是上帝的選民時，那不是這個民族自發產生的一種傲慢心態，而是它的知識份子根據民族生存的需要而編造的。當德國人宣稱本民族的腦容量世界第一時，那不是它的一個隨機科研成果，而是它的民族領袖為了鼓舞民族自豪感而人工渲染的。當日本人自稱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時，那不是一個簡單的古代神話，而是它為了民族崛起而打造的思想武器。文化民族，是在自然民族的親緣骨架上加文化、加故事而形成的。這也是一種鋼筋水泥結構，而且是更堅更強更壯的鋼筋水泥結構——“族鋼筋”比“家鋼筋”，強壯得多。

以西歐為例。西歐今天的幾個主要民族，都是在羅馬帝國滅亡前後，由北方的日爾曼蠻族一波波滲透進羅馬的各個地方，一群群定居下來，形成的一個個群落。這一波波一群群，是來自同一個自然民族還是不同的自然民族，現在已無從查考，因為他們沒有文字，沒有任何文字記載，今人只是將之統稱為“日爾曼蠻族”。這一波波一群群日爾曼蠻人散居到羅馬各地，定居下來以後，便在各自不同的口頭語言的基礎上開始學習拉丁文。如此學出來的效果，一波波一群群自然會有差異，便形成了今天的德語、法語、英語等等。說德語的，便成了德意志民族，說法語的，便成了法蘭西民族，說英語的，就成了不列顛民族——這就是西歐各主要文化民族的起源，一千年歷史而已。

中國人看了也許會啞然一笑：就這，也敢自稱民族？從歷史來頭上講，這“民族”叫得確實有點勉強，然而，從其文化加工精度上講，從故事設計之煞費苦心上講，從團結度上講，從戰鬥力上講，它們是不折不扣的民族，其民族認同、民族自豪、民族覺悟、民族精神，比有著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強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強，來自八個字：文化自覺，人工打造。八個字簡化為三個字：加故事。如此打造出來的民族故事群，有個著名的史學學名：民族國家。

亞斯貝爾斯用文明史觀的邏輯，把西元前三世紀以前的五百年稱為“軸心時代”，在下，本文，則願意從生存競爭史觀的立場，把地理大發現以來的五百年看作是人類生存競爭史的“全球化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歐洲列國分別由宗教故事群、騎士故事群、商業城邦故事群等等，逐漸向民族故事群轉化，向民族國家轉化。包括日本。十七世紀，日本戰國時代結束，德川幕府統一國家，社會安定下來，武士知識份子們有暇坐了下來，開始著手進行文化大梳理，大改造，大轉軌。轉軌的方向很明確：民族主義。日本，由一個文明故事群轉變為一個民族故事群，由一個封建藩閥國家轉變為一個民族國家，用了三百年時間，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明治維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