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戰（下）

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最重要的，其實並不是其先天的自然民族條件，並不是是“五千年文明”還是“二百年文明”，並不是其先天鋼筋的質量，而是這個民族的知識份子的文化稟性——尚武還是尚文。知識份子的文化稟性，是比其自然民族條件、親緣骨架條件、鋼筋粗壯條件重要得多的文化遺產，是最重要的文化遺產。

我們在《人類簡史》的啟示下，討論了人類的“結群史”。其中“故事群”的道理最花哨，最有故事。把一個故事群的自然民族基礎（共同的長相、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明等）喻作這個群落的鋼筋骨架，把人工澆鑄在鋼筋骨架上的“文化故事”喻作水泥混凝土，那麼，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就是這樣的一種鋼筋水泥結構。

一個國家，有鋼筋還是無鋼筋，粗鋼筋還是細鋼筋，“家鋼筋”還是“族鋼筋”——鋼筋水泥的道理一說，近代世界史上列國之強弱窮通的因緣，就豁然明白許多。例如，美國，天然鋼筋的條件最可憐，然而其混凝土功夫卻做得最好，一套劣質自然民族骨架上澆鑄上了一套最好的文化故事，結果成了世界最強。中國，鋼筋最粗最壯，卻因其知識份子的混凝土功夫反著勁兒做，一副最優的自然民族骨架上糊上了一套最劣質的文化故事，結果成了一副“連它自己也撐不起來”的鋼筋祼架。四十年來又不斷地往這祼鋼筋上潑“普世價值”硫酸，待其徹底銷蝕淨盡了，大概就是所謂的亡國滅種了。

說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乃至說新千年將是“中國千年”，話，都可以說，但是要靠著歷史的大譜說，從文化改造的角度說，從國家團結的角度說，從民族國家建設的角度說，從佔領人類生存競爭制高點的角度說。“中國世紀”也罷，“中國千年”也罷，其概念都只能從國際生存競爭意義上去定義，而不能用GDP定義，不能用文明進步的邏輯去定義。要創造一個中國世紀，中國人首先要拋棄文明普世思維，停止往自己的鋼筋骨架上潑硫酸，進而全民族的知識份子齊動員，像“江戶—維新”時期日本的武士知識份子那樣，建立起民族主義的主流信念，同心協力展開鋼筋水泥建構工程，即民族國家打造工程，代複一代地往鋼筋上澆鑄水泥混凝土，直至打造出世界上最堅硬的鋼筋水泥結構來。一句話，世紀工程必須是個文化工程——精神工程、心氣工程、自豪工程、團結工程、故事工程。離開文化，在別的事上下功夫——制度變革、對外開放、科學技術、民主憲政、脫貧致富……，屁用沒有的。

話，既落到了文化上，還要再深究一層道理。既然一個民族的“文化質量”（軟硬強弱），主要取決於其澆鑄混凝土的功夫、加故事的功夫，而此一功夫又必是由知識份子來做，於是便得出一個結論：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最重要的，其實並不是其先天的自然民族條件，並不是是“五千年文明”還是“二百年文明”，並不是其先天鋼筋的質量，而是這個民族的知識份子的文化稟性——尚武還是尚文。知識份子的文化稟性，是比其自然民族條件、親緣骨架條件、鋼筋粗壯條件重要得多的文化遺產，是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一支武士知識份子隊伍，面對什麼樣的劣質鋼筋條件，都能為自己的民族打造出堅硬的鋼筋水泥結構來，例如，日本武士階級，靠著編造歷史神話，硬生生為自己的民族打磨、編織出一套優質故事體系來，進而以之澆鑄出一個堅硬無比的鋼筋水泥結構來。相反，一支文士知識份子隊伍，例如中國的士大夫階級，面對五千年天然的、粗壯的鋼筋條件，硬生生將之砸爛、銷蝕成了一堆廢銅爛鐵，從而把自己的民族打造成了一盤散沙。

總之，一個民族能不能形成一個好的鋼筋水泥結構，主要地不是取決於它天然鋼筋的質量，而是取決於它的“混凝土攪拌手”的歷史覺悟和學術努力。

四、利害群

鋼筋水泥的道理，只有故事群有，人情群沒有這些道道兒。人情——相互認識，這既不是親緣骨架，也不是文化故事，既不算鋼筋，也不算水泥。

那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現代社會，都是些什麼群？

當然不是原始社會的那種人情群。

那是什麼群？

故事群嗎？也不像。故事群是以“信仰”為紐帶的，我們今天信什麼？除了信“筷子”信“肉”還信什麼？

既不是人情群，也不是故事群，那是什麼？

利害群。

人類的結群史，故事群之前有人情群，故事群之後還有個利害群——前兩集尚未提及的第三種群。

人情群，故事群，利害群——手裡有了三個山楂球，按照歷史哲學的慣例，差不多就可以穿糖葫蘆了，就可以歷史性地排列山楂球之間的傳承秩序和演化機理了。

在寫《故事戰》之前，我寫了《內省革命》一文。前後腳寫的這兩篇文章，一僧一俗，看上去毫無關係，其實大大地有。人類的歷史，從“內省革命”的線索理解，有一個由上升到墮落的轉折，從“群際爭鬥”的線索理解，也有一個由上升到墮落的轉折。兩個轉折點是否重合，兩條線索在哪裡交叉，兩條線索有沒有平行影響，這些問題都可以去深入思考討論。

現在我們就正面來討論這利害群。先說定義。

利害群的定義不難下：自私的個人之間通過利益纏結而結成的群體。

展開一點說：利害群之成群，既不像人情群那樣以個人感情為紐帶，也不像故事群那樣以“相信某個共同的故事”為紐帶，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交換和相互利用為紐帶。一個利害群的成員，之所以屬於這個群體，之所以服從這個群體的規矩，是因為這樣對他本人最有利。他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了群體的利益，而為這個群體做事的。

人情群與故事群，各有其分親疏的依據，各有其鑒定自己人與他者的依據，各有其“親疏殼”的形成機理，那麼，利害群呢？利害群的群際歸屬由什麼界定？利害群的群際邊緣如何保持穩定？

靠利益約束。

叛群，跳槽，是有成本的。這個成本，包括“機會成本”與“會計成本”。一旦跳槽，在原群中累積的利益盡失，這是機會成本。會計成本就不必細說了，看吳三桂的下場，看明史的《二臣傳》對吳三桂的描繪就明白了。

美國電影《教父》中教父說過的話，“在這個幫派裡所有的人都是為錢而來的，他們的忠誠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差不多也可以看作是利害群的定義。一個義大利黑幫，就是一個典型的利害群。

那麼，利害群的團結力、戰鬥力如何？讓它與人情群、故事群分別打打看，誰厲害？

原始社會有人情群沒有利害群，現代社會有利害群沒有人情群，關公戰秦瓊，打不著。與利害群並世而存的，只有故事群，戰鬥力比較，只能讓這兩家比。

一比，發現其中學問不簡單，把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都扯了出來。短期看，故事群打敗利害群；長期看，利害群戰勝故事群。怎麼講？一個故事群與一個利害群若擺開戰場打仗，利害群定然打不過故事群；然而，從歷史大趨勢看，故事群必然墮落成為利害群，即，利害群必然取代故事群而成為歷史的主流。打個比方，水和石頭打仗，短期看，石頭打敗水，長期看，水打敗石頭，就這麼個道理。

就團結力戰鬥力而言，當然是故事群的團結力最高，戰鬥力最強，它古打人情群，今打利害群。故事群打敗人情群的道理，赫拉利在其《人類簡史》中說得很明白了。故事群打敗利害群的原理，誰也不用說，看電影《突破烏江》就行，“北上抗日”的隊伍打敗“賞二兩大煙土”的隊伍，應當不需要費多少學術口舌去推理。

其實，細究起來，任何一個現代群落，其群性都是綜合性的，其中既有人情性，也有故事性，也有利害性。例如，北洋軍閥，主要是個利害群，一幫丘八強人湊到一起謀私利的。同時，它多少也是個人情群，沒有哪個研究北洋歷史的史學家會忽視北洋內部的人情關係。另外，這個群落也不是一點故事性沒有，它多少也算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一支方面軍，多少也為國家做了一點正事。

這樣一說，“人情-故事-利害”，三個概念的邏輯用途就拓寬了，它既是人類結群史上三個依序而生的“群種”，也是同一時間同一個群落中的三種“群性”——實體概念可以當屬性概念用，歷史概念可以當結構概念用。

這麼一用，我們的“群論”的史學價值大大提高。國民黨打敗北洋軍閥，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原因無他，故事性高的打敗故事性低的——二十年代的國民黨比北洋軍閥故事性高，四十年代的共產黨比國民黨的故事性高。

1945年上半年，共產黨開七大，一個“團結的大會”，動大手腳，下大力氣，為黨再“加故事”，把個鋼筋水泥結構進一步打造得更加牢不可破；下半年，國民黨即開始了“五子登科”，把抗戰期間凝聚的“故事能”迅速地糟蹋乾淨，幾乎一夜之間，國民黨的主體群性就由故事群變成了利害群。然後，蔣介石便率領著這個利害群，扛著美國援助的飛機大炮，去挑戰那個故事濃度空前絕後的故事群去了。

研究群際爭鬥，很多人喜歡沙盤推演，要推演，用我這個沙盤最好——群性三分法，結構分析。推演的大原則是：故事性高的打敗故事性低的。其他那些人數、武器、錢財、糧草、天時地利GDP等等，不看也罷。淮海戰役時，蔣介石到徐州督戰，大發感慨：“當年北伐時我三萬軍隊打孫傳芳三十萬軍隊，所向披靡，今天這是怎麼了？”怎麼了？我們的“群論”可以幫他排疑解惑：北伐時，國民黨是個故事群，孫傳芳是個利害群，淮海戰役時，國民黨成了利害群，而對手則是個故事群。故事群打敗利害群，顛撲不破。

用這種方法論原則，不但可以理解歷史，還可以預測未來。當我們看到一個群落，“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黃炎培·窯洞對），喪失了一切故事性，甚至連人情性都喪失淨盡，連親爹都罵，而成了一個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利害群的時候，便知道它情況不妙。

一個故事群可以很輕鬆地打敗一個利害群，但它很難防止自身墮落成為利害群——利害群必然取代故事群的歷史原理，埋藏在這個邏輯裡。

《內省革命》一文，是專講人類墮落的，讀《故事戰》得先從《內省革命》讀起，以便理解墮落力大於戰鬥力的道理。利害群是人類變壞的結果——隨著人類的墮落，利害群必然產生。利害群是壞人群。

“壞人”兩字挺難聽，別在乎，這裡的“壞人”不是從橫向的人際關係說的，而是從縱向的代際關係說的。不是說，你是壞人他是好人，而是說，人類一代不如一代，我們與我們的前輩比，是壞人。這個道理，《道德經》有經典表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生活在“德世”的人，比“道世”的人壞，生活在“禮世”的人，比生活在“義世”的人壞，今天的人，連“禮”都失了，當然就更壞了——是這個意思。孟子說“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湯武，在我們眼裡已經是聖人了，可與堯舜比就是壞人。老子所看到的人類墮落史，到“禮”為止，若他能活到今天，就會看到，墮落並不是到禮為止，“禮”之後還有故事，墮落的線索還應繼續往下延，因為，顯然，今天，禮，也已經失了。失禮以後是什麼？“法”嘛。所以，他一定還會再加上一句“失禮而後法”。

禮與法有什麼區別？禮，約之以恥；法，約之以刑。禮世，人要臉，“千夫指”的力量就可以約束個人行為。而法世，則與馬戲團馴猴無異，一手拿糖一手拿棍，聽話吃糖不聽話吃棍，完全的利害制約，所以，才叫“利害群”。

很可能，利害群就是人類結群史的終極結局了，是最後的“群型”了，在這個群型裡，法律、規矩、制度、獎懲，就是結群的“糖”和“棍”。

法律、規矩、制度，這些，較之人情、信仰、故事，本是低俗的東西，前者是從後者墮落而來的，然而，低俗的東西較之高雅的東西，反而更有學術道道兒，更有研究天地，因為，這些東西，理性、邏輯、科學更能插得上嘴。於是，低俗的群型反而製造了更大的學術熱鬧——社會科學產生了。新群型催生了新學問。古代沒有社會科學，不是因為古人不聰明，而是因為古代沒有利害群，沒有研究對象，“學術鏡子”不會憑空產生。

本來，人和人不一樣，人文領域因而便被善惡、美醜、凡聖等話題佔據著，由此生長出了宗教、藝術、道德、哲學等思想花朵，那裡沒有社會科學生長的空間。現在好了，人和人都一樣了，都是自私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成為純粹的利益關係了，於是，人，像銀元、牛羊、糧食一樣，可以點數了，可以統計了，可以量化分析了，這樣一來，科學就有用武之地了，就可以用常規的科學方法來認識和解釋人類社會了，就可以為它設概念、建模型、造體系了，社會科學就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