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

1

从冼马城一路下坡，快到周家堡子山下的时候，二哥再一次叮嘱我：“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自乱方寸，记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点了点头。二哥将摆弄了许久的那颗雪茄烟叼在嘴上，扭头看了看身后昏昏欲睡的高德昌。二哥的脸一下就黑了，随之在老高白净的脖颈上扇了一巴掌。高德昌一惊，瞪着双眼，向前挺了挺身子，惶恐地点了点头。二哥对老高的表现很不满意，他转过身子，朝后挥了挥手，老高意欲解释，却在二哥的手势下愣了愣，重新坐稳，但二哥终究没忍住，说：“老高啊，能不能长点儿精神，你可是‘专家’哦——”二哥的后音像麦芒蹿进了老高的衣领，老高猴子一样缩了缩脖子。二哥重重叹了口气。

进箭子镇的路有两条，一条经过陈家大桥，从周家堡子摇摇欲坠的山门下，绕一个半圆，再直插进镇子，像一把带有长手柄的弯月尖刀，而周家堡子则正好在弯月的内侧，整个箭子镇在外侧，形成了一个攻守之势。周家堡子的先人们在此地落脚的时候，就请阴阳先生看过风水，“可保三百年安稳”。另一条路则从陈家大桥的左侧，一个俯冲，直接扎进了东街，这一带是外地人聚居的地方，左边的龙王庙和右边的万寿宫遥遥相对。从这条路进镇子，可以避开乱糟糟的车站和拥堵的中街。但二哥却执意要去周家堡子看看，他说：“二十八年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冬天的午后，正是小镇最为繁华的时光。站在周家堡子的山门上看，西梁山雄踞小镇西端，中街和箭子公路从两侧逶迤而去，周家堡子就像一个弹弓皮夹上的石子，随时都有弹射出去的可能。二哥站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拱门下，背着一身阳光，冲着乌压压的人群大吼了三声。这让我想起了二哥时常挂在嘴边的二十八年前那个初春的清晨，十五岁的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包里装着两件旧衣服和一双母亲新做的布鞋，还有他怀着雄心壮志放进去的一本新华字典），站在黎明的寒气中，也是同样大吼三声——事实上，这三声与那三声并无二致，都没有令箭子镇如他渴望的那样微微一颤：箭子镇没有因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远走他乡而生出一股悲壮的怜念；同样的，也不会因为一个四十三岁的中年人衣锦还乡而滋生出一种谦卑的羡慕。而不论在那个清晨或是在这个午后，周家堡子都显得空荡荡，箭子镇也显得空荡荡，就像是不承认过去，也不奢望未来。小镇生硬地坚持着优胜劣汰的法则：消失的，就一定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跟着二哥进了堡子，一股衰败的气息扑面而来。干枯的荒草从墙根伸展出来，与对面的同伴紧紧咬在一起，路面被遮住了，没有小狗在巷子里乱窜，也没有公鸡追着母鸡卷起一阵尘烟，老牛的叫唤和小媳妇的骂声都销声匿迹了，就像是突然埋伏下来，要在暗处给我们一个惊喜。再往里走，就有坍塌的老屋和摔倒的土墙，还有几分令人心慌气短的宁静。

“像是搬空了。”老高说。

二哥停了脚，向前看了看，又拨开荒草，走了五六步，他站在一棵歪了身子的大槐树下，愣了一会儿，突然指着最深处的一块荒地说：“就那儿，嗯，应该是那儿。”

二哥独自走进了那块荒地，在齐腰深的荒草中，他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孩子，左转，右转，再左转……然而，最终，他像是从彷徨忧郁的失望之态中彻底沦陷了进去，他蹲下，双手掩面，荒草挡住了他的身子，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窟窿。二哥有没有哭，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要么是故地重游的激动，要么是怅然若失的孤独，但不管是哪一种，他都应该为他在这个地方缺席的二十八年摆出一个姿态来。

“你想回去看看吗？”老高问我。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搞得有点不知所措，看了看老高，见他一脸认真，本想笑笑搪塞过去，却最终没笑出来，反而将那一声冷哼从鼻孔里放了出去，这样一来就显出一点不屑，或是厌恶的回应，想修改都来不及了。

“我想家了，想孩子，想老母亲。”老高说。

是啊，一年了，我俩从戎州到了麦城，又辗转到了鲤城，经历了九死一生，如今好不容易站直了腰杆，重新回来了，哪有不想家的道理。但家是什么？当我“脱胎换骨”后，清醒而理智地站在这一片荒草中的时候，我竟然觉得无比茫然。长久以来，我日思夜想的父亲、三草、箭子川、家，经由老高这样一问，仿佛变成了几个空洞的词语。“那些年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我疯疯癫癫的那几年，箭子川人到底是如何对我“恨之入骨”，而我又是如何坚信“拯救”他们？三草是爱我的吗？我是否像之前一样深爱着箭子川……这些都在此时此刻模糊不清了。

“我们有时间回家吗？”老高又问。

“大概……应该没有吧。”我糊里糊涂地回答。

老高重重叹了口气。在“妻离子散”后，他总是这样叹气，要不是为了他那个狗屁不通的秦腔剧本，他可能连努力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再等等吧，等我们真正扬眉吐气了，再回去。”我的声音极小，最后的三个字几乎是还没出口，就被风吹走了。老高又叹了口气。

二哥出来的时候，脸上又挂满了笑，他说：“家没了，家早就没了。”

2

不得不承认我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那五个月艰难时光，对我后来生活的巨大帮助——我几乎摆脱了那种自以为是的精神洁癖。在我突然发现我并不是太上老君座前首席弟子的时候，我竟然清醒地意识到我之前的胡作非为并不是我的本能反应，而我曾经大肆宣扬的“救人出苦海”的荒谬言论，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冷笑话罢了。我甚至明白，我的虚妄和无知完全是潜意识里自我保护的天性所致，那种一直伴随着我的恐惧和突然莫名爆发的因激动而带来的暴躁，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防范和拒绝。而这种貌似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从那个校长的儿子一砖头拍向我脑袋的时候，就已经滋长了出来，折磨了我将近十五年。现在想想，这十五年在我的一生中就像一个漫长的梦，它毁掉了我应该得到的幸福，在我梦醒时，周围的一切是那样陌生，那样紧张，那样让人无所适从。

所以，我对五个月来老高毫发未变的样子充满困惑。他在五个月里度日如年、受尽煎熬。他时常挥舞着拳头，冲着大夫护士大喊：“我没病，放我出去。”但大夫护士才不管这些，他们把持着职业操守：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因而，老高对三哥的仇恨日益加深，他一再表示，等有一天出去了，要亲手宰了他。他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做——逃跑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件事做着准备：他喝过乱七八糟的药水，得过急性肠炎；他试图从二楼的窗台上跳到医院外面的巷子里，结果摔断了右脚踝骨。他费尽了心机，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成了医院严管的“具有攻击性”的重症病人。曾有一段时间，医院的工作人员极为苦恼，他们对这样的病人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院长亲自找三哥谈了谈，但三哥却说让医院再忍忍，让他再住上半年，实在不行的话，就放弃治疗。院长和我们的主治大夫、护士商讨这件事的时候，就在我的病房里，当时我正在做一项治疗效果的测试。院长说：“周主任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护士陈大姐对三哥极为敬佩，她说：“周主任是个热心肠人，他轻易不求人，既然这样说，我们一定尽力办。”于是，医院就对老高加大了看管，我每天都能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大喊大叫，真像一个十足的疯子。我觉得三哥这样做真是太过残忍了，他不能这样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但那时我竟然不怎么恨他，反而觉得老高的确是病得不轻——一个为了所谓的艺术而不顾一切的人，要比我这样执意拯救世界的人病得更重。

“越来越好了。”陈大姐对我的状态十分满意，言语之间也充满了喜悦和兴奋，仿佛是她亲手喂养的母猪生了一窝猪崽。“那个‘作家’如果像你这样配合治疗，他也应该能很快好起来。”

“他到底有没有病？”我终究还是对老高的病情怀有疑问。

“怎么说呢，你看看，你听听，有没有病？”陈大姐这么说的时候，老高正在隔壁呼天喊地地挠墙。我替老高难过起来。陈大姐又说，“病得不轻啊，重度幻想症，幻想症和精神病的区别在于，幻想症患者只会在空中想象出一座城堡，而精神病患者则会搬到这个城堡里去住。”陈大姐总是这样，喜欢在病人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

“那我是住进城堡的人吗？”

“呃，算是吧，怎么说呢，你这种器质性疾病与其他原因引起的疾病有很多相同的临床表现，严格来讲，你要比他更严重一点儿，但你做得很好。”陈大姐给我扎好针，对我竖了大拇指。

“那能彻底治好吗？”

“怎么说呢，”陈大姐想了想说，“只要坚持治疗，积极配合，会……好的。”她说完这话，就匆匆走了，但我还是瞥见了她眼中那不易觉察的为难之情。

后来，我拐弯抹角地先后和三个医生谈过我的病情，发现他们都含糊其辞，除了鼓励我配合治疗，并没有什么确切的结论，这令我一度有些灰心，但医院觉得他们在短时间里让一个像我这样具有十五年病史的重度病人有了正常人的思维，真是一个妙手回春的伟大成功，他们开始在医院的宣传栏上对我做了大篇幅的入院前后的类比。我曾就此事与院长做过交涉，但院长反而质问我：“难道你不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吗？”院长的语气让我十分恼怒，就像一个教师对他调皮捣蛋的差学生表扬的那样：打破零分就是一个奇迹。我不想成为那个打破零分的孩子，也不想成为医院的“样本”，况且，我对自己的病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理智的认识，我承认医生说的“只要不受刺激，就基本上是一个正常人”这样的论断。

尽管我没有变得更好，但这不影响我对三哥的感激之情——不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但我却是因此而受益了。或许，很多时候，恩和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名词，就像法和律一样，我们总是因着我们固有的惯性将它们合二为一，但事实上，它们是能够完全分离开来的，并不相互掣肘。至于老高，从理论上来讲，他并没有改善自己，我也因此对他抱有薄弱的愧疚之心，我觉得三哥伤害了他，我作为三哥的亲兄弟，理应承担这个罪责。

那是劳动节的午后，医院的工作人员外出聚餐，老高在早上鬼哭狼嚎地吼了一阵——这是他每天早上的必修课，仿佛不这样做，他就会被别人遗忘。说真的，有时候，我就觉得老高是故意这么做，他想引起别人的重视，他更想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写过上百万字文学作品的作家。自从进了这里，他比以往更加看重“作家”这个称号，他强烈要求医生护士以及病人们都叫他作家。他对那一沓始终随身带着的秦腔剧本珍爱如命，所以，在他安静的时候，一定是为那个剧本的修改绞尽脑汁：一会儿仰天长啸人生如梦；一会儿低头叹息怀才不遇；或兴奋疾走，或辗转反侧……“你知道我的作品的分量吗？——能得诺贝尔奖的！”他逢人总是这样毫不脸红地夸耀。

我说通了值班的护士去看老高——护士们大都知道我是周主任的亲弟弟，再加上我在病情好转之后越来越彬彬有礼，使得我在医院能像正常人那样自由行走，甚至能加入到护士们的聊天当中，搞得她们很多时候都误以为我真的就是个正常人。老高正对着那一沓稿纸发呆。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如梦初醒地回过头，看着我傻傻地笑起来，这让我很不习惯。要知道，以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都是暴跳如雷，先是骂三哥背信弃义，置他于死地，接着就又骂秀萍忘恩负义，与外人合伙整他，然后就责备我在他背后捅刀子，骂我是个不仁不义的家伙，最后，他就劝我一起逃走。他说，等出去了，就找我三哥和秀萍算账。我倒是同情他被困在这里的憋屈，但一想到他要找三哥的麻烦，我就不理他，我无法做到“他不仁我不义”，只好以我的病情做借口，一而再地搪塞他。

“成了。”他说，“这是第五稿，再不改了。一定是个惊世之作。”

“哦。”我应了一声。我无法体会他的喜悦。

“我一定要把它排出来，让世人看看我的才华。”老高握着拳头站起来，盯着我两眼放光，见我无动于衷，又说，“不，应该是我们，这军功章里也有你的一半。”

“不，与我无关，都是你的……”我慌忙摆手。

“你知道吗，是你给了我灵感，不然，我也做不到如此完美。”他又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那又怎么样呢……”我本想着再劝劝他，让他回到现实中来，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这是我最后的梦想，为了实现它，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忽然在屋子中央站住，盯着紧闭的门说，“我不能再在这里耗下去了，不能活，毋宁死。”他攥紧拳头挥了挥，像一个悲壮的将军。我说：“还去报仇吗？”老高说：“我的命都在剧本上，只要剧本有出路，其它一切皆是浮尘。”我说：“老高，我一定帮你实现愿望。”老高说：“是啊是啊，与子同裳，与子偕行！”我说：“对，奇迹已经出现了，就一定还会有奇迹。”老高望着我，眼里闪着泪花。

于是，就在那个晚上，我骗取了值班护士的信任，和老高一起，在摄像头顾及不到的一个死角，翻墙而出。

3

我们最终还是从“弯月尖刀”上直插进了箭子镇，像淹没进洪流中的泥鳅，在一个紧接一个的浪头拍打下“九死一生”，后来被困在车站上无法进退，大约两个小时后，二哥才听了我的建议，放弃了沿途一观的荒唐想法。他嫌我车技不行，只好亲自操刀，钻空子从周家旅店的巷子将车开了进去。一步三等，又是半个小时，才到了“易水茶馆”。

这是小镇东边临街的铺面，算得上是小镇最为破旧的地方，按照主人老七的说法，大约可以上溯到明国初年。茶馆附近是镇上的百货批发市场，来往客商较多，茶馆则被困在人声鼎沸的漩涡里，像一只老得不能动弹的病猫。三间黑洞洞的土房，经过常年累月的烟熏火燎，连那招牌都像是从火堆里捡出来的，黑乎乎一片，“易水”两个字几乎无法辨认，好在“茶馆”两个字还较为清晰，坚毅地伸展着模样，显得萧条清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