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本与物本之间

作为自身生命的当事者，从人的立场出发，是人本能的倾向和自然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凡是人的思想行为，都或多或少具有人文性质。生身为人却不从人这里出发，反而绕道拐弯从别的什么事物那里出发，为某种非人乃至反人的东西着想，以其作为标尺来度量人的高度，衡量事物的重量，标示价值的方向，倒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值得进一步究问。

概括而言，可以作为人出发地的，除了人本，就是物本和神本。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视神灵为天地的主宰，人为神灵的仆从乃至造物，这种以神为本的观念相当普遍。凡事都要祭祀祷告，祈请神灵的应允、帮助与救援，听从其强力意志的安排，此类现象存在于各个文明的发源期。但人们之所以匍匐在神灵脚下，并非为了利益神灵，助长其君临时高踏与睥睨的威势，而是对它们有所企图，希望借其神幻的魔力，来排除各种可能的灾变，达成自己当前难以实现的目的，增进自身的利益，缓解内心的焦虑与不祥之感，即所谓借天威以遂人愿。表面上看，似乎是从神本立场出发，其实脚跟还是踮立在人本之上，不过是弱者利用强者的策略罢了。只是因为对神灵的依赖不断复加，忘了先前的初心，导致自身自主性的丧失与放弃，扶也扶不起来了，于是看起来就像是以神为本的样子。

物本是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的资粮。人本在地球上的成立，需要物本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是物本主动过来迁就与成全人本，而是人通过某种方式去谋求与获取。相对于人渴望得到的支持，物本的给予总是显得吝啬而又不确定。因此，人稍不留神，就会依附于物本，并为其所劫持，人本的位格也就随之堕落于物本之下，呈现出一种沉沦的状态。物本主义由来已久，也是近代以来市井间最为流行的思想之一，人们被裹挟其中并推波助澜，然究其初衷，还是出于填满人自身不断扩张的欲望沟壑，而非是为了物质的增殖与繁荣。只是当物欲强化到了迷狂的程度，便会将人连根拔起，导致本末倒置而已。因此，以神为本和以物为本，都无非是以人为本的异化形态，特殊的版本。

从一个原点出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以人的生命存在为起点，可以有不同的路线行走，当然也就会有不同的终点与归宿。人文主义的思想，并非只有一种可能的形态。或者说，并非只有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才是真正和唯一的人文主义。在西方意识形态之外，人文主义还有其他形态存焉——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就是一种极为深沉的人文主义。它对人本的领悟、对人性内涵的挖掘，远比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更为深邃与开阔。也许正是这种深广突破了人们所设定的边界，引起概念的歧义，使之被误解为一种非人文乃至反人文的思想。

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智者学派的兴起和苏格拉底的出现。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但它作为一种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则是在西周开国的时期实现，而后由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加以发挥，最后在宋明理学中得以延续与终结。系统考察两种人文主义的流变过程，比照西方当代的人文思潮，有一些值得可以展开的话题。

西方人文主义的流变古希腊的天空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发萌于古希腊城邦时代的雅典。供奉阿波罗的德尔菲神庙里，镌刻着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进进出出的人们都熟视无睹，直到苏格拉底读出了其中的意思——这可以视为古希腊人文精神的起点。苏格拉底和之前说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智者普罗泰戈拉，堪称西方世界最早的人文思想者。与寻找自然世界循环往复之始基的思想者们不同，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是最早从人的立场来看待人与世界的哲人。他们开始为人的灵魂操心，以人的存在为尺子去丈量万物，避免了认识世界却不认识自身面目、仰望星空却掉到泥坑里的尴尬。但要再往上追溯，普罗米修斯或许也可以算是希腊的人文始祖，虽然他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却对人类的命运充满同情，并且站到人的立场上，为人间盗来了温暖的天火，因此受尽了酷刑的折磨。“认识你自己！”他语重心长的教谕，是一种深刻的开示。如此说来，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与其说是来自人的觉醒，毋宁说是来自神的启示。

在世界各个文明发源地中，希腊的天空可能是最为低垂的（日本与之相仿），其宽阔度也与大地相当，生活在空中的诸神与人类的聚落相去不远。这些神灵除了具有超出凡人的神通变化能力，不食人间烟火，因而永生不死之外，其余的方面与人没有多少区别。尤其是德性的方面，他们自私狭隘，嗔恨嫉妒，狡猾奸诈，贪婪歹毒，争勇斗狠，与凡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似中国古代的神仙，大都是道德高尚乃至圆满之人，与世无争，逍遥自在于星际云端。

希腊的天空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国度，最高的神祇为了维护地位免于颠覆，会用极端残忍的手段阻止孩子的出生，或干脆吃掉自己的孩子；而为了推翻父亲的统治，儿子也会割掉父亲的生殖器官，甚至将其杀死。作为宇宙之王的宙斯，具足七情六欲，狭隘的心胸时常充满怒火，喜怒无常，且以乱伦之恋为乐事，代表不了天地的正义。为了阻止下一代的出生，他不惜吞噬自己怀孕的老婆。为了避免妻子赫拉的嫉妒，他曾经变成公牛跟人间的女子结婚，还曾化为天鹅潜入洞房与他人新婚的娇妻做爱。在儒家看来，他是与商纣王差不了多少的暴君；在道家与佛家看来，他俨然是一个邪恶的魔头。贵为天后的赫拉，自恃是宙斯的妻子，世界的主权就躺在她的枕床之上，浑身的淫威更是丝毫不容冒犯。当得知自己用乳汁喂养的竟然是情敌的孩子，便立即派了两条凶恶的毒蛇，从门缝里钻进情敌的卧室。很难想象，象征美丽与爱情的女神维纳斯，却是乌拉诺斯神被砍下的生殖器在海上漂浮的产物。她仗着自己性感的姿色，相继与不同异性交媾，最后嫁给了众神当中最丑的瘸子——赫菲斯托斯，而后又因为寂寞难耐和英俊的战神马尔斯出轨了。在这个神话的国度，血光与情色的浪漫是不衰的主题，争勇斗狠与争风吃醋成为英雄的本色，杀父与杀夫是最戏剧性的乐章。战神阿瑞斯和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婚姻，正如让-皮埃尔·韦尔南《宇宙、诸神与人》中所说，揭示着这样的矛盾：“前者使人分离，相互反对，甚至暴力相向；后者让人彼此欣赏认可，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事情总是一体两面，如果一面是爱，是热情，诱惑与性欲，另一面就是暴力、战争，征服与压倒对方。”

希腊神话传说是人间生活在天空中的投射，叙述的是希腊人的人文想象。其中隐含着的，与其说是一种天道的义理，不如说是一种人道的精神。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虽然是天界的存在，但他们毫无超脱的情怀，身上散发着人性的气息。他们不过是生活在天上的俗人，跟《金瓶梅》里的人物差不了多少。他们当中男神通常是赤身裸体，女性神多为半裸，形象丰盈健美，性情外放，丝毫不掩抑内心的欲望和爱恨情仇，在天地之间游戏神通，淋漓尽致地施展自身的威力，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愫，没有任何道德的顾忌、伪装与遮拦，活得恣肆和任性。诸神的生活不是向内修为，调伏自己的心性；而是向外扩张，舒放自己的情欲，以战胜与控制他者为乐。彼此之间较量的不是德性，而是力量与智慧的强弱，体现着天界的丛林法则。他们最为热爱的是感官之美，而不是心性之善，为了得到美人、美物、美誉，他们斗得死去活来，将各自都变得愈加凶恶与歹毒。这些活得一点也不憋屈的神灵，奉崇以力服人的观念，以恶的方式来追求美，最缺少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非但在自身的国度明争暗斗，而且要将乱源引向人间，挑起各种的纷争与混乱。作为众神之王的宙斯，就因为阿波罗同情人类，便加以无情的惩罚。他还不怀好意地制造天下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在赋予她倾国倾城姿色的同时，加入了恶犬般的贪婪和偷窃的品性、说谎的习气，他还让潘多拉打开魔盒，将封藏在其中的各种破坏力散布到了人间。“就拿特洛伊战争为例，诸神趁着在山顶与人类近距离接触的时机，把自己急欲摆脱的坏事与灾祸转移给人类，将所有恶的东西逐出自己生活的光明所在，撒播到地面人间。”一颗刻有“献给最美女神”字样的金苹果，在人间引发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在战争中，诸神分成两派，直接参与一场毫无正义可言的流血战争。“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每当神碰到麻烦棘手的问题，或是有什么拒绝去做决定，不愿去负责任，就把烂摊子丢给凡人去收拾，一如他们把不想承担的不幸或灾难都送到人间。”

希腊天空里神的谱系十分完备，庄严的神庙遍布希腊各个城邦。它们的示谕深深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但作为高于人的存在，神似乎并不能引领人投奔光明。在这个世界里，“正义就是对强者有利”，而不是同情与扶助弱者。神话是希腊人文化的母乳，他们就是在这种神话传奇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其人文精神也是这种神话叙事暗示的结果。 因此，希腊神话可以视为一种以寓言形式诠释的人文精神。

神且如此，何况人乎！在希腊人那里，人是比神要低级的存在，他们对神都没有超越性的道德要求，更遑论对自身的要求了。可以想象，在苏格拉底之前，仰望诸神的希腊民众，其人性状况是什么样子。学者杨适先生指出：古希腊神话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人与人、城邦与城邦、阶级与阶级之间残酷的利益纷争。雅典是古希腊政治、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城邦，其政治体制更为后人所称颂。但雅典的昌盛是建立在霸权和奴隶制度之上的，它是一个帝国，有许多城邦受其统治并向它纳贡。对外，它与诸多邻邦特别是斯巴达冲突不断；对内，对大量人口进行奴役，有特权的公民同外邦人之间、本邦公民之间存在着权利的纷争。“雅典历史和繁荣的高峰，是以扼杀其他城邦的自由和其他许多人的自由为代价的。因此当它夸耀自己的光辉成就时，整个希腊世界已经在指责它了，许多属国还以起义反抗它的统治。”通过对内压迫和对外攫取，来拓展生存空间和积累社会财富的生存方式，不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势必受到被剥夺者的抵制。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也体现了“正义就是对强者有利”的法则。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军队远征并吞并弥罗斯，在与弥罗斯人的谈判争论中，作为希腊文明代表的雅典人，赤裸地说出了他们奉行的理念：“关于神祇的庇护，我们相信我们和你们都有神祇的庇护。我们的目的和行动完全合乎人们对于神祇的信仰，也适合指导人们自己行动的原则。我们对于神祇的信念以及关于人的认识，就是谁是强者谁就统治。这是自然造成的。这个法则不是我们创立的，也不是我们第一个运用的。……你们若是处在我们的位置上，也是会这样做的。”这种源自游猎文明的思想，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智者学派的出现才开始受到质疑。按照修昔底德的理解，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而说到底则是“由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这种源自希腊神话的将灾祸外移转嫁的逻辑，使雅典的兴盛在持续半个世纪之后，走到了悬崖的边缘。也就在这个时候，苏格拉底出现在雅典的广场。

苏格拉底：一个路标似的人物

塞诺芬尼和普罗泰戈拉二人，可能是最早对奥林匹斯诸神生起疑情的哲人。塞诺芬尼对奥林匹斯诸神十分反感，他毫不客气地指责：“荷马和赫西俄德将人间的无耻丑行都加在诸神身上：偷盗、奸淫、彼此欺诈。”这些无休止的争斗是先辈们的虚构，他们其实是按照人的样子来描绘神灵的。这没有什么奇怪，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诸神扁鼻子黑皮肤，而色雷斯人则说他们的神灵蓝眼睛红头发。“要是牛、马、狮子也有手，又能像人一样用它们的手做事，那么马画出来神灵的样子就像马，牛画出来的像牛，各如其类。”这种虚构出来的神根本就不值得崇拜。真正的神灵是善良的，他深藏于一切事物的隐秘的内部，是超感官、无始终的唯一存在，全视、全知、全听的神，“毫不费力地以他的心灵的思想力左右一切”。显然，塞诺芬尼信仰的不是群神乱舞、怪力乱神的世界，而是比奥林匹斯诸神更为崇高的唯一神祇。

智者普罗泰戈拉将哲学的关怀转向地面，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关于神，我无法知道它们存在还是不存在。因为有许多障碍使我们得不到这种知识，一则这个问题暧昧不明，再则人生是短促的。”大有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意思。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还搞不清人是什么之前，他就把人当成一把尺子，去度量世界上的事物，将出发点从神本转移到人本上来，让人站到世界中心的位置。但在人本的方向上，他并没有走出多远，走远的是他身后的苏格拉底。“划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恰恰是在人的问题上。”可怜作为智者的两个人，并不招希腊人待见。他们一个死于被驱逐出境途中仓皇的触礁，另一个死于饮下致命的毒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