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转向和生命之思

一

2020年，大家都提“后疫情时代”，其实预设了疫情的迅速过潮。新冠疫情让大家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武汉疫情结束后，人们说“后疫情时代”，潜台词是疫情已成过去时。那时谁也没想到新冠疫情会持续如此之久，以至于真正的“后疫情时代”一直没有到来，到来的只是“疫情后时代”。从字面看，“后疫情时代”是指疫情结束之后的时代，“疫情后时代”则是指疫情发生之后的时代。回头看，三年前我们匆匆宣布进入“后疫情时代”有点太乐观了。一直到2023年5月5日，世卫组织才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在此时来显影、沉淀和提炼我们曾经、正在或将要经历的情感裂变和转型，既合适，也必要。

回想新冠三年，耳闻目睹，切身经验的事情千千万，可要桩桩件件说清道明却不容易。人性终究健忘，信息大爆炸时代的人更加健忘。因此，聊记几笔，录其所思，即使于人无甚裨益，于己却并非可有可无。

二

疫情之后，线上教学和会议无疑成了最重要的教育和学术场景之一。线上会议在技术上早就出现且成熟，但却是疫情使其得到广泛应用。线上教学或会议如何塑造了参与者的感受、体验和情感？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线上教学或会议的优势不言而喻，时间和经济成本的节约，便捷性、传播性上都有优势。疫情前，很多高校的讲座基本是现场、线下的。疫情后，线上讲座大增，绝大部分向所有听众公开。即使设了密码，你要真想听，总是可以问到密码。线下讲座的尴尬是，要不是听众太少，就是教室太小。很多情况下，一些很有水平，但还不具有出圈名气的专家，常有讲座遇冷的尴尬。假如不事先动员、精心组织甚至落实任务，专家很可能要面对教室里只有寥寥几人的尴尬。很多高校老师当有共同感受，办讲座，邀请专家固然不易，组织学生有时更加困难。特别是碰到学期中间的学术旺季，各路神仙轮番登场。通常，学校或学院领导出面邀请的专家优先安排，学科或教师个人邀请的常常场地或听众协调不过来。教务员说：对不起，陈老师，这个时间您要的场地没有了！好吧，场地也未必非此不可。可是且慢，很可能接着辅导员会苦着脸跟您说：陈老师，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时间学生已经被安排光了。接下来还会小声嘟囔一句：最近讲座实在太多了，学生们意见很大！据说越好的大学，讲座听众越少。当然，明星或政要的讲座除外。

线上讲座就完全没有这种烦恼了。会议号申请，按需分配，应有尽有；听众也不用担心，海报一出，自有天南地北的爱好者闻讯赶来。线上讲座解决了既往的学术供需矛盾：想听的人听不到，不想听的被强拉去充人头。你会发现，线上会议带来了海量学术资源的共享，过去很多人多多少少还带着某种狭隘的本位主义——辛辛苦苦组织个讲座，本校没几个人来听，全是不认识的人，何苦来哉——疫情使线上讲座变成最常见的现实学术场景，从学术的共享性来说，无疑是相当积极的。

可是，事情当然有另一面。很多线上直播，即使是学术这种小众话题，参加人数往往也是几万起。若不能看穿这种数字的虚幻性，就是自欺欺人了。一场线上讲座，上线人数是水分很大的数字，如果再公布持续在线时间，数据就没那么光彩亮丽了。很多人在线时间还不到一分钟，瞅两眼就下线了。很多熟人活动，若非真正感兴趣，不过是上个线，截个图，发个圈以示支持，这已经是很够意思了。真正从头听到尾的，多乎哉？不多也！从现实讲座中途退场，是有一点心理压力的，但从线上讲座退场，这种压力几乎没有。须知人在现实和线上的专注力大不一样。所以，人从线上讲座获得的和线下获得的同样大不一样。

2021年11月，福建师大邀请谢有顺教授做讲座，因为疫情最终只能线上进行。讲座前有经验的朋友提醒我，腾讯会议免费申请的限额是300人，谢教授的粉丝众多，可能很多人会被拒之门外，不过可以同时开通一个B站的直播链接，以造福广大爱好者。我征求谢老师意见，他以为大可不必，他的意思是，一个学术讲座，如果有三百个用心听的人，已经非常难得，无需刻意在传播上花太多功夫。事实证明，讲座中间，确实一度人数到顶，不少朋友反映无法进入会议室。但不久之后，随着一些围观打酱油者的退场，又腾出了一些位置。此后陆续有人进进出出，总人数恰在300左右。可见，真正想听，并能自始至终听完者，不可能会被拒之门外；而那些打卡的、围观的酱油瓶，他们并非理想听众。后来我想，如果我们开更多平台的直播，在宣传和传播上花更多功夫，一定能实现更大的引流。让优质学术资源在更大范围中获得传播，此种努力自然值得尊重。问题是，学术的大众化传播是否是所有学人都需自觉承担的职责？而且，是否所有的学术都可能进行大众化传播？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疫情后不仅赛博学术无所不在，赛博教学也变成日常。从我的切身体会来看，线上授课就像夜间驾车，虽有车灯指引，你知道路线、路障和方向，可是驾驶体验与白天终究大不相同。疫情之初，学校纷纷做出应对，要求线下切换线上，不返校，不停课。老实说，我不喜欢线上上课。上了近二十年课，扪心自问，我是喜欢课堂的。走进教室，面对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表情和眼神，有期待的，有好奇的，有淡然的，有无所谓的，都可以。与这些眼神一对，你大概就知道怎么开场了。你需要这样的“道路信息”，它们提示着路况，是八车道还是四车道甚或是单行道或崎岖山路，路况不同驾驶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可是，在线上课堂，这些信息一律是没有的。你需对着小小手机屏幕，自己打开水龙头，让自来水自顾自地流淌，四十五分钟后，再自行拧上。这个过程，其实是艰难的。你面对一个黑暗中的水池，你不知道你抛出去的石子激起了怎样的水花，或是竟完全就抛到了池外。某一刻，你会觉得自己像个面对一片黑暗不断重复抛石动作的古怪人，动作怪异甚至荒诞。不，必须让学生打开镜头，必须让学生打开喉咙，必须让互动发生！学生说，对不起老师，我在宿舍里，就不开视频了！对不起老师，我在宿舍里，不方便开语音，其他同学也在上课。学生说，老师，我们可以打字。那么，你们听得清吗？听得清！听得清！听得清！听得清……（哦，这弹幕的一代）这个问题怎么看？沉默。你们怎么看？又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正当我决定放弃之际，会议室聊天框里突然出现大段大段的论述（我猜，刚才他们一定百度去了）。好吧，我输了！我还不如对着黑暗独自抛石子呢！

作为一个课堂热爱者，我很早就意识到，课堂和讲座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一场讲座的时间往往不超过两个小时，一堂课的时间看似是四十五分钟，其实是一学期。讲座要在两个小时内讲完相对完整的内容，所以讲座知识密度更大，互动性更弱。一个学期的课堂可以发酵出很多东西，在知识之外，课堂可以创造出更多人与人之间的观察、互动和交流，这在讲座中几乎是很难完成的。讲座是一次一千米的竞速跑，课堂则是坚持一个学期的更注重拼耐力的长跑，它们需要各自不同的呼吸方式。

几乎每年我都会面对学生关于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之区别的询问。两者我都干过，凭良心说，我不能说大学老师比中小学老师更轻松，但是，大学老师一定比中小学老师更有自主性，更有自我成长性。回望我作为高中语文教师的生涯，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每个时间段都塞满了规定的任务。充实倒是很充实，可是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实在很小。所谓园丁，你被分配给一个花园，工作便是看护里面的花草，获得一个位置的同时，也被这个位置彻底锁定了。可是即使如此，我还是会如实地告诉学生们，老师和园丁是不一样的，园丁每年面对的花大同小异，老师每年却总能面对各不相同的学生。老师是摆渡人，学生才是新鲜的流水，他们会带来完全不同的风景。这才是教师生涯中最快乐的部分，而承载这一切的，是课堂，并且是线下课堂。

在一个学期甚或更长时间的课堂上，你和学生逐渐熟悉起来，像茶叶慢慢被泡开，茶香弥漫到时间中。这是一个微妙而有意思的过程。这是赛博课堂所无法拥有的灵晕。真实课堂是有灵晕的，这是一个本雅明的概念。本雅明以为机械复制时代之前的艺术品是有灵晕的，所谓灵晕，就是雨后远望萦绕于山间的岚气，远观则有，走近则无。这种灵晕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消逝了。在我看来，再差的线下课堂也是有灵晕的，它来自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气场氤氲。这是课堂的灵性，在赛博课堂它被取消了。

疫情之后，线上课程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我虽参与过一些线上精品课程或所谓慕课的建设，对其意义却颇不敢乐观。线上课程跟现实课程完全是两回事。教育的实质是人与人的交流，人对人的唤醒。知识的传递很多时候也是以心灵的共振为桥梁的。没有人与人的共同在场，教育就不存在。2022年因为疫情，我所在的学校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封校过程。回想起来，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学生向我求助。学生说长时间无法走出校门，并非最难受；每天排队检测核酸，也非最难受；最难受的是精神的困惑，是看到、听到那么多关于现实的不同声音。这些声音好像都有道理，却也互相驳诘，社会现实展开了课本知识所无法解决的面相。“我并没有遇到太多现实的苦，在学校里，还有得吃，有得住。最难的是思想的困惑！”说实话，学生的认知困惑我并无锦囊妙计，但我珍惜这“困惑”，也珍惜还为困惑痛苦着的年轻心灵。当我们将困惑的痛苦从心里卸下，当我们不再为苦难、为真善痛苦，我们所获得的那种平静是世故的代价，是教育的失败。在赛博教学中，我所担心的是这种精神困惑（区别于一般的知识困惑）的载体并不存在。没有精神困惑的教育，终究是不完整的教育。

三

再说说去年中山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一次会议。

时在2022年11月27日，名谓中国创意写作·青年论坛。主其事者乃刚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职不久的著名青年作家王威廉。王威廉刚从广东省作协调到中山大学，任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初到高校，万事新鲜，摸着石头过河。此事原是中山大学的全国大学生“逸仙青年文学奖”的系列活动之一。早在半年前，王威廉便在微信上念叨着，希望借此机会，朋友们聚首中山大学康乐园，也是一件快事。新冠疫情以来，尤其是2021年底之后，多少文学活动延迟或取消，或线下转线上。朋友们最常说的是，什么时候能开一次线下会议啊！线上会议，成本低廉，高效便捷，自有重要的技术优势。可是，见面和不见面，终究不一样。线下会场，那种话语交锋、眼神交流和精神磁场的交汇，那种会上会下的碰撞和切磋，正式发言和场外闲话，自是线上会议不可替代的。很多时候，线下开一次会，成了朋友；线上开十次会，仍是熟悉的陌生人。所以，疫情期间，特别是正身处“静默”的朋友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说，什么时候能见面开会啊！那种见面的渴望，对自由流动的渴望，对正常文学生活的渴望，那么真切，那么强烈！

筹划会议之初，王威廉就说，我才不办线上会议！微信言语，语气跃然，如在眼前。我理解，也赞同他的坚持。可是，他大概并不知道，这次论坛，终于也不得不成为线上论坛；当然，他也一定没想到，这次论坛，线上举行，却比线下要更令人印象深刻、久久难忘。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2022年10月份，广州疫情日渐严峻，海珠区是中心，而中山大学南校区正是在灾情中心之中心——康乐村。随着疫情事态的发展，王威廉不得不一次次调整“逸仙青年文学奖”和全国创意写作、青年论坛的计划。从全线下改成线上线下结合，又从线上线下结合改成取消“逸仙青年文学奖”颁奖，纯线上举行全国创意写作·青年论坛，时间定在2022年11月27日下午至晚上。当王威廉通知我时间和论坛形式时，我从电话里感到他无奈的释然。一件事，只此一途，心里也就不再挣扎，这是释然；可终是下策，这是无奈。“就算完成一件事吧！”

大概大家都想不到，11月27日前后，参加论坛的很多人，大部分哪里都去不了，只能静静地待在某个地方参加线上论坛。这次会议特别就特别在，它虽在线上，但大家被触动了心弦，就着“创意写作”这个论坛，都谈得动情、入心。

谢有顺教授首先发言。按照会议流程，谢老师是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他一上来就说：“不善致辞，代表自己，感谢大家在艰难时刻参加此次会议。”谢老师交代，此刻他在深圳的一个宾馆里参加会议！广州疫情前他外出开会，后来就回不了家了。深圳与广州有半小时动车车程，本扶摇可接，但此刻在鹏望穗，咫尺天涯。这份感受，大家都心有戚戚焉。谢老师随后就议题作了一番精彩发言。谢氏口才天下知，大学时代，他跟随孙绍振先生参加活动，就被赞“这个年轻人表现最好”。当日发言也许不是谢老师最精彩的发言，却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发言。谢老师说：